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阅读的几份非正规出版刊物
冰 马
我这篇东西带着强烈的个人语势。论及的全部刊物的编者，在现实生活中，我只认识小引、朵朵、小鱼儿和阿翔。但是，除了与《存在者》阿翔的十年神交外，没有一个深望的人。我凭着个人的阅读习惯和要求对每一本刊物都进行了认真的清理。我甚至在行文过程中故意充满敌意。
我知道所有编辑者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是，我始终认为，诗歌，对于我们共同希望的诗歌来说，不能仅仅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总结方式来给予评判。
我坚持使用我自己的价值观和诗歌审美倾向，一如我常往的诗歌的网络领地——“或者诗歌论坛”上的每一次跟贴发言那样。
“那个在时间的路上发光的物体
是一个日子，一个日子照亮所有的日子”
——谭延桐《头戴皇冠的日子》
我凭着谭延桐在《武汉诗坛》2001年11月（总第23期）上见到的唯一的两首诗歌，我确定其实这个人实际上有不错的天分，但是他的浪费是惊人的，从这两首中，我发现的唯一光辉就是这两句。之所以我用“浪费”这个带有侮辱的词汇，是因为我在对他的阅读中，确实看到了他的聪明，他还沉浸在完全“海子手册”中，莫名其妙的词汇堆积（不仅仅是“堆积”），我在阅读中感到了80年代末期的诗人集体堕落的呻吟。我不想在这篇文章中不断地挑XX人的刺，绝大部分诗歌写作者我到现在都不认识。我相信自己的灵魂，在谭延桐这两行文字中，我读到时代的堕落，一个日子暗喻了所有日子，暗喻了一个人的一生，生命其实只需要一天来证明他是否存在。虽然，我从他这首诗的后面的句子中同样读到的是集体无意识的表达方式，但是，优秀的绝对就是优秀的，瑕不掩瑜。
鲁西西是我有些熟悉其作品的诗人。我对诗人的评判从不分男女。我知道鲁西西一直受宠爱。她应该是我停笔那会儿开始写诗的——我不敢肯定，但我手头照样只有她在《武汉诗坛》上的几首作品。我只喜欢《白鸽》这一首，内敛，但是我更喜欢它的无穷的隐语，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连续两个破折号：我无法忍受这种“放荡的”方式，它破坏了阅读的节奏。
“一只白鸽从黑暗那里飞出来，
一群白鸽从黑暗那里飞出来，
它们向右，我的注意力就向右，
它们向左，我的注意力就向左，
后来它们分散——
四面八方，上下翻飞，怎样的一个大场面，
我虽然抬头，虽然在看——
我的注意力却似一个无用的状态”
（《武汉诗坛》2001年10月（总第22期））
但是，我还注意到鲁西西的泛滥。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从下面的句子中我看到了她的病态，从语言到写作，似乎为了真的追求什么同一期报纸配发的评论的标题《生命、自由VS拯救期待》似的，下面这几行的第一句我就感到了无病呻吟的病句——也许是我酒后阅读的感受，但我从小到老都讨厌这样的方式。
“一只小鸡在我面前唱歌唱了一整天
像个小女孩踮着脚尖，牵着裙子旋转
唱一句换一个姿势”
（《一只小鸡》）
我们从这里看到了（或者感受到了）什么？我个人的理解除了罗嗦，没有新的发现。假如一个女性写作者过于强调她的写作身份，恐怕，她会丢失更多的东西。鲁西西在第二版占有了一整个版面，但我觉得似乎她已经占有了一整个世纪。
