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第三代系列诗论

帝宇

前言

我们尊敬的非非先生在《前进中的非非——2001/非非主义流派专号编辑手记》中阐述了非非的探索精神之后，又否定了两种诗歌创作模式，认为他们不是对非非精神的延续和拓展，同时，还认为他们“以否定和丑化80年代来凸显他们那个所谓的90年代是愚蠢和无知的。”并且似乎在字里行间又“暗送秋波”——90年代诗歌不仅疲软，而且一片空白。
我不管非非先生指的是90年代什么类型的诗歌，但非非先生在《编辑手记》中断然抛出或暗示的90年代诗歌空白论，是不能令人苟同和首肯的。非非先生以90年代多元化中的那两种类型诗歌为例，就一概抹杀了90年代所有的诗歌，同样也是愚蠢和无知的。
正如非非先生所说的，80年代诗歌确实伟大，但是，90年代诗歌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艰难处境中生存下来，难道非非先生就一无所知吗？
我在网上看了《编辑手记》之后，曾经义愤地甩出一句：“非非的探索精神是可贵的，但不要把话讲得太绝，留点余地做坟墓吧。”——如果这也是一句骂人的话，那我先向非非先生说二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不说第三声了，因为我没骂人。]
其实，任何争论与诡辩都是空乏和无用的。在多元化的诗歌格局中，我们只能拿出各自探索和尝试的诗歌与诗论来进行互相交流，互相比较，互相学习。这才是正确的学术心态和胸怀。[嘿嘿，你说是吗？]

目录 （2001年12月脱稿于福建福鼎市十七中）
前言
第一篇 沉淀的黄金：90年代诗歌收获的果实
第二篇 艰难的突破：新世代/中间代对第三代诗歌的超越与拓展
第三篇 不朽的贡献：关于新世代/中间代在后现代诗歌文本探索上的意义



第一篇
沉淀的黄金：90年代诗歌收获的果实

帝宇

其实，在90年代大陆诗坛的诗歌探索，并不象非非先生所讲的那么疲软和一团糟糕。只能说是非非先生的学术眼光过于近视或斜视而对于沉寂在水底下的冰冻的潜流未予以关注和探究所导致的疏忽而已。

一

90年代大陆诗坛各种主义的诗歌模式多元并存，其中就后现代主义各种诗歌文本模式来说，就有两股极为成功的探索潜流/类型——“狂热的卷入”与“冷漠的隔离”。这是从世界观的角度即诗人与世界/生活的关系上来划分的——这两个术语本来是“老外”安德列·勒沃原创的用来分析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两个极致——[按我们老祖宗的话来说就是“出世”与“入世”的模式]。我想在这里借用来划分90年代后现代主义诗歌文本类型/模式。
伊沙的诗歌可能就属于“狂热的卷入”这一类型的文本模式；而语言本体论诗人如江雪、阿翔、余怒、潘友强等人以及新死亡诗派成员的诗歌则属于“冷漠的隔离”这一类型的文本模式。
伊沙在内容上反现代主义的平民诗歌中，有一类很成功的诗歌模式，在文本上的特征表现为：不确定性／多义性。而语言本体论诗人的诗歌模式在文本上的特征则是：表演性——即让语言本身言说，或者让语言在无序的狂欢中表演自身，然后才触及世界，同时并不害怕意义的出现。我称之为“语言的自我舞蹈说”（杜撰术语）。
90年代较为成功的大陆后现代主义诗歌文本，大致上可能沿着这两种模式演进，这是90年代大陆后现代诗歌的两道独特的风景线。当然，两大系统内部还可以各自分为许多子系统。
至于90年代其他各种主义的诗歌文本模式，都是90年代诗歌多元化中的一元，自有其理论基础以及生存的理由和背景。
不管那一种主义的诗歌都可以成为诗坛多元化中的一元，只要它们能够自圆其说——这也是90年代诗人在诗歌学术胸怀上普遍的宽容心态。
据说，伊沙还是“下半身”写作的精神领袖（引自邹建军语），土豆对下半身写作的重新阐释与拓展——赤裸地表达生活，可能也属于／归入“狂热的卷入”这一系统。当然，关键是要看他们能不能提供成功的诗歌文本。（顺便插一句，我是按照文本分类法这样归纳。若按出生年代来划分，我倒想追问一句：要不要象算命先生或街头电脑测名字那样再加上生辰八字？——现在应当是对诗歌进行文本归类和研究，而不是诗人列家谱、拉帮结派的时代。帮派再大再响，没有成功的诗歌作品也是没有用的啊。）

