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没有意料到，酷评的风一转，会变成西北风刮到陕西，这样激烈的争论和点名道姓的批评居然会发生在陕西文化界。应该说，陕西文坛爆发的这场大地震是由两位名不经传从事编辑工作的年轻人李建军、邢建海和《三秦都市报》、《今早报》两家媒介引发。
后来，《华商报》、《西安晚报》等其它新闻媒介也都
有不同程度的介入，发表了和这场争论有关的文章。至今，有关争论已经由文学内转到文学
外，从陈忠实、贾平凹的作品到对他们的人品、道德、私生活，从清算陈忠实、贾平凹到高
建群、程海、京夫、方英文等作家，再到评论家王愚、李星、邢小利，凡是陕西文坛的名人
，一个也没有放过。目前，这场争论仍然在进行当中。
2000年9月6日，陕西作协、《当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在西安举办《〈白鹿原〉评论集》研讨会，作为代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李建军观点独特，出语惊人，引起了在场的《三秦都市报》记者杜晓英的注意，于是在会议结束以后采访了曾经在陕西高校工作数年后来又在中国人民大学拿了博士学位的李建军
。这篇名为《青年文学博士直谏陕西作家》的访谈文章发表在了10月7日的《三秦都市报》文娱新闻版最下角不起眼的地方，一石激起千层浪，借助媒介的力量，“黑马”李建军
的尖锐批评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该报见反响不错，遂展开连续报道，又请李建军再次发言，这次，李建军把目标转向了陕西的批评家们，一篇更加有争议的《陕西批评家太客气》再次发表在10月17日的《三秦都市报》上，这回的文章放到了头条的位置上。自然，这篇更加严厉的批评文章引起了陕西一些批评家们的愤怒和反应，媒介的强大影响使文学内部的争论变成了社会公众话题。与此同时，报社开通了热线电话，在后来的几天里，《三秦都市报》索性在报纸上开辟了系列报道，推波助澜，邀请社会读者参与这次文学讨论
，从报纸发表的内容摘要来看，读者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边倒，支持李建军对陈忠实、贾平凹以及对批评家们的批评，给陕西文坛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开始，一些陕西的评论家们也纷纷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作出了回应，评论家费秉勋、李星、李震、作家王晓星、孙见喜等人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对李建军的论点作出了细致的反击和批评。尽管李建军的批评过于尖锐，感性具多学理不足，观点也有偏颇和苛刻，尽管这场长达近两个月的讨论和交锋还有一些火气
，但是批评基本上还控制在文学的范畴内。就连陈忠实和贾平凹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不同意李建军的批评，但是态度还是很坦然的。
就在这场讨论在渐渐深化的时候，陕西的另外一家报纸《今早报》在11月15日刊发了一篇火气更大的文章《陕西文坛真诚几何》，文章署名为邢建海，据说此人曾经是《陕西日报》文艺部的编辑，对陕西文坛内幕了解甚多，该文章以两个整版的篇幅指名道姓批评陕西作家追逐名利，评论家圆滑世故，对“陕军”来了一次集体清算。在李建军的《青年文学博士直谏陕西作家》、《陕西批评家太客气》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陈忠实、贾平凹的作品到对他们的人品、道德、私生活，从清算陈忠实、贾平凹到高建群、程海、京夫、方英文等作家，再到评论家王愚、李星、邢小利，加上对已经逝世、病故的柳青、路遥的点评，凡是陕西文坛的名人，一个也没有放过。这篇文章的发表如同火上浇油，陕西文坛顿时方寸大乱，由此引发了激烈、尖锐的讨论。《今早报》趁热打铁，在见报的当天就公布该报的热线电话和编辑、记者呼机号码，一边邀请读者参与讨论，一边打电话给陈忠实