现在，让我回到“武汉”。我是地道的湖北人，作为乡巴佬，也许有人会说我没有资格对“省会”说三道四，但是，我一定要说。武汉是一个让所有诗人足以堕落的城市。我记得马竹这个名字，但是他现在在哪里？他是我八十年代喜欢的诗人，他的作品没有流行。我记得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化贩子。还有，张执浩(其文本参见该报2001年11月总第23期第二版)，我满怀悲哀地和你说话，我从来瞧不起你的诗歌，但是你可以在武汉好一阵“牛比”，和当初的郭良原一个水平——华中师范大学，造就了一群诗歌写作的废物。相反，湖北大学出了一个沉疴——我限于手头的资料，无法用实际的诗歌例证来说明我的观点，但我不在湖北，我不怕互相瞧不起——“九头鸟”一个也无法牛比到武汉以外，我十分庆幸的是王家新只在武汉读了几年书而已。
诗歌，不需要团结，但是需要切磋。武汉不是一个心平气和的诗歌之地。请看看《武汉诗坛》这两期的嘴脸，我感到耻辱。
我只有一期这个刊物，是2000年的复刊第一期，复旦诗社出版。恕我的不敬，我看到的第一本完整的现代诗歌作品是当时的《海星星》，国内第一本大学生诗歌合集，我从中受到过不小的影响，但是，复旦，我从来都不认为是诗歌的优秀集结地。
在这个刊物中，主编成明牛比地宣称“逃离北京，偏安南方”，这种语气是典型的上海小资腔调：“偏安南方，不用挣扎，不再必须对抗着致命的北风和萧瑟作出一个铁丝网般死硬姿势。”这种优越、安详的上海生活，能带给我们的假如是诗歌的快感，我倒要感谢上帝！但是，作为校园诗歌，这一期《语声》奉献给我们的仅仅是无聊的狭隘的书房语言。看看第一页第一首：
“隔着玻璃
和露水
看到阳台上梳妆的你
和你的长发上悬垂的水滴
想起昨天你在时装店里
脱下的雨衣
红色的雨衣
在一个阴天里
让橱窗里的一个木质模特感动
他回忆起热带的琴鸟
和雨林”
呵呵，这可是“舒适的写作环境”造就的“诗歌”？毋庸讳言的，我在把自己的大学写作“全集”一次性汇集到“榕树下”时，有一幅跟贴让我不舒服了一下。帖子说，仅就大学生写作来说，还过得去。但我还是要说，我所见到的“校园诗歌”要比上面的所谓写作要优秀得多，我不想用海子的天才攀比，但我用西川大二的水平和王家新的《中国画》作为上个世纪的明证应该是有说服力的。《语声》中沿袭的还是韩国强时代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
我记得2001年5月在淮海路的一个酒吧第一次见到天骄（韩国强）的时候，我对他说的：“1987年，你是我的偶像。”
整本22页的《语声》，我听到的，仅仅是被市场经济弄的无所适从的大学生们的喃喃低语和自卑。
说到世中人，我还是坚持我去年12月底在“或者诗歌论坛”对好心人小鱼儿弄出的那个“2001网络诗歌十大杰出贡献奖”项帖子的批评的观点：
“世中人也许是一个收藏家，但是，从他的那期（总第26/27期）《天地人》，我认为他的水平是如此低劣。我不可否认，他对民刊的收集的作用，但他作为一个诗歌编辑和刊物的主编，其水平的低下，让人无法忍受。”
可以说，《天地人》是我在重新写作后收到的自《语声》之后的第一本诗歌刊物。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看，这本刊物，从评论到诗歌，仅仅是一个好好先生的浪费金钱和精力的“自杀行为”。如果从所搜集的名人来看，其中的“大写的汉语”栏目也许让我眼睛一亮，但是，莫非、岩鹰、袁勇等人，虽然在我的早期写作中,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但是，岁月不仅磨老了他们的年龄，而且磨锈了他们的写作。整本刊物，我们再看看那些所谓的“零点出击”和“纯粹的星空”，我简直无法忍受那种卑微的“集大成者”的编辑思路。
