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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影:二地官司,三本小说?!

虹    影



  
一、虹影的麻烦

  
记者:《K》出版以后,有很多很多事情发生。
  虹影(以下简称虹):跟人打官司,日子很不好过。一开口就是几十万,还要官司费用多少多少万。有人总认为我用官司炒作自己,你来找个人打打官司试试看,这个日子很难受。最近《中华读书报》上发了两篇长长的骂我的文章。

  
记者:骂你什么?
        虹:把《K》定义为一部黄色小说、淫秽小说。第一篇文章叫“《K》官司的来龙去脉”,说“虹影在台湾版的《K》自序里说K就是凌叔华”。这完全是张口胡说,那个自序里没有这句话,那个版的自序和《作家》杂志上的序一模一样,你们都可以看到。

  
记者:但是你的丈夫赵毅衡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到过《K》里的原型是什么什么人。
  虹:对,原告在法庭上也把这个作为证据。赵毅衡写的课题之一是中西文化交流史,包括老舍、徐志摩等,他也写到了朱利安和原告的母亲,这是他的权利,连他也没有说过这是唯一原型。至于我,从来没说过谁是谁,因为我知道不是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心中自有我的原型。小说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就像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说的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所以你要说K是谁,我根本不必去跟你辩解。有人还说写的是新月派女诗人LWY。关于这个,我倒觉得他们说的还是有道理,因为有一部分确实是关于LWY的,朱利安在客厅里看到一幅照片,一个美丽的女子和泰戈尔在一起,这确实只有LWY才可能。

  
记者:你在用朱利安这个名字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惹麻烦?
  虹:我的书在英国出版或在其他地方出版的时候,因为涉及朱利安的诗和遗书,出版社都要取得朱利安家里同意的手书,他们都同意了的。他们说,朱利安远远没有你写的那么好。(笑)因为他是一个womanizer,就是登徒子。所以我当时以为他们那边会有意见,专门在序言里提过,防的是英国方面的纠纷。至于中国这边的人,我没有写真实名字,我根本没想到会杀出一个程咬金来。

  
二、写作

  
记者:《K》这个故事是怎么到你脑子里来的?
  虹:我在国外住了很长时间,在见一些记者的时候,或者我去演讲的时候,走到每个国家都会听到同样的问题,他们说,中国的苦难你写得太悲惨了。他们简直不能想象人会几天吃不上饭。我就想,他们对我们的苦难不了解,其实对我们最初的那种繁华也都不知道,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对性的态度,我们的道教、佛教的文化,等等,他们都不太知道,我觉得我有责任来写这么一本书,写在战争未来到之前,我们中华民族经历过一个怎样辉煌的时期,写那种繁华、奢侈、腐朽和精致。

  当我第一次读了朱利安的遗书的时候,我被感动了。朱利安是个诗人,剑桥国王大学的高材生,他的母亲是当时英国最著名的画家,姨妈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就是这样一个人,非常同情当时灾难重重的中国,决定到中国来。他在到中国来之前给母亲写了一份遗书,说:你不用为我担心,我到中国来,已经带上了氰化钾,到时候我会自己解决,不要担心我会遇上酷刑。他说他这一生有两个理想,一个是上战场,另一个是有一个美丽的情妇。我被深深地打动了。而且,我的一个忘年之交,她的名字和我发音一模一样,当然汉字不一样,人们叫她大HONGYING,叫我小HONGYING。她对我讲朱利安,她是他的情人。她当时是武汉大学的教授。这个人很有魅力,朱利安从众多女人堆里被她吸引过来。你想,武汉珞伽山我从来没去过,为什么我能写那么详细,就像亲临其境?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从没去过珞伽山。其实它的每一条山道,每一座房子,湖边所有的东西,这些全是大HY讲给我听的,包括朱利安的体型是什么样的,也是她告诉我的。但是我没必要把这些告诉别人,大HY也请我写小说时不要把她的名字说出来。我遵守这个诺言直到在法庭上。在法庭上我才把她和朱利安的情书拿出来。这些全部都有史料和证据。

  
记者:你有想把中国华丽一面描写出来的想法?
  虹:对。所以这小说里没有一个是反面的,我对里面的人都赋予了爱。如果真要说我的笔有点偏,那就是我把朱利安写得偏心了一点。这个人实际上是没有勇气接受爱、没有爱的能力的。面对他爱的女人,面对爱他的女人,他没有能力来承担一切,最后只能落荒而逃,逃回英国,最后在英国他的心也安定不下来,他又去了西班牙战场,被德国军队的飞机炸死。我觉得这是对他命运最好的一个解决,不然他这一生会过得非常痛苦。