、贾平凹和其他作家、批评家，要求采访他们对邢建海的文章批评有什么看法，遭到了贾平凹的拒绝，陈忠实则对邢建海的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回击，偏激的邢建海连续发表相关文章，引起了陕西文坛的作家们、批评家们的集体公愤，以至于一直保持沉默不想参与讨论的陈忠实、贾平凹都愤怒了，高建群等其他作家在无奈之余也先后作出了不同的回应，更多的作家、批评家则保持了沉默，他们表示，不愿意掉入媒介为提高发行量而设下的陷阱，成为报业利益竞争的牺牲品。而这场讨论的始作俑者《三秦都市报》见势不妙，于是该报在11月17日第一版发表声明，敬告读者宣布暂停围绕《青年文学博士直谏陕西作家》、《陕西批评家太客气》的讨论，认为其它媒介的报道和讨论已经超出了正在进行中的正常学术范围的讨论与批评。
两匹黑马
李建军是陕西富平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他此次文艺批评的主要对象是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怀念狼》，以及“有成绩的”陕西批
评家。关于《白鹿原》，李建军认为它表现的民族情感有些“狭隘”，“应该有更博大的人道情怀”。与《静静的顿河》相比，他直言“陈忠实显然远不如(前苏联)肖洛霍夫”。
“
我们可以通过与《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来具体说明这一点。在这两部小说中都写了民族战争，都写到了敌人的死亡，但读者感受到的作者的情感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肖洛霍夫谴责战争，对所有死于战争的生命都给予同情和怜悯。就这一点看，陈忠实显然远不如肖洛霍夫的。其实，在一点上，很少有哪个中国作家是达到了及格线水平的。”在《白鹿原》中“我们没有看到更博大的感情空间和更可取的人道立场。”
中国的文学叙事一旦涉及国际矛盾和民族冲突，就陷入一种简单的愤怒与仇恨之中，缺乏更博大的人道情怀
。。关于贾平凹的《怀念狼》，他认为“但他先生阁下常常令我失望。自《废都》以下，我在他的小说中较少看到让人略感满意的东西。没有新的精神视境，没有新的话语风格，没有智慧的叙述形式，没有塑造出真正活的人物。永远是那副样子：不今不古、不死不活、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人不鬼、不冷不热、不文不白
。食之既已无味，弃之亦不可惜。然而，贾平凹的书一直卖得很火，这真是一种怪现象，中国特色的怪现象。我把这看成文学腐败的一种典型样态。”
“《怀念狼》一出来，我就读了。读后的感觉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说，就像落了一头雾水。
我又一次体验了被戏弄的感觉。还有半通不通的病句，别别扭扭的修辞，像爬上脚背的癞蛤蟆，让人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还有偶尔露峥嵘的常识性错误、诸如‘鲁迅的小说《
祥林嫂》’啦、‘《堂吉诃德》里有个星期五’啦，简直叫人怀疑作者是否认真地读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之类的书。平凹爱讲的一句话是‘淤泥里生长出来的莲花是圣洁的’。不错，很有诗意。但文学的莲花是高贵的精神之花，是从纯洁的心灵世界里生长出来的。如果心灵世界本就是一滩淤泥，那就别指望体验到‘如莲的喜悦’。我曾对朋友说，平凹如果不是在陕西，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生活和写作，他未必会像他说的那样浪得那么大个‘虚名’”。
关于陕西的文艺批评，他认为“陕西的文学批评是有成绩的，但缺乏活力和锐气，让人觉得沉闷、单调”。“陕西批评家中间许多人的学养和艺术鉴赏力是极好的，但大家彼此之间太客气了。这既无助于形成真正的友谊，也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就拿平凹来说，他的创作早就出了问题，但大家只是曲意回护，巧言美饰。这其实害了平凹，让平凹失掉了在批评中提高的机会。”“
他们勾肩搭背，挤眉弄眼，不负责任地讨好作者，坑害读者。他们硬是要把狗屎说成黄金。这简直是在审美的精神领域犯罪。这是一种基源于商业动机的腐败性合谋。他们在谋杀文学，是在行骗。很多时候，我宁愿听狗叫，也不愿听批评家说话。从他们的嘴里出来的永远是空话、假话和套话。”