请看：
“荒原和火山之间，
疼痛的只是影子；
长头发渗出滴滴血珠，我
唯一的春天已经完成。”
（刘本强/北京
《日记片段》）
一首诗歌，完全是抽象的词语或者意象的堆砌，也许世中人认为这表达的是某种“生命”的存在，但是，我们所见到的“存在”假如仅仅停留在这种刻意地追求所谓“跳跃”或者神秘的叙述方式中，就完全亵渎了诗歌的本来意义。
再看叶舟的《灯》：
“挑灯守望的主人，把琴架在高处
高处的精灵之地
雨后辉煌的城啊——
一队夜鸟即将飞临
骨头上刻着命运，像三个儿童所唱
一队夜鸟呵就要飞临”
我很难相信，“灯”在那里照耀了我们的心灵。这种貌似诗歌的句式，确实看起来在表达作者的所谓对“精神”的追求，但是，比如“骨头”、“高处”、“城”、“三个儿童”、“夜鸟”这些意象，靠什么在诗歌中生根呢？90、91、92年——也就是我停笔之前，我见到太多海子的诗歌的模仿作品，借用“麦子”、“姐姐”、“墓地”、“骨头”等等等词语不断把“海子”玩弄。
我有幸两次读到了狼人的东西。《我，放弃》，在上面谈到的《天地人》第53页：
“我是一个放弃真理的人
心怀叵测
弃暗投明”
我一下子被吸引了。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写照，短短三行。
我这么说，也许饱含了我们这代人（至少是我自己）的宿命性情感。这也是抽象的说明性句子，但是明确的浓缩和隐喻，狼人个人的经历和目前优越的生活状态，用阿翔同我在纸上谈到的那样：“这个总经理真他妈牛比。”但是，他的诗歌总结性的忏悔足以让我或者我们这代人中的“君子”心惊肉跳。
我在本文前述的几本刊物，我甚至使用了类似咒骂的词语和语气。每本刊物中，虽然，我能读到一首或者一两句好东西，但我恨其不争。这也就是我这里一边骂娘一边赞扬好诗歌的原因。
狼人，我仅仅限于阿翔来上海面谈中两次有限的提及。但作品除了这首《我，放弃》外，我在《扬子鳄》2001年2月出版的复刊第一期41页中，读到了他的《赵卡的诗》。四首中我用圆珠笔打了前三首诗歌的“∨”，分别是《维拉的避孕之术》、《钟表制造商之歌》和《棉花匠》。
这三首诗同样包括了反讽、对世俗生活的高度关注，以及甚至所谓“下半身”的写作方式，但是，并没停留在表面的日常关注上面。同样，我欣赏狼人（赵卡）入木三分的对时代的描摹。在这里，我无法从其中扣出几个句子加以分析。有心的人可以整首找来阅读。我相信这个在诗歌中沉默的人出手不凡的能力用他独特的心灵感悟能感动卓越的心灵。
同时，我怀着无奈的心情表达我对现在的《扬子鳄》的关注。我相信刘春确实为此付出了一定的心血。但是，同时，我还是正如我在“或者诗歌论坛”跟贴批评那个“十佳”时的观点：“我怀念十年前的《扬子鳄》。现在，因为刘春本人的诗歌素养和眼光，导致了它的平庸。”
那时的《扬子鳄》诗报，铅印，无论从容量还是出版质量来看，都比现在的刊物要差很多，但是，麦子和阿权的年少激情与当时的先锋激情，仍然是我和久别重逢的朋友们回忆的话题。
我不可否认刘春的宽容，但是也因此看到了现在的扬子鳄的中庸和暮气。整本刊物，貌似汇聚了时下具有“先锋精神”和“年轻朝气”的一代诗歌写作者中的30位，而且，在理论部分采用的稿子似乎也在谈论“探索”和“实验”，但是，整体上看，我并没有阅读到优秀的东西。
很遗憾，我无法找到我2001年收到的那本刊物。在住所和办公室迁徙过程中，它丢失了。但我依稀记得，它是我第一次收到的书籍装帧形式的非正式刊物。其中的作品我还没来得及仔细阅读。
