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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余英时、冯衣北三人谈
　　 
　　 
　　 陈寅恪为现代著名大学者，一般读书人皆知其名也。前几年，陆键东所著《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风行一时，更让陈寅恪大名重焕光彩。
　　 
　　 余英时，著名学者。原籍安徽潜山，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第一届毕业生，师从大学者钱穆等人。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1987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余英时是海外知名的历史学家，长于思想史的比较研究，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冯衣北，此人名不见经传。与陈寅恪、余英时两人相比，直是微名不足道。但说起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白门柳》的作者刘斯奋，大家可能不会太陌生。事实上，冯衣北即刘斯奋之化名也。刘斯奋，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其家学渊博，精研古典诗文，曾担任过广东省宣传部主管文艺之官员。
　　 
　　 将此三人联系在一起，缘于一本小书。九十年代初，余购得一册《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花城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冯衣北著），此书出版缘由，其书之内容简介已详细说明。摘抄如下：“1983年至1985年间，香港报刊曾陆续发表余英时和冯衣北两先生的文章，就陈寅恪晚年所写的诗文进行了讨论，对已故史学家陈寅恪这一时期的生活、工作和心境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看法，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和兴趣。鉴于余英时先生的部分文章已于1984年结集出版，并拟于近期增订再版，我们特将冯衣北先生的文章结集出版，并请作者增写序跋，对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辩。”
　　 
　　 余英时先生论陈寅恪晚年诗文，宣称陈寅恪对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充满着明末遗民式的悲愁苦恨。认为陈寅恪晚年决不曾对中共存在任何更进一层的幻想，尤其不会‘靠拢’、‘认同’，甚至认为陈寅恪对当初自己“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生。”冯衣北则撰文反击这种说法，双方引经据典，捍卫己说。表面上这似乎是一场正常的学术论争，但据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第十五章“一段昙花一现的日子”里透露：“余英时的文章发表后，在胡乔木的指示下，广东省委有关方面开始布置写论战文章，此重任落在六十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写手身上，反驳文章先后在1984年、1985年的香港《明报月刊》登出。署名冯衣北。”
　　 
　　 余英时先生当时也看出了冯衣北的文章是“奉命之作”，他在《弦箭文章那日休》一文里写道：“署名冯衣北的文章，是代表某一部门中共官方的‘弦箭文章’，其中并无值得一驳的具体内容。执笔者自然是奉命而行，已是汪中所谓的‘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对于‘冯文’作者的用心之苦，我只有同情，并无反感。”可笑的是冯衣北（即刘斯奋）在《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一书的序言中还振振有辞地说：“余先生在他的论辩文章中，一开始就把我封位大陆官方学术界的代言人，说我的文章基本上是为了表示政治立场观点和态度而写的。我很荣幸受到如此“抬举”。只可惜我尚无此种资格。不过无论如何，我仍然得佩服余先生论战方法的巧妙。因为这样一来，我在读者眼中就成了十足的政治工具，我的一切文章自然就成了毫不足信的政治宣传，简直可以不攻自破。”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冯衣北（刘斯奋）在当时正是一个“十足的政治工具”。既然是“奉命之作”，其所论也就仅仅是为政治而服务的了，又何谈学术之求真也哉。还是余英时先生目光如炬，一眼看穿了中共这种糊人的把戏。不知刘斯奋先生在捧起茅盾文学奖时会不会想起自己曾经作为“政治工具”而存在过的一段岁月？
　　 
　　 可能是自己孤陋寡闻，反正是没看过刘斯奋先生关于回忆当时论战情况的文章。也许是他羞于启齿，深悔少作；还是什麽别的原因。旧人旧事随着时间渐渐淡去，一切都成为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全面专制的体制下，学术思想的独立，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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