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94、1995年
周斌
前几天，收到一份福建诗人康城兄寄来的《厦门文学》的诗歌专号。薄薄的60页，却试图囊括从朦胧诗、“第三代”，到最近被炒的所谓“70后”诗歌和“中间代”诗歌；最后，还加了一点“台湾诗歌”。由于篇幅和其他如编选视角等原因的限制，使得该专辑多少让人感到了某种程度的遗憾和不满足。可以说，这也是最近几年看到的多数诗歌选本给我带来的感觉。
不过，该专辑的编排，却唤起了我多年前的阅读记忆。这么多年的诗歌，一下子用“共时”的方式呈现在我的眼前，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我的印象里，我对中国新诗的认识，正是在一种“共时”的体验中开始的。我觉得，这对我，实在是一种幸运。
那是在1994到1995年之间，我读高中期间，刚好17、18岁，一个人人都可能成为“文学青年”的年纪。在稍早的时候，也就是14、15岁左右，席慕容、琼瑶两位阿姨带领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另外两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徐志摩和汪国真。国真哥哥的诗集那时候到处是，还有志摩，他的诗歌被写成各种书法哩。
也许因为志摩是个历史中的诗人，我就买了一本什么《新诗300首》。就是在这本纸质比较差的书中，我记住了一些以前听说过和没怎么听说过的名字。我同样地被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歌唱》和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所激励。柔美和刚强，本来就是相反而相成的东西，都可以在那个年龄的孩子心中找到。那时候记性好，好多诗看了都能背得来，可惜现在都差不多忘了。我觉得我的幸运就在于，通过这本书，我发现，我更喜欢艾青和戴望舒，而不是志摩。我还记得我躺在床上，在黑暗中想着《萧红墓前口占一绝》什么的情景：他走过一段漫长的路，手捧着一束（山茶？）花，来到她跟前，想和她说会话，可她，却静静地躺着，听着海涛闲话。
回过头，我又看了一本大学理工科用的语文教材，是从《诗经》一直讲到现代的。惭愧地坦白，虽然后来大学读的是中文系，但我对文学史的认识，基本上没有超过那本书给我的印象。也就是在那时，我还系统地阅读了一本《千家诗》以及一本宋词赏析的小书。
这样，我的诗歌史的课程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轮廓。从那里，我的文学感受力被唤醒了。我还记得当初看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时的低徊不已。后来，知道那是“千古名句”时，我对自己的文学感受力开始有了一点点的自信。
如果仅仅有这样的知识储备，也许我至今都只是一个会背很多古诗并为此而沾沾自得的人。但是，一本《朦胧诗选》几乎是与此同时地出现在了我面前。我至今也不明白“朦胧诗”朦胧在何处。我从来也不觉得我“看不懂”这些诗。可能我刚刚从三、四十年代的现代诗和悠远的古典诗歌中匆匆地走了过来，所以当我看到这些诗歌的时候，我只是觉得他们其实是非常传统的东西。大概是我的年龄还是一个不懂得太多、也不需要懂得太多东西的年龄，而我的阅读习惯也是那种不求甚解的阅读习惯，我只要读下来读得很“舒服”就行了。我当然不能真切地体会那代朦胧诗人对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控诉，我只记得北岛说天空中飘满了死者的倒影、顾城把星光比喻成绳索、舒婷在爱人的肩膀轻轻地哭泣、江河要在心里建造一座纪念碑。我并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被谁说成朦胧，他们为什么要用这朦胧的文字写作？我只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刚刚爱上了诗歌的青春期的孩子，只想、也只能够看到我想看到的东西。我至今都是一个不怎么喜欢问诗歌“写了什么意思”的人，也仍然坚持认为朦胧诗其实很传统——和李商隐比，北岛朦胧才怪呢。而且，他的诗歌形式其实非常的拘谨，有些过于讲求整饬了。读多了北岛这样的诗歌，在自己的写作中会失去自己的灵性的。其他一些诗人，比如梁小斌顾城他们，更自由些，因为他们只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随意为之的东西，往往会产生奇迹。
那个时候，我们安徽的《诗歌报月刊》在各个小地方都能买到。每到星期六，我都会请路过县城回家的一个姓施的同学（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给我带诗歌刊物来，有北京的《诗刊》、成都的《星星诗刊》、河北的《诗神》。开始看还没什么差别，只要是书都喜欢。可后来，还是觉得《诗歌报月刊》要好些，因为它的东西放的开。《诗刊》每到年末的“青春诗会”专辑还可以一看，平时也就一般般了。《星星》一直没有突破，他们缺乏一种对语言的敏感性，观念没有根本性的革新，有点保守、不够大家气。《诗神》倒是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大气气象，像一个叫王建旗的诗人，我觉得他的诗歌似乎是句子不能限制的。他巴不得把诗歌整段整段地写。河北诗人大解似乎也有这个倾向。他的诗歌中总是空格，而这空格中，就隐藏着一股非要接下去读完的“一气呵成”之感。这种写法我这个年龄的人似乎没有谁真的想要去实践过，我想我们也写不了。我们是萎缩的或内敛的一代。