二

从非非先生在《编辑手记》中的言说可以获知，现在的非非有着一批实力雄厚的学者、教授作为后盾。而90年代诗人则只能靠自己来总结自己的诗歌经验——这是90年代诗歌最大的缺憾和弱势，也是90年代诗歌沉寂或成为冰冻的潜流的主要外因之一。
现在我们的历史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写，所以我想索性就借用伊沙的“新世代”或安琪、黄礼孩的“中间代”诗歌这两个术语作为商标。（新世代＞中间代＋70后）
至于诗歌作品／产品方面，90年代那些优秀诗人曾经留下许多好作品。据我所知就有：余怒长诗《猛兽》、《松弛》、《时光废墟》、《问题》；吕叶《生命系列》、《城市系列》；阿翔组诗《可能》；哑石《门楣》；潘友强长诗《亡灵》、《自流》、《植物人或白痴症》（三个呈递进式）、《试管婴儿》、《语言核事故·反应堆1～4》、《无序的狂欢》；野马组诗《高速公路》；王顺健长诗《都在》。还有伊沙的平民诗歌系列；秦巴子的“钟摆诗歌”系列；安石榴的日常诗歌系列；林忠成的神话诗系列；周凤鸣《鸣诗歌》系列；以及新死亡诗派成员的诗歌系列。而楚子、麦子、狼人、游刃、非亚、江雪、马永波、彭一田、西岩、徐江等等也都是非常出色的“双枪手”（诗歌与诗评）。[袁勇、张修林、杨春光等人本来也是属于新世代／中间代的“双枪手”，既然现在已经被列入非非流派，那就白送给你老大吧。]
（作者声明：这一段内容因本人接触面有限，肯定还有许多漏网之鱼。欢迎提供更多实力诗人的资料，以便增加力度和论辨的事实证据。以上排序不分先后。）

三

尊敬的非非先生啊，你知道在90年代究竟还有多少诗人离开了诗坛，但并没有离开诗歌。你知道在90年代究竟还有多少沉寂的诗人达到这种境界——诗歌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功利性的工具。
如果说第三代优秀诗人是一座座高原上的山峰的话，那么，新世代／中间代优秀诗人则就是高原上一座座被云雾遮挡住的山峰，或者说是一座座沉寂在海洋底下的山脉。
如果非非先生的诗歌学术眼光不是患了过于近视或斜视症的话，那就应当／一定会看到这些冰冻的潜流。
而实际上非非先生只把学术眼光向CN刊物上斜视，以此来判断90年代诗歌的状况与成就，这难道不会跟非非先生一贯坚持的民间立场与态度相违背吗？非非先生从民间立场看待90年代CN诗坛，那为什么就不从民间立场去看一看90年代的民间先锋诗坛呢？为什么就不去感受一下涌动在洋底下的潜流？为什么就不去打开监控屏幕看一看飞奔在城市水泥建筑物之下的地铁呢？难道这又与非非先生一贯坚持的民间立场相符合吗？
身为杰出的民间先锋诗人，自称站在民间立场，然而却又看不到90年代民间先锋诗潮的潜流，难道这不是患了学术眼光过于近视或斜视症吗？
俚语说得好：胆大的可以当英雄。第三代凭着胆大，杀进了当代诗歌史。新世代／中间代因为胆小，所以成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如今，非非先生却目空一切，唯我非非独尊——学术心态欠佳嘛！如果小弟们也赌气说：大哥哥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当年小弟们还没有长大。尊敬的非非先生，你又奈小弟何？或者这样说：第三代之所以杀进当代诗歌史，是因为新世代／中间代的胆子太小了。尊敬的非非先生，你又奈新世代／中间代何？——[不好意思，网上论文，只能如此／这般玩法]
而实际上，当时新世代／中间代诗人都吸取第三代浮躁心态的教训，不约而同地告诫自己要沉下心来，坚持以作品说话，——这也是90年代诗歌沉寂或成为冰冻的潜流的内因之一。
如果新世代／中间代当年也象第三代那样要搞流派的话，有成就的至少不会少于15家吧——那么多的“双枪手”要涂写几篇流派宣言书之类的文字，难道还不会吗？——因为那是根本不切实际的。如果一个民刊树一个流派，一个诗人就可以同时成为十几个流派的成员了。
现在转过头来回顾与总结，我们准备采用文本分类法，给这些新世代／中间代诗人的诗歌作品进行归类研究，同时，寻找和总结诗歌创作上的写作经验与理论依据。
第三代诗人是先口号后诗歌，而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则是先作品后理论——这就显示了新世代／中间代诗人比第三代诗人学术心态更加成熟，同时这也是一种优势。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当年采用的是个人写作，集体突围。不仅创办了无数的民刊，而且还曾经出版了两本“兄弟篇”诗选[不是姐妹篇也不是阴阳篇]。一本是潘友强、雷霆、王祥康主编出版的《中国后现代主义诗选》，以文本分类法归类汇编了一大批新世代／中间代诗人的诗作。（当然肯定还有很多漏网之鱼未被列入）；另一本是阿翔、张脉峰主编出版的《中国新诗群诗选》，按照民刊民报归类，精选了新世代／中间代许多优秀诗人的优秀诗作[若称流派的话，这一本就是流派诗选喽]。两本诗选互为补充，较全面地展现了新世代／中间代在90年代的风采。2001年安琪、黄礼孩主编出版的《诗歌与人：中间代诗选》，则是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新世纪的又一次集体突围和阵容展示。这三本诗选都是研究新世代／中间代诗人的重要文献资料。