邢建海则在名为《陕西文坛真诚几何》的文章中愤怒批评陈忠实、贾平凹及其作品，观点有以下几点：
1“封圣”令人作呕的封圣！在我的记忆里，学术界、媒体上等几乎把评价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和杰出作家所用的溢美之词，全都用在了他们身上，什么“大师
”、“大家”、“史诗”、“巨著”，有的干脆照抄“外国文学”书上的“引发了一场文坛大地震”、“海啸”云云。什么叫引发了一场大地震，震中是在巴黎，还是在北京？拿贾平凹从1984年至今创作的七部长篇小说来说，《浮躁》可以说达到了作为文学作品的一定的高度，正当羽毛丰满的他展翅高飞、前途无量之时，却突然收紧了翅膀，一头扎向“水
”中，自甘坠落。陈忠实的《白鹿原》使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已显现出大家的气象。但得到宝座与勋章的他，还会返回到曾冲锋陷阵的战场吗？我不能说全是封圣导致了他们的滑落甚至消沉，但我敢说是封圣产生的高高在上的心理，在消磨着他们的锐气、血气和骨气，他们再没有了往日那般对文学像教徒般的虔诚，随之而助长的是他们的骄气、傲气，甚至还有另类，这些都令热爱他们及其作品的人感到似灌肠般的令人恶心、作呕。
2宣传使“陕军东征”受益匪浅：90年代初，“陕军东征”的五位作家：贾平凹、陈忠实
、京夫、高建群、程海，着实让陕西作家在中国文坛火了一把，《白鹿原》发行量达60万册
，是当时五部书中惟一没有库存的作品；《废都》发行量超过百万，创下了中国长篇小说销售史上的奇迹；《八千里情仇》、《最后一个匈奴》、《热爱命运》也在一些地方的畅销书上榜上有名。随之而来的便是丰厚的经济回报。据说贾平凹仅此收入达近百万元，陈忠实也挣了几十万。这一惊喜，令许多作家们茅塞顿开，才忽然醒悟到出书不仅可以扬名，也是可以发大财的。而为此立下汗马功劳的就是宣传。可以说到此为止，是陕西当代作家创作态度的一个分水岭。作家惟一的标志就是他的作品，而这条纯洁的河流里却源源不断地注入了污泥浊水。
3仕途该不该入？世俗该不该逐？就陕西现在这支作家队伍相比，作协主席的位置凭实力而论非陈忠实莫属，西安市文联主席贾平凹也当之无愧。步入“仕途”，尤其坐上了文学领域在一个地方最高的交椅，无形中有了居高俯视的感觉，有了一种无比优越感、成就感。也就是从这时起，近十年过去了，陈忠实没有创作过一部有影响的作品，所出的几部集子《陈忠实小说精选》、《陈忠实散文精选》等都是炒的冷饭。问题也并不是几年或十年有没有作品问世，问题恰恰出在陈忠实根本没有创作的欲望、激情和进行一次大的创作所必要的时间和充实的准备，渐渐地他远离文学、淡化文学，而与之相对应却是门庭若市，各种应酬。待人接物更显得娴熟；忙于参加各种大小会议，主席台成了他的固定位置，讲话稿越来越写得老道精彩，俨然一个政客的面孔。不过人们想问，作为一个不到花甲之龄的作家，你正在违背着你曾经真诚地许下的诺言，你开始慢慢撕下像你名字一样对文学“忠实”的面具
。贾平凹与陈忠实相比，是比陈忠实要世俗得多的人。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世俗，比如赌博，
心情不好时，赖着不付账；心情好时，可以输个精光。你讨他的字画，他就要收钱，有用古董换他字画的，有用礼物求他扬名的，吃人家的嘴软，拿
人家的手短，自不用说。当然贾平凹不至于低到拍马溜须的档次，但吹鼓手还是要当的。尤其是随后在他的启发下，并以他为首的三秦作家书画便如雨后春笋般的生长起来。陈忠实、赵熙、高建群、程海、孙见喜、方英文、骞国政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知名一点的作家不写字作画反而不正常了，而且频频见诸于报刊、电视。当然，这些作家大部分功力并不在于切磋书画艺术，而是不务正业去捞取润笔。他们多么想能像贾平凹一样，如果能在这方面发点财该多好啊！这比起写作的辛劳来说，不知要轻松到哪里去了。有人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贾平凹写字作画挣的钱买一辆世界水准的豪华轿车没有任何问题。据不完全统计，贾平凹仅住宅就有几处而且都够一定的标准。
