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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语言：我们自己把自己逼上绝境 潘友强 摘要：存在主义如是说：诗的本质――诗歌通过语言去神思存在。我说，因为我们不敢去神思存在，故不得不走上语言是语言的道路，这是回避死亡的唯一捷径。 关键词：神思存在；最纯真的活动；语言的外在指涉功能；语言的自律性；无法消受 一 在展开这一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先去了解和考察一下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与语言”关系的观点和看法。 1、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2、 诗是通过语言去神思存在。 海德格尔是在反思和批判了传统本体论之后而提出“基本本体论”，并且以此作为他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展开他的诗学深思。 海德格尔首先区分了“存在”与“存在者”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并且，区别了“存在是什么？”与“存在何以成为存在？”这两个不同的提问方式。认为，为了真正探询和感悟存在的意义，不应当以“存在是什么？”来提问，而应当代之以“存在何以成为存在？”来提出问题。 传统本体论以“存在是什么？”来提问，因此，所说的“存在”只能是存在者而不是真正的存在。海德格尔所关注的则是后者，他紧紧扣住“存在何以成为存在？”这一问题展开思路。认为，存在是存在者的本源，存在的概念是一切范畴中最后的和最高的一座堡垒，在这一最后和最高的城堡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对象可以追问的了。他还认为，这一“存在”具有“无时不在，无所不在，但又隐而不显”的特点。这类似于中国古代老子哲学中所说的“道”这一范畴。为了理解上的方便，不妨将海德格尔的“存在”贴上“客观唯心”的标签。 海德格尔认为，对于存在的感悟，必须通过“此在”这一特殊的存在者才能实现。而“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此在――人具有能够决定自己的存在方式，对自己为什么存在和存在的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询和追问的能力。另一方面，虽然存在具有先语言性，但是语言却具有外在指涉功能和作用――语言可以说出存在。人类拥有语言，通过语言的家园可以抵达和显现存在，或者暗示象征隐喻存在。 所以，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接着，海德格尔就借助荷尔德林的诗进一步深入阐释了“存在与语言”的关系以及诗的本质等问题。 荷尔德林曾把写诗当作“是人的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认为，“人类拥有了最危险的东西――语言，来证实自己的存在。”因为写诗是通过想象力的自由游戏而达到某种毫无利害关系的超脱境界，故是一种最纯真的活动。 然而，语言却是最危险的！ 海德格尔解释说，因为通过语言“人被开启而明晓自己作为存在者得为自己的此在而苦恼、焦虑，作为一个非存在者又使自己失望和不满。”他还说：“语言的任务在于通过它的作用使存在者亮敞，以此来保护存在者。在语言中，最纯粹的东西和最晦暗的东西亦即最复杂的东西和最简单的东西都可以用言词表达出来。”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语言去神思存在，给存在和一切存在物以第一次命名。 必须注意和澄清的是，这里的“命名”即是一种讲述，它“并不是对事先已经认识的东西给予一个新的名称，而是诗人说出了本质性的言辞。通过这一命名，第一次按‘其所是’称呼存在者。”这一“命名”和海德格尔在另一处所说的“思想家谈论纯存在，诗人给神明起名字”中的“起名字”一样，都是“讲述”之意。而“神明”则是古希腊意义上的神明（包括人在内的浑然一体的自然）。诗人讲述的是神明的事，是让神明在诗人的吟咏和呼唤中显现出来。而诗人自己则一直奔走在寻找神明的路上，“诗人象酒神的祭司/在神圣之夜四处奔走”（荷尔德林诗句）。 诗人一直在寻找中等待，又在等待中寻找和呼唤。 二 在简要地阐释了海德格尔对“存在与语言”关系问题的诗学沉思之后，我想继续阐述一下我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语言可以使存在者亮敞，但是语言是否可以保护存在者呢？ 我曾经也自撰过一句现在看来几近是自欺欺人的格言：“诗人在自由的奉献和给予中，确定并创建了生存与永恒。”