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虹影的麻烦

　　记者：《Ｋ》出版以后，有很多很多事情发生。
　　虹影（以下简称虹）：跟人打官司，日子很不好过。一开口就是几十万，还要官司费用多少多少万。有人总认为我用官司炒作自己，你来找个人打打官司试试看，这个日子很难受。最近《中华读书报》上发了两篇长长的骂我的文章。

　　记者：骂你什么？
        虹：把《Ｋ》定义为一部黄色小说、淫秽小说。第一篇文章叫“《Ｋ》官司的来龙去脉”，说“虹影在台湾版的《Ｋ》自序里说Ｋ就是凌叔华”。这完全是张口胡说，那个自序里没有这句话，那个版的自序和《作家》杂志上的序一模一样，你们都可以看到。

　　记者：但是你的丈夫赵毅衡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到过《Ｋ》里的原型是什么什么人。
　　虹：对，原告在法庭上也把这个作为证据。赵毅衡写的课题之一是中西文化交流史，包括老舍、徐志摩等，他也写到了朱利安和原告的母亲，这是他的权利，连他也没有说过这是唯一原型。至于我，从来没说过谁是谁，因为我知道不是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心中自有我的原型。小说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就像鲁迅在上世纪３０年代说的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所以你要说Ｋ是谁，我根本不必去跟你辩解。有人还说写的是新月派女诗人ＬＷＹ。关于这个，我倒觉得他们说的还是有道理，因为有一部分确实是关于ＬＷＹ的，朱利安在客厅里看到一幅照片，一个美丽的女子和泰戈尔在一起，这确实只有ＬＷＹ才可能。

　　记者：你在用朱利安这个名字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惹麻烦？
　　虹：我的书在英国出版或在其他地方出版的时候，因为涉及朱利安的诗和遗书，出版社都要取得朱利安家里同意的手书，他们都同意了的。他们说，朱利安远远没有你写的那么好。（笑）因为他是一个ｗｏｍａｎｉｚｅｒ，就是登徒子。所以我当时以为他们那边会有意见，专门在序言里提过，防的是英国方面的纠纷。至于中国这边的人，我没有写真实名字，我根本没想到会杀出一个程咬金来。

　　二、写作

　　记者：《Ｋ》这个故事是怎么到你脑子里来的？
　　虹：我在国外住了很长时间，在见一些记者的时候，或者我去演讲的时候，走到每个国家都会听到同样的问题，他们说，中国的苦难你写得太悲惨了。他们简直不能想象人会几天吃不上饭。我就想，他们对我们的苦难不了解，其实对我们最初的那种繁华也都不知道，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对性的态度，我们的道教、佛教的文化，等等，他们都不太知道，我觉得我有责任来写这么一本书，写在战争未来到之前，我们中华民族经历过一个怎样辉煌的时期，写那种繁华、奢侈、腐朽和精致。

　　当我第一次读了朱利安的遗书的时候，我被感动了。朱利安是个诗人，剑桥国王大学的高材生，他的母亲是当时英国最著名的画家，姨妈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就是这样一个人，非常同情当时灾难重重的中国，决定到中国来。他在到中国来之前给母亲写了一份遗书，说：你不用为我担心，我到中国来，已经带上了氰化钾，到时候我会自己解决，不要担心我会遇上酷刑。他说他这一生有两个理想，一个是上战场，另一个是有一个美丽的情妇。我被深深地打动了。而且，我的一个忘年之交，她的名字和我发音一模一样，当然汉字不一样，人们叫她大ＨＯＮＧＹＩＮＧ，叫我小ＨＯＮＧＹＩＮＧ。她对我讲朱利安，她是他的情人。她当时是武汉大学的教授。这个人很有魅力，朱利安从众多女人堆里被她吸引过来。你想，武汉珞伽山我从来没去过，为什么我能写那么详细，就像亲临其境？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从没去过珞伽山。其实它的每一条山道，每一座房子，湖边所有的东西，这些全是大ＨＹ讲给我听的，包括朱利安的体型是什么样的，也是她告诉我的。但是我没必要把这些告诉别人，大ＨＹ也请我写小说时不要把她的名字说出来。我遵守这个诺言直到在法庭上。在法庭上我才把她和朱利安的情书拿出来。这些全部都有史料和证据。

　　记者：你有想把中国华丽一面描写出来的想法？
　　虹：对。所以这小说里没有一个是反面的，我对里面的人都赋予了爱。如果真要说我的笔有点偏，那就是我把朱利安写得偏心了一点。这个人实际上是没有勇气接受爱、没有爱的能力的。面对他爱的女人，面对爱他的女人，他没有能力来承担一切，最后只能落荒而逃，逃回英国，最后在英国他的心也安定不下来，他又去了西班牙战场，被德国军队的飞机炸死。我觉得这是对他命运最好的一个解决，不然他这一生会过得非常痛苦。