4炒作成全了一批作家。就陕西而言，贾平凹可谓是炒作的旗手，而那些名气不够大的作家，或者是准作家，或者是流浪文人等文学圈内的人士们却比读者更早地领悟了贾平凹如此神奇的“秘诀”。于是高建群从一名知名作家把自己降到了自由撰稿人的水准，一会儿这家报纸接连发出他进入大城市感受的系列随笔，高建群自己称自己是中国最有才气的作家，某部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上乘之作，但至今没有公论，这尚且不说，高建群的的确确自调入西安后．再也没有像《最后一个匈奴》那样的作品问世，但却名气大增。今天电视台邀请高建群侃文学，明天报纸邀请著名作家高建群侃足球，其成了各大媒体竞相炒作的对象。名气及影响使当年出版《最后一个匈奴》的他可望而不可即。程海炒作的经历比起其他作家来要辛劳一些，就拿最新的《人格粉碎》来说，那阵子，程海背着书和小礼品不辞劳苦地往返于西安和咸阳之间，西安有影响的各大媒体他都要把香烧到
，有时我碰到他在求编辑为自己上稿的情景，我不禁发问：这真的是“陕军东征”时那个作
家程海吗！但无论如何，程海成功了。他的炒作，炒作他的作品，使程海变成了中国为数不多的完成了“人生三部曲”的大作家的形象，《人格粉碎》也一版再版。
5圆滑的评论成就圆滑的评论家
：当代陕西评论家王愚可算是元老之一。大凡王愚参加的作品评论会上，他惯用一连串的组合词、排比句，而大多数是溢美之词，有时人们会想，他是在炫耀自己的口才，还是在评论一部作品，而且每每讲到一定火候就脱离话题，“文学大风景”式的高谈阔论一番，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会不光是评论，会完还要喝人家的酒噢。评论家李星可谓张飞的身材、包公的脸，话语却很婉转，发言时先几声粗放、爽朗的笑声，
这给在座的一个信号，我是温和派，是带着善意来的，自然评论是有分寸的。邢小利可称得上陕西青年评论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前期评论可谓锋芒毕露。虽文风素朴，但不影响他看问题的敏锐、准确与深刻，也奠定了他在陕西评论界的位置。而夹杂着对作协几乎所有领导的类似于人物印象侧记式的评论，充斥在他的评论体系里，而他这种大而全、浮光掠影式的赞美、拔高的评论，实有拍领导马屁的嫌疑。如果说邢小利前期评论是纯学术上的，而后期则多在功利上考虑，试想评论家如此发展下去，他的才华与激情还会燃烧吗？
各方反响
当李建军的《青年文学博士直谏陕西作家》和邢建海的《陕西作家真诚几何》分别在《三秦
都市报》、《今早报》发表以后，在陕西文坛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以后，对于李建军的直言批评，陈忠实、贾平凹等著名作家没有作出正面回应，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采取了低调的态度：陈忠实说，作家对不同的意见应该有包容的态度。评论家因为受各种因素影响，有什么看法
都可以理解，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我现在最看重的是普通读者的意见。贾平凹说，作品的好坏需要时间来检验，读者的眼睛是最亮的。
针对邢建海的《陕西文坛真诚几何》文中点名道姓的人身攻击，陈忠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
些恼怒：“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文章我已看过，关于我的那部分评论，我确实不应该说什么
！这已经将文学讨论引上了一条庸俗的道路，他已经脱离了文学讨论的范畴，完全像是一篇
市井传闻的陋作。本来我们是寄希望于这种文学讨论，能够激活陕西文坛的学术氛围，在实
事求是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有利于陕西文学发展的良好的语境环境，以克服我省文坛作家的
自炒现象和评论家光说好话的这种不正常现象。以前的许多文学讨论还是对我们创造这种文
学语境环境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反响还都不错。”“对于文学讨论，我们只能是在文学领域的范畴之内对作品，作者的创作思路、评论家的评
论作出讨论和争鸣，这才是文学讨论的核心，但是，将文学评论引申到关注作家的隐私、钱