也就是说把写诗当作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解脱方式。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此在”的最基本的存在状态就是“在世”，人的“在世”意味着人是处于“被抛状态”，处于“被抛状态”的人――此在具有“烦”、“畏”、“死”三种基本状态。“烦”即是若有所失、忧心忡忡的焦虑心理状态；“畏”即是面对世界时的茫然情绪，但又没有什么具体的对象；“死”即是面临死亡时的情绪。 我想，由于写诗是人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中之最纯真者，它毫无利害关系可言，也正因为它太纯真了，故在自由的创造和给予中最容易也最能够揭示和洞察生存的状态与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语言的危险性也正在于它让诗人懂得了太多太多……，而这些本是他们所不该知晓的，他们却知晓了他们本不该知晓的一切！ 于是，有一类诗人因为无法忍受现实的妖刀将生存的面孔划得伤痕累累、体无完肤、鲜血淋漓而走向悲剧的解脱――死亡的道路。诸如古代的屈原、近代的王国维、现代的朱湘等等（这些情况众所周知，我在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另一类诗人正如海德格尔所剖析的是通过语言去神思存在，来自神灵的恩赐多得让他们无法消受，他们担心自己会因为泄漏了神灵的隐秘而落得坦塔罗斯的命运和下场。 例如，荷尔德林通过语言去神思存在时，仿佛自己被极度的光明击中，他回忆道：“大自然的威力，天堂的火焰和人们的安宁，他们在自然中的生活，他们的局限和满足，是我每时每刻都想到的东西，而且正象人们认为英雄所经历的那样，我可以真诚地说，我已被阿波罗击中。”荷尔德林还描述了他自己置身在神圣的闪电之中的生命体验与审美感受：――“呵，朋友！展示在我眼前的世界比过去光明，也更严肃。这个世界向前运行的方式使我快活不已。夏天，‘古代的圣父平静地从玫瑰般的云块中将赐福的闪电摇动，我欣喜不已’。因为，从我能窥到上帝的一切迹象中，这个迹象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每当我获得一个新的真理时，每当我能更好地洞察我的周遭时，我都乐不可支。而现在我却害怕了，怕的是到头来我也会落得坦塔罗斯的下场：神灵给予他的多得他消受不了。” ――诗人在诗意的静思状态中感受到天恩的赐福，神灵给予他的多得让他无法承受，必须早早离开人世，以免落得坦塔罗斯的命运和下场。因为，“在上帝的风暴中，”诗人们将“义不容辞/要巍然而立，并用自己的手/抓住那带着父爱的闪电，/然后，将它裹在诗歌中间，/作为神圣的礼品转交给民众。”所以，“诗人，作为神意的传达者，/你须得早早辞别人世。”（荷尔德林诗句），即萌生一种不得不早日与某种圣洁的灵光合为一体的不朽渴望。 当代诗人骆一禾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生命体验与精神的历险：“美的人，消灭的人/概被光明 或被黑暗/所垂直打中”，“在黑暗的笼罩中清彻见底是多么恐怖/在白闪闪的水面上下沉/在自己的光明中下沉/一直到老到水底”（骆一禾《黑暗》）。 当代诗论家陈仲义则对“死之体验”进行过诗意的沉思，并做出一段精采的形而上的智性观照和思考：“生与死互为因果，但死亡比诞生高出一档，因为最终还是它决定生命再造的本因；死亡并不可怕，死亡是对苦难尘世的解脱，是拯救人世罪孽最好的良药；死亡的实质是对最高存在的谢恩和还报，它不应该成为一种负担而应该成为甜蜜的渴求，如同音乐沉醉一样，它不应该是抵抗的拒绝的被迫的，而应该是自如的自由的愉悦的；死不是最后的外在的终结，仅仅是构成瞬时的存在，死决不是死亡时刻，而是生之大门，它敞开了生命的全部现实性；死可以分为肉体与精神，要做到永远不死那就要追求精神的永远飞升，只有通过死，生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形式；死亡是存在的必然归宿，谁自觉走向死，谁就获得真正自由的本质。好好把握每一个生的瞬间，就大大超过漫长的一生。”并说：“海子是极端的，我们只在审美意义上肯定他的极端，在现世的生存态度上我们并不赞成行为上的自伐自毁。” 上述两种情形，不论是哪一种情形，都是诗歌把我们逼上绝境，都是由于语言的外在指涉功能和作用而使我们陷入生命的困境和精神与灵魂之虚幻的解脱！ （注：坦塔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冥府受重罚者之一，他因为自己虚荣的灵魂消受不了天上的福祉而泄漏了神灵的隐秘，并把神的食物和美洒馈赠给凡间世人享用，又将自己的儿子杀死剁成肉块奉献给诸神食用，从而激怒了宙斯，被主神打入冥府受重罚。） 三 关于语言是最危险的东西表现在通过语言，诗人知晓了自己作为此在而苦恼和焦虑，我还想联系当下现实生存状态补充谈一些粗浅的思考和感想。 