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３年１月６日，当我写完《整晚的音乐》最后一个字，我强烈地意识到，它标志着我在语言境界上进入了一个新层次。山东的一位朋友说，它已经达到了化境，现在回头来看，我可以不谦虚地承认，至少对我个人而言，的确如此。从此以后，我知道自己再也写不出坏诗了。

　　４月，我开始了３０年来的第二次漫游。在合肥，喝得一塌糊涂，浑身颤抖。在安庆，终于见到了９７年第一次阅读就让我大为震惊的余怒，滴酒不沾的他在我意犹未尽扛着一麻袋啤酒的狂放精神感染下，也接连和我碰杯；我背诵了同龄诗人宋烈毅多年前的一句诗——大街上，奔跑着不可以停下的人——我现在依然认为那绝对是好诗。到南京，半坡酒吧是不能不去的，韩东是不能不见的，我惊讶地得知他和我一样也属牛；我喜欢喝酒时站起来打着手势眉飞色舞地说话的毛焰；我服气外外大哥哥般的沉稳。在上海，身无分文的我混了杨过一个星期，我走后，他大病了一场——一个星期喝完了一年的酒，白天又要忙着上班——我感到内疚；我在黄浦江边和一个信仰佛教的姐姐看夜色笼罩的外滩，看着从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明珠电视塔——我奇怪于每次出行都有信佛的人帮助我，上次是在北京——在芜湖，李商雨居士家里，我醉眼朦胧地觉得，观音菩萨的塑像在对我微笑。８月在河南西峡，我意外地第二次见到杨黎和竖，我们喝酒再喝酒，我喜欢杨黎，因为他喝完酒后很可爱，我认为竖绝对是好兄弟，不需要理由。１０月在北京，杨黎在，马策在，竖却回到了上海，据说一直没找到工作，为生计发愁——这就是天才诗人在这个时代的普遍尴尬境遇。１０月在北京我没想到帮助我的是从没什么交往的诗人孙家勋，为了我，他回绝了本来已经预定好租住他房子的两个人。

　　以上是２００３年对我而言比较重要的几件事，其实也算不上什么事，就象现在我在南阳官庄镇，每天看大门，吃饭，喝酒，上网，就象我写诗，对大千世界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既然我写诗，那还是勉强说说关于诗的一些话题吧。

　　２００３年我觉得自己比较突出的作品除了《整晚的音乐》外，还有５月份的《再现与偏移》，６月的《长恨歌．简体版》，９月的《无意义的意义与意义的无意义》。还有个现象，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就是诗人的真实形象与自己作品之间的关系，网络上已经有人探讨过了，我说说我的感受。先拿自己来说吧，很多人看了我的诗后，都以为我应该是高大威猛甚至长着络腮胡子的人，其实刚好相反，我个子小，还有一张娃娃脸，我的诗基本都是安静的，带着悲痛和悲悯的，克制的，但实际生活中尤其是酒后，我是狂燥的，还有些傻傻的——由此我说，诗往往是自己的反面，诗就是自己其实并不拥有的东西。再比如杨黎，有人刚看他的诗的时候甚至觉得是姑娘写的，轻盈、飘逸，但实际他不仅是男的而且胖乎乎壮壮的。而李亚伟，与他汪洋恣肆大开大合雄伟刚硬的诗风相对照，在我眼中，他给我的感觉却是文静的、谨慎的、内敛的，也许因为我只见过他一面的缘故吧。

　　一年就这么快过去了，我写了百十首诗，也不能挽留住什么，结束的结束了，发生的正在发生着，并且肯定还将结束。２００４年我会写出什么样的诗？不知道。就象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会做什么梦——写诗就是畜生做梦——我曾经这么说，现在依然这么认为。该出现的都会出现，不会出现的肯定不会出现，作为诗人，我连下一首诗的面貌都不能看见，何况别的事物呢——作为诗人，我们只能坚持写下去，并有所期待，虽然期待的那个东西也许永不到来。

２００４．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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