第二篇
艰难的突破：新世代/中间代对第三代诗歌的超越与拓展

帝宇

尊敬的非非先生，说实话，有时，我们也常常不得不望“史”兴叹：——非非啊非非，你为什么要跑得那么快？害得我们好几次想超越，都举步维艰。第三代啊第三代，你为什么要把所有的宝藏全部淘尽？害得我们一贫如洗，找不到一粒黄金。
由于非非是第三代的领头羊，故以下就针对非非并对前进中的非非之探索做一些预测性的判断，同时，从学术上指出/推测新世代/中间代优秀诗人在非非基础上进行的可行性/可能性的超越和拓展。
1、如果说第三代只是在现代主义意义层面上进行展示和呈现的话，那么，新世代/中间代优秀诗人则是在后现代主义意义层面上进行探索和实验。
2、如果说前进中的非非（后期非非）也进入后现代主义意义层面上进行探索的话，那么，新世代/中间代部分优秀诗人则是在后现代主义意义层面上与后期非非并驾齐驱，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
3、非非先生个人的诗歌尝试，如果是按照解构中的重构模式进行探索的话，那么，必将走进“新诺斯替教”的魔宫。而新世代/中间代诗人中伊沙的“狂热的卷入”与语言本体论诗人的“冷漠的隔离”这两种写作模式则或许可以为当代诗歌史拼杀出另外两条血路。
4、非非左翼袁勇先生的诗歌与理论，如果还是继续停留在语言的直接呈现说上——即重建诗歌语言的新秩序，直抵生命的形而上本质，那么，就必将陷入虚伪的极限现代主义的深渊。而新世代/中间代诗人秦巴子的“钟摆诗歌”——（即摇摆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极限现代主义之间，或许减少了一些虚伪性，更加贴近真实的心态。）则可能将是一种新的拓展和超越。[惨笑一声：哈哈哈，没想到我会和袁勇老师在学术上兵戎相见！]
5、如果非非先生还抛出关于汉语言诗歌特点与出路的问题，那么，1993年潘友强的诗论《玻璃（语言）三诗论》之一《元语言的直观：阅读体验的一种方式》（刊于《现代诗评》）则曾经也得到郑敏教授观点的启发而杜撰/原创，并涉及到中西诗歌文字特点的比较与区别（尽管在理论上很少深入展开），但把游刃和近期非亚的诗作推出前台也足够可以先抵挡一阵吧。
[呵呵，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嘿嘿，非非先生，看你还有什么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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