当时正值《诗歌报》创刊十周年纪念。他们出了个《十年精华》。我承认，我的阅读在这里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可也受到了真正的挑战、一种读朦胧诗从未感到的挑战。我以前还真没听说过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写？他们这么写到底是说些什么？什么是“九首诗的村庄”（海子）呢？他怎么能够住在那里，“象丰收、水滴和失败，住在我心上”？失败又怎么会住在我心上？“闪电，击穿感觉的花园”（南野），什么是“感觉的花园”呢？“大地，风暴的灯盏”（蓝角），大地又怎么会是风暴的灯盏呢？“家，是一个号码
忘了 就没了”（顾城）。家怎么会是一个号码呢？怎么会忘了就没了呢？这些很难看的东西，我就使劲地看。这也让我在不知不觉中记住了一些人的名字。什么昌耀啊、什么肖开愚啊、什么章得益啊、陈东东啊韩东啊……等等。——按现在的观点看，是不是老头和第三代、中间代都有啊？可是，那时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些名称。
当然，也有很多东西很好看，给你一种崭新的感受。像于坚的《避雨之树》，那么细腻，象说话、象散文一样地写诗，把一个普通的事件写了出来。还有席永君的《花园与风筝》：
“风筝飞起来了
高过了塔顶
高过了童年
只留下手中的线
只留下惆怅”
席永君去年在成都见过一次，头发长长的，象个电视剧里下来的侠客，一点都不象他的诗歌中的那种气质。比较而言，沈天鸿的《纸筝》就大大不一样了：
“一生只有一次
回首向晚
天空多么干净……”。
几年后，我在《安庆日报》那间阴暗狭小的编辑部里见到沈先生的时候，也多少能够理解为什么他总是写那些形而上的东西。
同样地，几年后，我在安庆见到余怒的时候，问余敬锋真的是他吗？因为我无法把这个写得怪怪的、宣称诗歌不讲写什么的余怒，和那个写《断桥》的诗人余敬锋联系在一起：
“只有断臂
这只为锋利的水波击伤的断臂
还在坚持着这个梦想……”。
是什么东西让一个人从此不再轻易地使用“坚持”这些词、不谈“梦想”这样的字眼呢？那些指责余怒诗歌的人，如果看看当年余敬锋的诗歌，我想，他就会明白，对他的不满，其实是因为不理解别人的主动放弃罢了。不是不能，是不愿做而已。
还有吕德安，他的一首《父亲和我》：
“父亲和我 肩并肩地走着
我们没有什么话说
这是长久生活在一起的习惯
造成的。
街道依然熟悉
熟悉的人要举手致意……”
还有很多诗人，他们后来似乎不怎么写了，但他们凭着那一两首诗歌，就使我长久地记住了他们。我得说，正是所有的这些诗人，给我个人带来了一种新的感觉：他们让我学会要从困难的地方开始诗歌。可以说，他们给中国新诗歌带来了新的审美范畴和方式。这正是他们长久地让我记住他们的原因。遗憾的是，这一新的范畴和方式，迄今为止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和接受。
我不知道我的引用是不是张冠李戴，或者错误百出。因为那本书，在几年前就已经给别人拿去了。我现在所有的引用，都是出自几年前的阅读记忆，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漏和纰漏。责任当然是在我。
现在一想到那几本书，再看看现在手上和身边的杂志、诗人花名册什么的，我真有点感慨。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只能说，我感谢我的1994、1995年。它让我一下子就没有任何成见、没有任何观念地遇见了那么多诗人。他们一下子从不同的年代走到我的面前来。他们是一个个地，而不是一群群地朝我走来。他们的面目不一，有时候差异很大，甚至是互相否定互相矛盾。但正是这种差异和矛盾，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诗歌胃口，也让我以后看诗歌的时候，开始变得苛刻。我和他们素不相识，仅仅凭借着我有限的和我素有的感觉去辩识、去理解、去接近他们。我曾经喜欢过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又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渐渐疏远。我曾经以为他们写出的是了不起的作品，我至今也还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不经意间已经留下了他们最好的作品。我得坦率的承认，正是他们，把我引进了诗歌这间神秘的大门。他们就象一扇扇开启的窗口，让我看见：那屋子里面，发生过和发生着什么。但是，作为一个眼光挑剔的人，现在，很难有谁让我长久地认为是不可磨灭的了。我觉得，诗歌就是这样：你只是曾经可能写的不错。
再来看看这本《福建文学》的诗歌专号，许多诗，早已读过了。有些喜欢的依然喜欢，有些曾喜欢的，开始感到有着这样那样的缺憾。如果我接受这种“代”的划分的话——就让我暂时接受吧——我只想说出我的基本感受：第三代诗人，依然是最棒的。他们超过了朦胧诗，相反地，也许有一点残酷地说，中间代诗人和70后诗人，在他们面前，在这个专辑里，在目前这个状态里，依然没有写出比他们更成熟的作品。
也许，诗歌真的是一件需要时间的事业。
2002年8月21—22日，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