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京的最后一个采访内容，是日本诗歌。日本外国新闻中心经多方联系，约请了两位日本著名诗人接受采访。秋谷丰是日本为数不多的职业诗人，曾率领日本诗人代表团访问过中国，也是《地球》诗刊的主办者。财部鸟子则是日本当代最成功的女诗人，也是11月刚刚颁发的荻原朔太郎奖的得主，80年代我就读过她的作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采访内容整理如下：

笔者：我很想知道90年代的日本诗歌的特征，我在中国得到的资料说日本80年代诗歌约有两大类，一种强调语言形式，一种更关注人生现实，这种区别在90年代还有吗？90年代日本诗歌的主流是什么？

秋谷丰：战后的日本诗歌，我认为应该分为三大类，一是以入泽康夫为代表的知性派，这一派非常强调语言形式；二是追求纯诗的抒情派，比如《地球》诗刊所团结的同仁；三是以《列岛》等诗刊为代表的现实派，这一派更关注人生现实。

财部鸟子：进入90年代后从艺术上讲日本诗歌是没有主流的。各种写法都有，比如仍有坚持语言实验的年轻诗人。我个人认为，艺术探索如果不增加现实因素，它的发展是有限的，也是没有前途的。

秋谷丰：从诗歌活动方面谈，90年代的日本诗歌有一种开始普及的倾向：一、通过诗歌培训班学习写诗的人有明显增加；二、愿意写通俗易懂的白话诗的人更多了；三、与诗歌有关系的电视节目增多了，也很受观众欢迎。

笔者：能更详细地谈谈诗歌培训班吗？

秋谷丰：这种培训班也叫学校，一般是由大的百货公司或各新闻机构主办，以这种形式为社会服务。培训班人数多少不等，十几二十人的最为常见。它们经常活动，请有名的诗人来搞讲座，辅导大家创作。在东京这样的培训班大约有40多个，其他城市如大坂、京都也有，但数量要少些。

笔者：我还想知道日本当代诗歌的出版情况。

秋谷丰：日本现在诗歌刊物约有500多种，大多数是同仁刊物。有影响的同仁刊物，如《历程》、《地球》等，都能生存下去。目前销售量最大的诗歌刊物有《诗学》、《诗和思想》和《发现》，还能赢利。出名的诗人由出版社出资印刷，比如财部鸟子的诗，都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但不出名的诗人得自费出版，因为他们的读者更少。我认为目前的日本社会，并不适合诗集销售。一般的诗集销售并不好。诗歌在日本社会是一种很边缘的东西。

笔者：那么诗人在日本现代生活中受欢迎吗？你们身边的人是否知道你们是诗人？

财部鸟子：我是业余写作。我与先生一起经营一家美术设计公司。我从来不主动告诉人家我是诗人。所以我身边很多人不知道我写诗。这次各家电视报道了我获奖的情况，我家附近一位菜场的售货员很高兴地说我说：“你长得很像那位女诗人。”

秋谷丰：我住在浦和市，可能是城市较小的原因。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诗人。我的收入全部来自写诗和与诗歌有关的活动，所以我交税时填的职业也是诗人。

笔者：财部诗人，你是怎样开始写诗的？

财部鸟子：我生在日本，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移民到了中国佳木斯，日本战败后，我们全家才离开，就在逃回日本的半路上，我两岁的妹妹死去了。回到日本后，10多岁的我就开始给一些少女杂志写诗。不过真正写作时我已经30岁了。我写的第一首诗是《我经常看到的死》。

笔者：这首诗与你战争时期的童年经历有关系吗？你是否有意识地选择这方面的题材呢？

财部鸟子：有关系。我亲眼目睹并经历悲惨的战争历史，在内心深处留下了惊恐。所以，我总是身不由已地写这方面的作品，而且很奇怪，在我写下的作品中，描写战争创伤的作品总是更明显地得到社会的承认。

笔者：这样的创作对你记忆中的创伤有治疗作用吗？你的代表作也是这类作品吗？

财部鸟子：我想有这作用罢。但任何治疗不可能完全消除创伤，它会一点一点地渗进今天的现实生活。不过，我现在并不拘泥于那个历史阶段，因为后来我多次到过中国，也认识到中国人的战争创伤以及他们是如何看待历史的。我后来的题材面很宽。我最受欢迎的的作品之一，就是80年代从中国回来后写的诗集《庭院中的幻灯片》，里面就没有战争，只有美好的回忆。

笔者：我发现日本女诗人特别多，这与日本妇女婚后多半失去工作机会的状况有关系吗？

财部鸟子：日本社会女性的压力特别大，是可能是原因之一。家庭妇女写诗的的确很多，不过，写得好的能被称为诗人的好像只有一叫新藤凉子的，众多女诗人中，只有她可以在家里享受午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