袋和生活态度这一方面，那么这种文学讨论就没有了任何意义。前些年，大家都叹陕西作家
穷。路遥可以说就是穷死了。这还引发了一场捐助。现在，作家的生活改变了，他们用自己
的文字和作品养活了自己，就算贾平凹用自己的稿费买一辆豪华车，买几栋房子，那也是贾
平凹自己的事，这又和他的创作有什么关系呢？”“我个人认为文学讨论应该争取那种符合
文学范畴内的百花齐放，既不进行热炒，也不能冷落。使文学评论始终处于一种健康而有益
的范围之内，这才是文学讨论应该起到的作用。”
对李建军的批评，温和的贾平凹一如既往，按照自己的批评的态度，不发表对自己的意见。
但是当面对邢建海在文章中间的人身攻击，贾平凹再也忍不住了,（而且就在此文发表的当天上午，发表该文的报社记者打电话给贾平凹，问他对邢建海文章的看法，他顿时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陷阱）专门针对此文写了一篇回应文章《我说几句话》，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并且针对邢建海的文章的观点进行了驳斥：
一、我从事文学创作25年来，一直是从文学的风风雨雨中走过的，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曾在不同时期引起过在陕西和全国范围内的争鸣，这些基于文学视域上的批评或反批评，都令我受益匪浅，对当年的一些评论家，我至今心存感激。但是这一场议论，我反复斟酌，总觉得是一种非文学现象。俗话说，在什么行当说什么话，对于文学之外的事我向来是漠然的，这也是我没有及时发言的原因之一。
二、陕西文学界在新时期以来承袭了上一辈作家如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对于文学的忠诚和执著，走出了一批在全国文坛不时被提及的作家，他们以自己的才华和劳动延续了陕西文学的辉煌，为新时期文学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90年代以来，又涌出了一批很好的青年作家，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写出了备受关注的作品。我们这支队伍后继有人。对陕西文学的前景我是乐观的。当然，每个作家在展示自己特点的同时也暴露着不足，从审美的角
度来看，社会对作家及其作品求全求美求高求大是正常心理，但创作毕竟是个体劳动，需要
广泛的生活基础和深刻的学养支持，凡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同道者，我相信他们会在各自的创作中逐步克服自己的不足而成熟起来。在这方面，不是上一两节辅导课就能解决问题的。
三、在我周围的文学朋友中，乃至整个陕西文学界，我至今还未当面听到过谁叫我“大师”
，反倒是他们一见就调侃我，捉弄我，甚至编我的笑话。我请人查了有关资料，“大师”一
说最早是在1991年台湾的一位著名作家称呼的，后来国内评论界一些重要学者、专家的文章中和在北京、新疆、香港等地的演讲、座谈中以及海外有些国家的评论中也这么称谓过。对此，我一直诚惶诚恐。我一直企望能丰富我的学识，扩大我的见识，所以这几年除写作外一直在外考察，在家读书，不敢懈怠，给自己定大的目标，盼自己有大的出息。但这一场议论中，不时有人说我的朋友和陕西文学界首先封我为“大师”，这又使我诚惶诚恐了。做人要有诚实，做文要有良知，咱们发议论还是实事求是为好。
四、市场经济以来，在产品推销、科研成果推广方面，人们频频使用“炒作”二字，文艺界的一些作品和艺人这种现象也时有所闻。在文学界，一位新作者出了新作品，开个研讨会，
总结成败得失，报上发个消息呀纪要呀什么的，也算不得什么怪事。在这场议论之前，也有朋友告诉我一些评论家对一些新作家评论过高，为此我访问过几个评论家，他们说：对待新作家，我们的原则是，对长处说充分，对短处说准确，一切着眼于文学创作。鼓励而不鼓吹
，批评而不打击。这几年陕西的作品研究会，大体是循着这个路子的，所以那些评论家才赢得了全国评论界的尊重。说我在自我炒作，我觉得这恰恰说反了，有关我的所有研讨会、座谈会、新闻发布会，我则能不开就不开，能逃避就逃避，甚至为此和一些部门和有关人员红过脸，这一点人事俱在，调查起来并不困难。从出版者的角度来说，他们出版一本书，总想尽快售出，为此各个出版社都搞过请作家签名售书等类似的促销活动，而媒体总在给予积极配合。我每有新作出版，一些报纸的有关负责人带着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上门请我支持他们的工作而接受采访，如果我有错，就是我诚心地接待了他们，满足了他们，怎么现在我又成了自己炒作自己？每说到这，我就为这世道的反复忍不住要笑啊！