在我们诗人当中，有一类诗人对于母语的挚爱和敏感，几乎已经构成了他们自寻苦恼的根源或缘由之一。他们原先并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的文化教育，按常理来说，母语对于他们而言并不会构成什么危险性的东西，然而，由于他们命运的多桀和遭际的坎坷，便发奋读书，卧薪尝胆，通过悬梁刺股的勤奋自学与刻苦的钻研，他们终于娴熟地掌握并运用母语去进行诗歌写作，神思存在，追问存在的本质和意义。但由于写诗是一种最纯真的活动，通过写诗，他们知晓了他们本不会知晓和不该知晓的一切，产生了为此在而苦恼和焦虑等多余的情绪，成为多悉善感的诗意栖居者，当然也不乏出现一些愤世嫉俗者。 另一类则是学院诗人，他们也同样可以说是同属于那种自讨苦吃之辈。他们曾经接受过正规而良好的文化教育，培养起训练有素的正统的文明规范，作为“天之骄子”本来也可以安安适适地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因为如果他们按照日常交际语言进行传情达意，母语足够让他们享用一生而无此多余的苦恼和焦虑。然而，他们却来写诗，对母语进行更加深入的体验和感悟。通过母语，揭示了生存的状态之后，他们还继续追问着存在的本质和意义，结果也发觉自己须得为此在而苦恼和焦虑。同时，又由于他们追求一种本真的语言，这种本真的语言与生命同构，与存在密切相关，通过本真的语言神思存在，结果就窥见了天上的福祉，泄露了神灵的隐秘――他们看见并且说出了他们不该看见和说出的一切。如此而已，但又非如此不可！ 总之，是诗歌把我们逼上了绝境，也是我们自己把自己逼上了绝境。面对诗歌，我们哑然失语，甚至丧失了言说的能力！ 诗歌之所以会把我们逼上绝境，是因为我们对母语的体验和感悟太过深刻？我们不敢面对诗歌，我们不敢面对母语，母语既是我们最亲密的敌人，也是我们最危险的亲朋和好友？ 所以，我说，我们不得不放弃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追求一种“语言是语言”的纯粹文本形式，这是回避死亡的唯一捷径！ 我所说的“语言是语言”，并非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语言就是语言”。 海德格尔的“语言就是语言”，指的是语言本身言说着――“语言就是语言”“语言言说着”。而我所说的“语言是语言”，则是指语词是语词，文字是文字，语词本身语词着，文字本身文字着。 语言最好是既不要去证明形而上本体的存在，也不要去证明形而上本体的不存在。况且，从另一个角度说，语言本身也不能证明形而上本体的存在与不存在。因为语言的自律性要求语言就是语言――即语词就是语词，语词本身语词着；文字就是文字，文字本身文字着。 当我写下“上帝”这一语词时，它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也不能证明上帝的不存在；当我写下“鬼”字时，鬼在世界上存在吗？当我写下“石头”时，石头在客观世界上存在着，但在我的诗页上却不能作为实物存在，只有“石头”这么一个语词符号而已。这正如画上的一切并非客观现实中的事物一样，只是一些色彩而已，画饼并不能充饥。 最后，再补充几句，德里达为了反对“言语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传统，曾对言语与文字的顺序进行颠倒，然而，到底是先有言语还是先有“原初文字”的争辨，无异于是先有鸡蛋还是先有鸡的争执一样，无可考证。 出于“反形而上学”和“语言的转向”的需要，我在理论的研讨上不得不做上述这些极端的表述，其实，在诗歌创作实践上，我宁愿还是返回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语言”的关系中来，因为，有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实在是相当的激动人心和震颤灵魂。 然而，倘若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话，诗歌又将会把我们逼上绝境！ 1995、12 （在第四届柔刚诗奖颁奖仪式暨福建省先锋诗歌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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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潘友强诗学论文集10万字】是帝宇在2003年11月24日15:19:33发表 本贴跟从标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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