　　记者：你写小说会刻意考虑一些流行元素吗？因为我发现你的小说里总有一些流行元素，比如《阿难》里的腐败分子，网络，等等。
　　虹：你看我的每一个小说，你会发现我非常醉心于讲一个好故事，好看的故事。这是一个技巧，有的人写不出好看的故事。我非常庆幸的就是，我掌握了这种技巧。我写一个东西，我讲一个故事，我会比别人都讲得好。

　　记者：讲一个好故事在小说里有多重要？
         虹：特别重要。没有好故事你看什么呀？你不如看踢球或者看表演去。

　　记者：一般人对你的印象，觉得你是一个野生的、有原始生命力的、不规范的、可以不需要太多外在文化训练的作家。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虹：我的身上有很旺盛的生命力，我在７０岁的时候也会像现在一样，激情在我的心中。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一点。我觉得东西方生活这个背景肯定给我很多的益处，使我跟其他的作家不同，让我的眼界不一样，我经历的事情不一样，我写作的方式肯定也就不一样。在我们东方，写作常常会有一些限制，这样，作家的想象力肯定也受到限制；西方限制较少，但这种没有限制也会使一个作品有局限性。因为你随便写，你反而会不知说什么好。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是怎么控制，知道什么地方该多写两笔，什么地方该少写两笔，使想象力张开翅膀飞，这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你掌握了这种“控制”的技巧？
　　虹：我在写《饥饿的女儿》之前都是一个爬山的过程，写《饥饿的女儿》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站在山上了。《Ｋ》是在山上写的，《阿难》也是在山上写的。

　　记者：生活在英国，英语这种异质的语言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虹：我同意有的人的观点，中文、英文，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如果我只是用英文和人家交流，掌握一些信息，是不错的，但英文对我的写作影响甚微。在国外我用汉语的时候，带有一种很特殊的心情，跟在国内不一样，在国内我觉得是很自然而然的，在国外用汉语，我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汉语变得更敏感、更犀利、更深入，组合它们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们好像在和你说话，你会有一种和它进行交流的感觉。

　　记者：你会怎么进入一个小说？
        虹：一般情况，我必须先想好一个题目，没有一个好的名字，我不会写下去。为一个小说名字，我要想很久。

　　三、生活

　　记者：你的先生赵毅衡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虹：应该说他是我的一个大字典（笑），有什么问题我会问他。他经常要上班，而我这个人特别不喜欢打电话，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只好自己去查字典。他要在，我就会喊，这时他一般在楼下，我就会乱叫。另外，他对我非常鼓励。他挺为我骄傲的，我写了书，他挺为我高兴。我结交朋友，不管是男的女的，他都对人家很好。我们家里经常来一些我的朋友，他就会说，怎么都是你的朋友，没有我的朋友？（笑）我说你这个人就是没有朋友。

　　记者：他会给你意见吗？
        虹：会，他说得对的地方我也会听，但没写完的时候我一般不给他看，没写完我谁都不告诉。我这个人特别固执，你一看就知道。我不跟他说，如果我说我有什么想法，要写一个什么东西，他就会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所以我干脆什么也不告诉他。

　　记者：你在心态上至今仍像一个小女孩，大概是很受赵毅衡宠爱的结果。
　　虹：（笑）哪里，是我宠他。我们家里什么事都是我在做，做饭，扫除，包括花园。我们家的厨房他是从来不进的。出版、接洽、外面打交道也都是我。

　　记者：作为一个女人，进入现在这个年龄，有没有什么让你困惑的东西？比如，生育，因为它已经渐渐成为不可能。
　　虹：生育我从来没考虑过。在《饥饿的女儿》里你可以看到历史原因。在《阿难》书里，我谈到过这个问题，我说，孩子是女人内在的青春，一个女人有了孩子以后她的世界完全不一样了，没有孩子以后，她可能一天之间走向衰老，我指的是内心的衰老。一个女人没有孩子，她的内心很可能就是枯干的，你必须要有另外的东西来支撑。

　　记者：那爱情呢？因为你似乎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
　　虹：对，我就像我母亲一样，是那种需要爱，有能力爱，有能力承受爱的一个人。爱情就在我的笔下。我创造了很多很离奇的，或者说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的而我们都需要的爱情。这一点上，是写作帮了我。只有真正超越了占有、性、欲望，等等这些东西的人，才能真正来写好它们。

　　记者：你超越了吗？
        虹：我超越了。

        记者：超越以后感觉是怎样？
        虹：超越了就是泛爱。对，我是泛爱（大笑），见男人我也爱，见女人我也爱，唯爱主义，而不是唯美主义。

　　记者：最后我想问的是，写作对你有多重要？
　　虹：很重要，它是我的职业，是我存在于世界的方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写作应该说是一种疗伤，它治疗我童年的伤痛，也在我很绝望苦闷的时候把我拯救出来。写作是我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