可能是在三个星期后，我按照该期刊物封底注明的“工本费10元”邮寄了20元人民币给安琪，为了表示对编辑者在物质方面付出的尊敬。
2001年5月总第五期的《漆》的黑色封面让我感到严肃和沉重。它一共55个页码。里面有好东西，比如罗池翻译的《特德·贝里根诗选》。
但是，我在漆黑的封面里面并没有看到严肃。几帧无聊的照片，“沙龙动态”和“沙龙园地”，以及让人恶心的对刘春和谢湘南低质量的道貌岸然的所谓“评论”，把一本用心良苦的杂志糟蹋得一无
是处。
在将本文前半部分贴到《或者论坛》上后，跟小引的贴时，我曾经表示过，我对《或者》确实有一定的感情。这有两个理由：1、我和朵朵、小引、木头等与《或者》相关的人，很多都认识，甚至有过从甚密的来往和交流——相对于我这么多年的诗歌交往习惯而言，相互之间建立了一定的友谊。2、我所论及的刊物甚至及他们的网刊，只有《或者》网站和纸刊搜辑了我的作品，而且，承蒙小引和朵朵的厚爱，对我的作品有些推崇，无论从所占篇幅还是数量来看。
但是，我必须说出我读到的和因此想说出的，正如我在跟贴中表示的，我希望真正的敌意是针对“或者”的。
第一卷《或者》真的是开卷有益，这是我手头为数不多的刊物中唯一的。其“档案一”实际上就是诗论篇，我更多的看到了文本意义的批评作品。我个人认为，七篇文章中，也许编辑者考虑到了刊物的资料性而选择了徐江的《民间，玩够了没有》这种没有建设意义的东西，和老刀企图对七十年代诗群盖棺定论但其实十分肤浅的、且缺乏逻辑底蕴的杂感式的篇章。在这里，真正让我读到了独立精神的是敬文东和世宾。
敬文东说：“正是肇始于1989年的90年代造就和培养了‘70年后诗人’基本的、勇敢的、单向的人生。”这是一种分析所谓“诗群”的心平气和的视角和态度。我十分欣赏他对那个目前洋洋自得的“诗群”的文本性总结：“‘70年后诗人’因特殊的教育背景、文化背景、时代背景，使他们的诗歌中有狂欢，有忧伤，有腼腆的批判，但却很少给人真正的感动。”全文在论述中选取的诗人作品，并非那种“官官相护”的东西，完全是从诗歌的角度出发。作者和世宾一样，企图作出前瞻性的建议。
而世宾则站在了更高的位置向下俯视。他提出的“为人的完整性写作”等五个命题实际上是目前汉语诗歌写作应该解决的重大缺憾。
《诗歌公社的生产美学》则是另一种视角，更宽泛，更宏大。我之所以这样解读，是基于自己对前一段整个诗坛和甚至2001年网络中的无聊争吵中表现的对历史的无知、写诗人这个“臭老九”群体的劣根性的厌恶。“诗歌公社”，这个并列词组反映的价值，包容了我个人对所谓写作时代、历史上写作者之间的“争鸣”的价值的总结。
其实，我想表达的是，作为一本刊物，《或者》从理论文章的选择方面已经表现了它的价值。
下面，我想批判它对诗歌作品的选择。
当初小引在聊天室向我约稿的时候，我就表达了自己的倾向：不要圈子。所以，我当时将我的所有东西（包括最早写于1987年的）一古脑 E 给了他。
但是，很遗憾，在刊物中还是没有避免这种倾向。很简单，对我个人的作品的选择，其实，回过头来看——这一点我在一次私下的会面中也向小引轻描淡写地指出过，并不是优秀的。当我拿到刊物时——首先翻看的当然是我自己的东西——顿时感到了一阵不满。在《岁末明信片》中有一部分东西，其实有着严重的模仿痕迹；然后，我在亦来的《老虎，或曰凶猛的词语》中读到了更为拙劣的模仿（甚至带有抄袭的痕迹），在对这个东西的旁批中我写到：“明显的模仿，这种类似的经历我自己也有过。在阅读了博尔赫斯之后凭着冲动写下的重复优秀者的所谓诗句。在前段时间读到过几首亦来这样的作品，包括《界限》网络诗刊。假如我是编辑，绝对不会允许它出现在书中。”