  
记者:你写小说会刻意考虑一些流行元素吗?因为我发现你的小说里总有一些流行元素,比如《阿难》里的腐败分子,网络,等等。
  虹:你看我的每一个小说,你会发现我非常醉心于讲一个好故事,好看的故事。这是一个技巧,有的人写不出好看的故事。我非常庆幸的就是,我掌握了这种技巧。我写一个东西,我讲一个故事,我会比别人都讲得好。

  
记者:讲一个好故事在小说里有多重要?
         虹:特别重要。没有好故事你看什么呀?你不如看踢球或者看表演去。

  
记者:一般人对你的印象,觉得你是一个野生的、有原始生命力的、不规范的、可以不需要太多外在文化训练的作家。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虹:我的身上有很旺盛的生命力,我在70岁的时候也会像现在一样,激情在我的心中。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一点。我觉得东西方生活这个背景肯定给我很多的益处,使我跟其他的作家不同,让我的眼界不一样,我经历的事情不一样,我写作的方式肯定也就不一样。在我们东方,写作常常会有一些限制,这样,作家的想象力肯定也受到限制;西方限制较少,但这种没有限制也会使一个作品有局限性。因为你随便写,你反而会不知说什么好。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是怎么控制,知道什么地方该多写两笔,什么地方该少写两笔,使想象力张开翅膀飞,这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你掌握了这种“控制”的技巧?
  虹:我在写《饥饿的女儿》之前都是一个爬山的过程,写《饥饿的女儿》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站在山上了。《K》是在山上写的,《阿难》也是在山上写的。

  
记者:生活在英国,英语这种异质的语言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虹:我同意有的人的观点,中文、英文,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如果我只是用英文和人家交流,掌握一些信息,是不错的,但英文对我的写作影响甚微。在国外我用汉语的时候,带有一种很特殊的心情,跟在国内不一样,在国内我觉得是很自然而然的,在国外用汉语,我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汉语变得更敏感、更犀利、更深入,组合它们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们好像在和你说话,你会有一种和它进行交流的感觉。

  
记者:你会怎么进入一个小说?
        虹:一般情况,我必须先想好一个题目,没有一个好的名字,我不会写下去。为一个小说名字,我要想很久。

  
三、生活

  
记者:你的先生赵毅衡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虹:应该说他是我的一个大字典(笑),有什么问题我会问他。他经常要上班,而我这个人特别不喜欢打电话,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只好自己去查字典。他要在,我就会喊,这时他一般在楼下,我就会乱叫。另外,他对我非常鼓励。他挺为我骄傲的,我写了书,他挺为我高兴。我结交朋友,不管是男的女的,他都对人家很好。我们家里经常来一些我的朋友,他就会说,怎么都是你的朋友,没有我的朋友?(笑)我说你这个人就是没有朋友。

  
记者:他会给你意见吗?
        虹:会,他说得对的地方我也会听,但没写完的时候我一般不给他看,没写完我谁都不告诉。我这个人特别固执,你一看就知道。我不跟他说,如果我说我有什么想法,要写一个什么东西,他就会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所以我干脆什么也不告诉他。

  
记者:你在心态上至今仍像一个小女孩,大概是很受赵毅衡宠爱的结果。
  虹:(笑)哪里,是我宠他。我们家里什么事都是我在做,做饭,扫除,包括花园。我们家的厨房他是从来不进的。出版、接洽、外面打交道也都是我。

  
记者:作为一个女人,进入现在这个年龄,有没有什么让你困惑的东西?比如,生育,因为它已经渐渐成为不可能。
  虹:生育我从来没考虑过。在《饥饿的女儿》里你可以看到历史原因。在《阿难》书里,我谈到过这个问题,我说,孩子是女人内在的青春,一个女人有了孩子以后她的世界完全不一样了,没有孩子以后,她可能一天之间走向衰老,我指的是内心的衰老。一个女人没有孩子,她的内心很可能就是枯干的,你必须要有另外的东西来支撑。

  
记者:那爱情呢?因为你似乎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
  虹:对,我就像我母亲一样,是那种需要爱,有能力爱,有能力承受爱的一个人。爱情就在我的笔下。我创造了很多很离奇的,或者说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的而我们都需要的爱情。这一点上,是写作帮了我。只有真正超越了占有、性、欲望,等等这些东西的人,才能真正来写好它们。

  
记者:你超越了吗?
       
虹:我超越了。

       
记者:超越以后感觉是怎样?
        虹:超越了就是泛爱。对,我是泛爱(大笑),见男人我也爱,见女人我也爱,唯爱主义,而不是唯美主义。

  
记者:最后我想问的是,写作对你有多重要?
  虹:很重要,它是我的职业,是我存在于世界的方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写作应该说是一种疗伤,它治疗我童年的伤痛,也在我很绝望苦闷的时候把我拯救出来。写作是我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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