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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学的地域文化阐释
——读邓经武《20世纪巴蜀文学》 |
| 《四川日报》（2000年2月22日） |
| 相对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而言，20世纪的百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它却发生了由传统跨向现在的巨变，沿袭了两千多年“超稳定结构形态”的封建政治经济体制崩塌了，建构在儒家纲常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封建思想文化的权威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化思潮滚滚东来，深蕴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性、民主性精华经过发掘和整理而熠熠生辉，外来进步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革命和现代化实践过程中，逐渐整合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文学是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的花朵，文化是文学的土壤，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是在20世纪中国的特色文化土壤上生根开花的。对于各省区的现当代文学如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山东文学、山西文学、四川（含重庆市）文学等等而言，该省区的地域文化则是一块“底肥”充足的沃土，往往深刻地影响作家的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文学既然是文化的结晶、文化的载体，那么从文化学的角度切入对它加以诠释就十分必要，非常有意义了，它可以拓宽研究的广度、挖掘研究的深度，还可以创建全国或地方文学史研究新框架、新体系。邓经武君新近出版的专著《二十世纪巴蜀文学》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该书以多维文化视野考察四川新文学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域外文化与域内文化的联系，特别注重把20世纪四川作家作品与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追述其承传性，不乏言人之所未言，见人之所未见。这正如洪钟老在为该书的“序”中提到的该书论述特点：“廖平影响吴虞，吴虞又影响了巴金。巴蜀文化的叛逆精神又影响了郭沫若。这些都是较深层次的探索。” 关于四川现当代文学与巴蜀文化关系的研究论著，我们在近年欣喜地读到了两部，一是李怡教授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一是邓经武副教授的《二十世纪巴蜀文学》。李怡君对四川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巴蜀意象”的概括、对四川现代作家继承和创化巴蜀文化传统而呈现出的艺术个性的揭示等均颇富学术见地，何开四先生、吕进先生等专家教授（笔者曾忝列其间）热忱推荐，其被评选为第六届四川省优秀社科研究成果。邓君的《二十世纪巴蜀文学》与《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一样地采取了多重文化、尤其是巴蜀文化视角，但同工而异曲，有新的体系（世纪整体）、新的创意（从区域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及时潮的交汇等视 角）、新的特点（成系统的区域百年文学史）。 “传统的基础与外来理论的移植，从创作的模仿，到独创的探索”，《二十世纪巴蜀文学》能贴近学科研究前沿，以建构地域文学史所需要的史识，在中外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去看本世纪中国文学和其中的巴蜀文学，并归纳出其运行特征。整个世纪中巴蜀文学以人数众多、名家辈出和风格独异而与江浙作家并驾齐驱，世人公认的“鲁、郭、茅、巴、老、曹”称谓，40年代沙汀的乡镇人生小说，60年代“革命颂歌”体文学代表《红岩》和马识途的《清江壮歌》，80年代首届“茅盾文学奖”榜首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巴蜀怪杰”魏明伦的突进冲决以及本世纪末整个新诗潮中的巴蜀青年诗群，都无一不体现着中国文学特定时期的典型特征。因此，研究20世纪巴蜀文学，自然也应该成为研究本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邓经武《二十世纪巴蜀文学》着眼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运行、发展的大脉络，落笔于巴蜀文学发生衍变的历程，对每个特定阶段巴蜀作家的创作概况，都有专节从“面”的方面进行论述，又用专章、专节论述在全国文坛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家，点面结合，从而体现着“史”的系统化和体系性。即使是“概述”中那些被屈居于“面”上的作家如邹容、吴虞、曾孝谷、“浅草———沉钟社”的巴蜀青年群体、阳翰笙、李初梨等后期创造社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红军戏剧的代表李伯钊、陈其通，以及童恩正的科幻小说、新时期“大巴山作家群”等，都无一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相当影响的作家和文学现象。作者落笔于巴蜀区域却着眼于中国文学的整体，这就表现了“史家”的眼力，也形成其独具的特点。 该书的突出特点，还在于从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运行的背景中，从中西文化碰撞交汇，中国整体文学与巴蜀区域文学关系中去建构自己的体系。前面说到，本世纪巴蜀作家大都因为其独特风格在文坛上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也就是说，被研究对象本身已为研究者提供了选题价值和丰富的内容，但另一方面，围绕这些巴蜀作家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这又对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创新、深入的难题。该书正是从中外文化的交汇、区域性与全国性、传统文化积淀和现代思潮关系等新视角，实现和超越了突破。如对郭沫若，就从其自由个性和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表现，剖析为其童年家世、故乡山水、巴蜀文化传统及民俗风情、外来文化思潮影响的综合作用，并将其与鲁迅、艾青、巴金、李吉力人、沙汀等的性格进行比较论述（P64）。对巴金，用文艺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理论论述其思想、性格在创作中的表现，甚至指出他在无意识层面所表现的一些与现代进步思想相悖离的情况（见P154～155），“集体无意识的复杂性带来巴金作品表现的矛盾性”（P154）；又用人类文化学的视角，说明巴金所崇奉的“原始的正义”、“直爽的性格”、“正是巴蜀文化和区域人文精神通过民间民俗途径直接作用于巴金的珍贵遗产”（P163）；“巴金对无 政府主义的热情，正是由于其童年价值心理图式的同构感知所致”（P168）。所引材料为人们所熟悉，然本书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去看，揭示出传统积淀和文化遗存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巨大作用，这就体现出研究的新意。 文化学研究，离不开比较。比较方法的运用，也是《二十世纪巴蜀文学》视角新颖、论述深入的原因。该书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去论述李吉力人融会巴蜀文化与法兰西文化所表现的艺术个性，从梅里美和艾芜笔下塑造的相似人物，去分析比较两个作家因为国家民族、时代和社会地位不同而在创作中表现的差异，即：“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状况，既有的民族道德心理积淀和中华民族生活方式的范式使野猫子的反抗方式不可能是嘉而曼式的”（P108），“她辗转于艰辛的求生之路，逃避着追捕和压迫，没有嘉尔曼式饱享物质文明后的精神空虚，更没有南欧风情的淫侈放荡”（P109），“艾芜小说的个性，深受巴蜀地域文化的影响”，“近代蜀中帮会袍哥势力自成道德体系以及义侠犯禁抗拒封建统治的现实存在，都对艾芜的思想和创作产生着影响”（P111）。 温故是为了知新，建设21世纪新型中国文化必然地要立足于本世纪的经验教训，这本四川区域文学断代史的出现，既是20世纪百年文学史的积淀，又可作为21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巴蜀文学创新发展的理论参考借鉴，虽然在材料取舍、作家定位等方面有些还可以商榷，但是它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纪区域文学史框架。我希望能读到更多这样的著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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