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与生活的边缘徘徊
沈 鱼 再没有比发现自己到二十七岁时还一事无成更悲哀的了。有个西方哲学家说,如果到了四十岁时还没有达成自己的事业,那他会选择自杀。我当然还没有到那个年龄,即使到那个年龄了,恐怕我也没有勇气拿起刀子,或跳下悬崖,或者横躺在冰冷的铁轨上。我既不会自焚,也不会跳海。说到底,我还达不到自杀的高度,更多的可能是,我已经堕落得一塌胡涂,娶妻生子,没有梦想,一心只求安乐的生活。那时候孩子还小,老婆又风韵犹存,想死也舍不得了。所以生活就是这样,活着的人迟早会被它磨掉锐气与棱角,变成圆圆的不伤人的石头,像小路边上的石头,被漠视,被遗弃。
缘起 诗是艺术,诗人是艺术家,好像是这样,既然是这样,那就找一找艺术的因子吧。唉,人一开始回忆,心态就老了,你不能说我现在很老了,但是也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诗画合一,在我还没有摸到文字之前。我在墙上涂摸最初的杰作,我的梦想,我的忧伤,我的欢乐都在一面面雪白或者长满青苔的墙壁上。人开始回忆时他就已经对现状不满了,寄情山水或者寄情诗词,都说明了生存的压抑和渲泄这种压抑的强烈需求。虽然孩子们在一起玩,但是他的快乐是他自己的,谁也无法走入一个孩子内心深处,孩子的世界是个完美的宇宙。大概是一九八六年,我在闽北邵武药村上小学,因为我父亲在那里上班,周末时我几个伙伴到附近的山里玩,时值春天,走着走着我和他们错开了。在林子里一个人走着,踩着暮春的落叶和碎石铺成的小路,我突然感动了,一个春天突然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她垂落着一束洁白的瀑布,我听到隐隐的呼吸声,仿佛晨睡初醒,在远处,我闻到一丝潮湿的呼吸,我似乎觉得自己已经空无一人,仿佛身体消失了,只有呼吸存在,空气中有新鲜草药的气息抚摸着九岁娇柔的脸皮,我知道自己已经被自然融化了。山上有小兔子,有四脚的绿色蜥蝎,有老树根,还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桃树与李树,我想我身体的某根神经被草根碰了一下。“青草吐出嫩黄的舌头/紫藤缠绕桃花的睡眠——此刻就是春天了。此刻/松香携带兔子,来到二月二十七”从那时起,我开始拿起铅笔,画画。我有一个比我大三岁的画友,我读三年级时他已经读五年级了,姓游,名字忘记了,可是我在他那个空旷的院落里画的花草、聊斋少女、鸟和鱼至今刻录在我记忆中。鱼的鳃,记忆之门。
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五年到厦门大学读书,初中时爱过的女学生已经成为别人的媳妇。我在《春天,整个夜晚》里面说到过她,“由于我当时年仅十六,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你深情的双唇是春天幽深的窗口”事实上,诗歌已经成为我隐秘的日记,词是一些特殊的符号,并且构成一个属于个人的意象体系,我耐心地构筑纸上的后院,只有我一个人呆在院子里的春天,天气总是阴阴的,但没有下雨,但是身体快要发霉了,快要长出忧郁的真菌了,快要废弃了。这一段时间我把头埋在书里,我把手心朝向那些泛黄的书页,我把心脏固定在那些有人读过或没人读过的诗句上。记得后来有系友对我说,你真是个寂寞高手,她指的是我在教室里上课时始终把头低下去看书的样子,仿佛海啸来了也不为所动。是的,我怀念那样遍地开花的时辰,紫藤、枇杷、菊花与琴,整天可以抱着一本诗集,像个书生。我喜欢书生这个词,一个带着落叶腐败气味的旧词,就像学校后山上洁白的骨头,上面沾染着点尘埃,然而破碎的骨头边上又有不知名的野花陪伴着,有点唯美,可能这也是我那个时期抒情的基调。当时的写作时间集中于晚上十点半熄灯以后,有时打开手电或应急灯,有时就照着路灯昏暗的光线涂抹着心中的画面,我更喜欢在风中点油灯或者燃着蜡烛的氛围,但学校规定不得使用明火,只好作罢。况且一个内向的人在心中就可以成就自已的世界,就像果壳里有明媚的春天,胃里有洁白的村庄,肺里有热爱的女人和蝴蝶。这是一个自足的世界,没有漆黑的门扉,但你未必走得进去。“蝴蝶是死的借口,吻带有火焰的气味/享受惆怅的瞬间和井里的一面镜子”
这是我个人的体验,也许我要的就是用这些干净的词作为一面镜子,来映出我身体或者灵魂某个洁净的局部,类似的比喻也用于鸽子,那是我的伤感,“我喜爱的鸽子,栖落别人的屋子”,“她的翅膀突然变得漆黑,/仿佛太亮了,我接受不了的美。”我现在只记得一些诗歌碎片了,我一直没有收集整理诗歌的习惯,以至于随写随丢。在诗歌写作上使我感到得意的是两次烧诗事件。因为我认为所谓艺术,就是要创造出完美的东西并毁灭她。对我来说,一种意识比行动本身更重要,但是要用行动来证明这种意识的存在。我们学的是哲学,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到某种论争之中,虽然我知道这种论争由于各人的范式不同,往往以失败告终,但我喜欢,我认为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这种论争,往往使我们自己的想法得到系统的整理。我曾经打算把自己的诗歌集命名为《说了出来》,是的,说了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是,说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说。我喜欢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东西成为灰烬,灰烬是最完美的结局,尘归尘,土归土,也许我有点儿自恋的倾向,也许是从小到大我跟着四个女人在一起生活的缘故,母亲,和三个姐姐,也许我的名字深深地影响到我,沈俊美,我甚至曾经对这个名字耿耿于怀,因为我长得并不英俊,我的自卑也烙印在我的语词中,也许我想在诗中进行一种精神自慰,这样说未尝不可,假如你在诗中找到了你的影子,那么你是我的朋友。假如你能从诗中取出我的悲伤,那么你是我的爱人。我不说同志这个词了。这个词脏了,一个是政治意味,一个是性意味。
