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开放同行——访著名作家张贤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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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20年在我身上留下的印痕或许比别人更典型、更突出。”涉及“改革开放对作家人生历程的影响”这个话题，张贤亮立刻来了精神，放下吃了一半的晚餐，情绪饱满，侃侃而谈：“我的命运发展几乎和整个社会的命运发展同步，有时甚至是超前的。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就得不到肉体和精神的解放；没有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我就不会下海办实业。”
　　身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的张贤亮是在自治区庆祝4O大寿期间“偷偷跑出来”参加在杭州举行的谢晋从影50年纪念活动的。之所以“顾此失彼”，缘于谢导的名片《牧马人》——该片改编自张贤亮在1979年获得平反之后创作的重要作品《灵与肉》。张贤亮说，回忆劳改队的生活，最感动的经历就是1964年的一个晚上在露天看谢晋早年导演的片子《红色娘子军》，那一晚，风吹鼓着银幕，猎猎如旗。张贤亮走过的工年“苦难的历程”，从他1979年之后陆续发表的小说中，读者可以试图感受。通常认为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璘即本于生活中的作者自己。随着《灵与肉》获1980年“全国第3届短篇小说奖”，《牧马人》获1981年第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张贤亮和“老右”许灵均的形象一起走入刚刚解脱心灵禁铜的国人心中。
　　作为“和全民族一起蒙难的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的全部小说都可以看成是个体生命和社会政治的二重组合。一种超越个人自我实现的对国家、民族和时代的忧患意识，在张贤亮早期的小说中极为凸显。读者也许不会忘记《绿化树》中章永璘边读《资本论》边思考社会和历史走向的章节，张贤亮本人正是在狱中读完了几遍《资本论》。由此不难理解，90年代后张贤亮会因为“文人下海”而成热点人物——他走在别的作家前面，身体力行，开始真正参与到社会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去了。“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不是蜻蜒点水，也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亲身实践，真正投入到大潮中去了。”谈及此，张贤亮极为得意。让他自负的当然还有他一手创办的实体——位于宁夏荒野之中的“西部影视城”，张贤亮说，影视城的成功其实也是为利用知识经济加速落后地区发展提供了一条新路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化艺术也是生产力，文化含量越大的商品价值也应越大，影视城其实就是两个废墟，把文化剥掉，就没人去看。出卖荒凉，卖的就是文化。”
　　张贤亮曾经考虑过以当代社会为题材写作，而近一两年他深深感到，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悲惨时期还远远没有写够，“不充分揭露造成悲剧的原因，今天的改革就没有足够的动力。”特别是年轻人，只有让他们真正了解过去，“20年前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才不至于像天方夜潭，他们才能认识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何在。”张贤亮一直认为改革的关键问题是观念问题，只有观念转变了，体制才有可能真正转变，极“左”思潮的后遗症在今天并不是完全消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20年后的今天依然是首当其冲的任务。“有忧患而后有思虑，有忧患而后有知识，有忧患而后有学问，有忧患而后有事来。”清末民初历史学家智由的名言对张贤亮而言最恰当不过，忧患意识和反思精神永远不会成为过去时，一部时间跨度较大、取材于极“左”年代的小说已经在他的具体酝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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