五、还有个别议论，说我的住宅、车辆、存款、稿费等个人生活方面的事，有些纯属无中生有，有些是不了解情况，对此我实在不愿多说。改革开放以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受益之一就是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人生活方式多元化，我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和心思坐在家里替别人算账，对所有以自己的正当劳动获得的成果我都持平和和尊重的态度。
六、在文学批评方面，只要是实事求是的，在文学土壤上的，有学理精神的，对社会和读者持负责态度的多种批评和反批评，我都积极拥护和参与，除此之外，就是别的活动了，我可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涉及。我的愿望是认认真真多读几本国外的和国内的书，多走几个地方去深入生活，用文章写出我的见闻和思考，以报答我的读者。
陕西文艺批评界迅速对这场讨论作出了回应，全国部分批评家、作家也对此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观点大致有两类：
一、何西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建军的谈话，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因此，有点放言无忌。但我感到，这些谈话对陈忠实、贾平凹两人都是逆耳忠言。批评要有锋芒，有见地，能说到点子上，对作家和读者才会有启示。李建军在青年批评家中，是一个代表，他很有特点。我们要像欢迎陈忠实、贾平凹一样欢迎一位年轻批评家的出现。李建军的出现，我感到高兴，作为秦人，我感到自豪，从关注全国文学的角度讲，我感到后继有人。
王彬彬（南京评论家）：李建军的批评，是严肃的，非常难能可贵，尤其针对本乡本土，从文学立场出发，这种姿态非常少见，我很感动。他衡量作品的价值尺度和立场，我基本认同
。李建军的批评和近年来毫不讲理的乱骂式“酷评”是有区别的。李建军的文章很漂亮，也很尖锐。在这里，尖锐不是毛病。
魏雅华（作家）：读了李建军的文章，感到终于有人出来说实话了。文学创作与评论有些时候真是“皇帝的新衣”，都不说真话。在陕西，不能公平地谈陈忠实和贾平凹二位。
郭铁成（《文艺争鸣》主编）：李建军私下告诉我，他同陈忠实可以说是忘年的知交。然而，知交归知交，作品归作品，也许正因为是知交，他批评起来，就更是襟怀坦荡，直言不讳。我不知道陈忠实、贾平凹看到这样的文字做何感想。我想，如果他们是真正的作家，看到这样的文字，应该感到十分欣喜，因为他们被人关切着，并且得到了其他作家没有得到的真诚而有见地的批评。要净化文坛的恶浊空气，是批评家和作家共同的事情，有批评家勇于批评的勇气，也要有作家承受批评、欢迎批评、吸纳批评的勇气和学养。
洪治纲（浙江评论家）：当读到李博士“直谏”陕西两位文学大家的一些言论时，我首先觉得，这是一种真正批评的声音。却又是我们文坛上久违了的声音。这种声音因为被其它喧嚣已久的杂音淹没得几近窒息。所以如今听起来有点“另类的尖叫”了。这实在是一种批评的悲哀。
批评即苛求。尤其是对于重要的作家作品，如果过多的进行掩饰，这不仅是对批评职业的一种亵渎，也是对批评家自我艺术人格的一种自渎。
比李建军更激进的李震(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则认为:“陕西作家最致命的局限远远不止是狭隘民族主义，而是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隔膜，是潜伏在陕西作家文化心理中解不开的村庄情结，是工商业文明强力冲击下的农业文化的自卑、自闭和自大心态。”
二、