毕业以后 一九九九年七月初,我和郑文标、吴新华到内蒙古赤峰市跑了一趟。住在唐晓峰家,呼吸了青草的气息和马奶酒的清香。得到一句“时间可以弯曲,也可以折叠到对岸”,醉倒在大草原。七月底,返回厦门挂了户口,住在校内,本来想考研,就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但是放不开诗,更多的时间用来写诗,结果左手抓不住,右手也抓不住。诗歌是一项虚无的事业,而我需要重新考虑实实在在的生活走向。唯一的安慰是尝试了新的写作风格,十月到十二月,写了组诗《瓷器的感伤》、《情诗十六行》、《午夜的野菊花》、《流水、黄昏、秋天的病》,继续帮助校内文学社《鼓浪》、《矜秋》、《采贝》组织诗稿。这一时期的诗歌重在气质,柔弱的,感伤的,忧郁的,乡土的,色调是冷静的,空气是冰凉的,语言是苛刻的(裸语)。其中《五月》系列还和朋友在中文系的诗歌圈子里讨论过,厦大的诗歌气氛是好的,但是有重量的诗人不多,很多人躲起来写,缺少交流。我也染上了这个毛病,除了给福建文学投过搞,很少把诗歌拿给人看。我仍然把写诗当作一种自省的方式,就像对着镜子,把自己的骨头摸了摸。后来《午夜的野菊花》(沈俊美)发在《福建文学》三月女作家专号,第一次出场做女儿装。
南诏镇:我的出生地 出生地 石头在傍晚发出哭声 我把一个愿望演练了七遍 出生地,诏安县南诏镇。一个南方水湿的小镇,一个贫穷的旧镇,我似乎触摸到童年一些温情的细节。我住下来,一所空空荡荡的房子落满灰尘和老鼠屎。我开始调整生活的姿态,既然生活并非“非如此不可”,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到别处去呢?我怕失败,在诗歌里面也是如此,一首失败的诗,一次失败的体验。我记录下这些瞬间的碎片,打在电脑上。我厌倦用纸写字,电脑保存了我不少文字,使它们避免了火焰与灰烬的命运,这些《诗歌碎片》是我掉下来的皮肤、头发和多余的肉。是从生活中挤出来的汁液。来自于活生生的现实。我返回家乡,住在诗歌脆弱的壳里,住在星期二的纸衣里。烟灰和茶叶,书籍与中学。我开始向世俗的生活靠近,上网、打牌、聊天、谈论女人。从不谈诗。“尖刀翻开猪肉的晚霞
/一片肋骨弹奏的竖琴”。你能说这样的生活是我渴望的吗?我变得对一切事情显得无所谓,甚至诗歌也是这样。我变得越来越颓废,琐碎的生活很容易把一个人从骨子里毁掉,它让你成为生活的附件,“一朵浮出水面的睡莲和累靠在一起/根须缠绕的记忆支持着梦/白天扛着一堆肉上班、下班”二零零一年的“生活其实就是一种磨损,像钟摆
/逐渐逃离岁月的约束,自由要由肉体的崩溃/来总结,琐事像绞肉机日夜加班 /我甚至握不住一块完整的骨头”。到年底,我用疲惫的右手写下了一些长句。包括《等待的椅子》、《过去式》、《选择》、《等待》、《大雪》、《果核里的秋天》十几首诗,这时候,我更愿意在诗中包容某些意念,不断扩宽诗的容量,没有范本,也许是失败的,但作为成长的一部分,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我已经没有能力毁掉它们,也许它们活得比我更长久。假如说我能够写下七首自己满意的诗,那我就不是失败者。在诗的国度里,我始终是个旁观者。无论我写下哪一句,长句或短句,都是一个《错误》,我早就应该《后退》或《放弃》。我感到《紧张》,时间是剩下的,时间《慢下来---》,《天就要黑了》,而一个又一个《虚构的夜晚》我又如何度过呢?我突然感到恐慌,突然《我找不到自己的手》,“我身边事物离我越来越远了”,而我写下的每一个词都成为带血的咒语,你逃不开诗神(死神)暗红色的手心了。我《试图》给诗装置一个房子,以避免诗的伤害,我害怕这些出生的诗的婴儿无处藏身,就叫《停诗房:语词的病人》吧,这些病孩子,出生于我内心深处的阴影和湿地。但是语词到底是新鲜空气呢还是一株毒草?芳香如此,孤单如此,这些病孩子,我真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才好。我想你可能没有见过他们,他们越来瘦了,“像一个孤独的盘子吃掉了肉感”。你可能不喜欢我陈述的方式,这与我的短诗大异其趣,但是对于理解零点的鬼如何把零点的鬼吃掉还是有好处的,假如你真愿意读一读沈鱼的诗。我推荐你站在《静止的桥》上读我罗列的这些诗目。
放弃
这些删掉的词突然之间萎掉了 我制造的语境和死亡氛围渗透日常生活的 我还有时间练习哑语 首先放弃幸福 我把失败归因于肮脏的肺里一枚发霉的钮扣 她说,爱我吧,但我是陈腐的,灰暗的,邪恶的 沈鱼写于上海南京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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