李星（陕西评论家）：每一个批评家在评论一部作品时都有他潜在的知识结构，都有他自己的理想作品标准，也有不同的参照系，如以这个作家原来的创作为参照，以一个地区（如陕西）的文学为参照，以一个时期全国的文学为参照，在世界范围内找参照等等。李建军理想的小说文本，是《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这样的社会历史小说、社会政治小说，是批判现实主义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怀念狼》当然不中意。标准不同，结论不同，我们甚至无法和李建军辩论，无法讨论。其实陕西批评界对《怀念狼》并不是一致肯定的，有的批评意见甚至说到平凹当面，见之于媒介。批评家的“乡愿”、“人格萎缩”是有的，但不一定表现在对《怀念狼》上，对贾平凹，就拿我来说，我是肯定《怀念狼》的，但我是真诚的，我有我的标准、原则和职业良心
。其实肯定《怀念狼》，甚至评论很高的不在陕西，而是全国的一些评论家，如李洁非、牛玉秋、丁帆。这几个人名气就够大了，如丁帆，南京大学名教授、博士生导师。这中间明显有人为了商业利益，无原则炒作，但也一眼就能看出，这不是主流。
王旭峰（浙江小说家、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李建军博士坦率直接地说出自己的观点
，这本身无可非议。但我认为直言不等干尖利，有时人们因为对叙述方式的抵制而把叙述内容也一并抵制了。能否找到一种既中肯厚道又直言不讳的批评？这似乎是一种悖论，但也不是不可以尝试的。
费秉勋（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针砭时弊方面，李建军的话确有击中要害的地方，文坛风气不好，陕西也不例外。然而在文学批评方面，我们在李建军的话中几乎找不到什么价值
。他对陈忠实和贾平凹创作的批评，有相当大的自我炒作目的，所以就表现出情绪化和无学理这种不正常来。批评《白鹿原》的话没有丝毫道理，对贾平凹近年的创作是一鞭子扫倒。
陈忠实、贾平凹作品中当然都有可以批评的地方，事实上在这两个人的创作研讨会上，评论家们有许多精辟深刻的批评，是高于李建军这种情绪化和简单化的批评的。李建军的批评，只顺着个人所持的单一的文学观念朝前直冲，思路比较粗放，也比较狭小，更糟糕的是理论和作品是两张皮，谈知识时像给人上文化启蒙课，一结合到作品就尥蹶子。譬如从朱先生烧鹿兆海割下的日本兵头发这一细节，便得出《白鹿原》有狭隘民族主义的结论，这不是明显地尥了蹶子吗？李建军把贾平凹的书“卖得一直很火”，“看成一种文学腐败的典型样态”，在逻辑上是很难成立的。贾平凹小说“一直卖得很火”，似难简单解释为众多读者愚昧到屡屡上当，而应当将此作为文艺社会学和文化市场学问题去深人研究。《怀念狼》虽然有缺点，但绝不应概括为“乏味、苍白、浅薄、
混乱、虚假、做作、了无新意，可以说一切坏小说的毛病，都让它占全了”。李建军搜罗了这么多贬义词，而且把话说绝，抵到南墙，我认为这只能是两种可能：要么是出于自我炒作的需要，故不惜拿出醉汉的雅态；要么是他没有看懂这本书。李建军从这部厚重的作品中挑出“头发”问题来做文章这种自炒法，我们从1985年文化热以
来已经屡见不鲜。它的基本套路是，必须选择具有权威性的对象作为靶子去打，这才能耸动
社会听闻，从而使这种怪叫引起全社会注意，达到让社会“发现新人”的目的。李建军来陕
西进行自我炒作，要选自炒的载体，当然非陈忠实、贾平凹莫属。我说“直谏”是自炒，尚
有如下诸种常见的炒作特征为凭：一、不作分析，只下断语；二、把话说绝，不留后路；三
、语言过激，时有谩骂（如“心灵世界是一滩淤泥”“宁愿听狗叫也不愿听批评家说话”等
）；四、气度如虹，自封权威。这些特征有时会感染一些人，说是“圣斗士”。如果中国的文学批评，都变成这种“圣斗士逞英豪”，中国文坛和中国文学将会变成怎样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另一方面是关于炒作。媒体在用名人来炒新闻时，唯求耸人听闻，就很少考虑科学性，常常
来些不着边际的过火提法。这时候作家本身是最需要清醒的，可惜作家常常是被这些炒作卷
着朝前走。形成了媒体与作家之间的一种互动习惯。这必然引起社会的反感。这次讨论中， 有许多激烈发言正是发泄这种反感的。
评论家景秀明则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待当前的酷评：一些评论家仍然在采用80年代的文学眼光看待90年代的文学，或者以道德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批判，即为文学批评的传媒化、泡沫化和粗暴化等。在近年来的文坛上，批评粗暴化又煞有一番热闹与精彩的表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以为是。在这种“可爱”偏见的作用下，批评者就气势汹汹对他人观点大起兴师问罪之势。殊不知就同一问题，有许多不同学术观点是很正常的，你的理解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这种“自以为是”的粗暴化批评态度，反映出批评者的霸权心态。二是小题大做。在他人的作品或论文中，存在着小错误、小问题是在所难免（这不是替其错误和问题辩解）。你对其进行批评是对的，说明你对学术严谨的态度和完善理想的崇奉。对这些小错误和小问题，你可以通过正常告知方式展开批评。但是他却偏不这样，而非对这些小问题、小错误摆出一副“学术大批判”的架势不可。这实乃是“用大炮打蚊子”。这种批评态度与方式的用心是妄图从小处入手，扳倒对方，而自己可趁机扬名（因为其批评对象往往是“名流
”与著名学者）。这种批评的态度映照出批评者的投机家伎俩和流言家的嘴脸。三是不顾事实，无中生有，穿凿附会，捕风捉影，信口雌黄，对作家作品等展开妄评。文学批评的这三种粗暴化的态度与方式，都是不利于文学批评正常的开展，不利于文学事业的发展的，而尤以第三种态度与方式为最可恶。这种批评态度与方式堪称得上是“文革”批评文风的还魂。
文学批评的粗暴化态度在近年来愈演愈烈，颇有一发不可收拾的态势。就在本文在整理的过程中间，在看到贾平凹回击邢建海的文章以后，作为挑起这场争论的当事人李建军，又给发表贾平凹文章的《北京青年报》的编辑打电话，要求发表自己的文章《我也来说几句——“
贾平凹遭袭”真相》，情绪激烈，文章首先概括自己发起的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从专业
的文学评论家，到普通的读者都参与了讨论。这次讨论不仅在陕西省内引起关注，而且扩展到了全国。所以，这是一次参与人数多、辐射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文学大讨论。给普通读者通过媒体介入批评提供了机会，密切了他们与文学的关系。
”然后又以调侃的口气刻薄的文笔挖苦说：“我的话虽说得苛刻了一些，但用心是好的，是真心希望他能写出有价值的东西来。但贾平凹和他的一些同志显然没有理解我的这番好意。西安的《×早报》刊发了一篇题为《陕西作家真诚几何》的署名文章，对陈忠实、贾平凹等多人的生活方式及隐私性问题大加谈论，言辞激烈，但基本上没有引起回应，整个讨论依然是围绕已经提出的文学话题在进行（事实上在邢建海一文发表的第二天，整个西安已经满城风雨了，报纸还在煽风点火，开展大讨论，
而《三秦都市报》考虑形势已经失控，文学讨论变成了人身攻击，该报在17日就在头版发表声明，宣布停止讨论）。但遗憾的是，贾平凹对真正的文学批评没有兴趣，却对别人说自己有多少房子、挣了多少钱、打麻将赖账等话题更为在意。对于一场具备这样三个方面意义的文学大讨论，怎么能说是‘非文学现象’呢？我不相信那么多人在报纸上说了那么多掏心窝子的话，就没有一句话让贾平凹心悦诚服？就没有一句话值得贾平凹表示一下谢意？”李建军在文章中间还讽刺贾平凹道：“
其他问题还有不少，如诿过于人，替自己开脱，总是把自己说成替人受过、施恩于人的无辜者形象，等等。这些就不说也罢，但临别时还是应该再提醒平凹一句：大家说了那么多，可都是为你好啊，咱们‘做人可要实诚，做文要有良知，咱们发议论还是实事求是为好’啊！还有，写出了《怀念狼》这样的离及格线水平还差好远的失败之作，咱们也该好好反省一下了，免得再弄出一部离‘大师’距离更远的东西来。”
北京文学圈一位老评论家对笔者说：“李建军太过分了，人家回击邢建海的人身攻击，不答理你吧，你却偏偏要插进来闹一把，炒知名度也不能这样干啊。”
眼下，这场争论仍然在进行中，有知情者透露说，这事情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结束的，只是阵地已经从报纸转移到了杂志上。
责任编校 曲有源
文章选自《作家》杂志（www.writermagazin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