对《或者》第一卷的褒扬，我想提到西毒何殇《论几本有关诗歌的非正规出版物》，这个在我的本文一部分内容张贴于网络论坛上后受它的阅读启发写出的文章。何殇正如我下面言说《外省》和《终点》的文字一样对《或者》使用了大量颂词。应该说，全书确实从整体上坚持了小引提倡的“唯美”标准。
但是，“瑜”亦不掩“瑕”。大致上来说，我个人的阅读有以下一些批注。
﹡拉家渡：超现实主义写作方式让我看到的是杂乱无章，所谓“自动写作”，表现的是作者作为中国记者身份的浮光掠影，甚至言不由衷。
﹡李海洲：过于密集的意象堆砌使整体显得重心不稳，虽然其中不乏优秀的思考。而且，从《母本》的结构来看，虽然作者企图用有关史前或者上古的意象组织全篇，其实骨子里对文化的浅薄认知无法让诗人达到史诗的目的。中心不断漂移，我作为阅读者难以把握自己在阅读中的情绪。我显然十分急躁不安。
﹡刘春：《吸烟的女人》将叙事企图上升到思辩，失败了；《那人在你体内安放一朵桃花》将抒情企图降低到叙述的视角，也失败了；《命运》企图对贫民与现实关注上升到爱与怜惜，但过于浅薄了。
﹡夏天：《看呐，那人》描写一个充满无聊的、肾亏的虚幻的中年男人，但是，对于诗歌毫无意义，就像酒桌上自吹自擂的牛比话。
﹡刘洁岷：典型的无聊写作者。一堆垃圾。
﹡韦巍：作为一个诗人先期的作品显露出词语意义的漂移、词与词之间的青涩关系、以及对意义的心有余而力不及的追求。
为什么非正规出版物的编辑者依然不能将自己的坚持进行到底呢？
这是两本不具名的刊物，都用印刷行业称谓“特种纸”的纸张作为封面。《终点》通过邮路而来，《外省》则是由人直接送到我在上海的办公室——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办公室接待一位与诗歌相关的人。
而且，这两本书只有诗歌作品。是我十年来读到的真正国内诗歌的优秀选本——我真的只想用这个词语表达我对优秀诗歌合集的编辑者的尊敬。
太多的民刊，太多的所谓“诗歌网站”。但终点网站和外省论坛的沉默不语更多地带给我自己认同的安静。
还有，太多的选本，甚至为所谓选本发起的争吵乃至漫骂，我不知道这两本刊物是否同人杂志，或者是否过于带着编辑者的倾向性，但是，这种实在的质量比之嘈杂的市场操作要来得宏大得多。
但愿我能免费得到更多的这类书籍。
A、我在外省的外省：对《外省》的认真审视
“外省”这个词语，我想，我是在九十年代初期才听到。当时有人借助法国十九世纪优秀的法国小说中经常使用的这个词语，比喻政治的边缘化人群，或者边缘化思想。而且，在上次的中国诗歌界的所谓“年鉴“与“选本”的争鸣中，泛滥地用这个词语描述所谓“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差异。在这里，我插一句事后嘴：在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曾几何时进入过“核心“？你们去盘点孔子、李斯、孟子、李白、杜甫等等古人！真是应了相反并非“知识分子”家族的诗人的描述：“相煎何太急！”
在我手中的这本《外省》总第二期所选辑的所有几十位诗人中，除了小引我认识以外，没有一个我知道其身在何处的。但是，通读所有作品，没有一篇“描摹”“正史”。每个人都在凭着良心写作：当然，所有非正规出版物中都没有收入体现所谓的“延安座谈精神”的分行文字。阿九和冯新伟的貌似遭人辱骂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使用更多的政治思辩摧毁着诗歌对所谓“到语言为止”的纯粹追求，虽然我个人的阅读取向更多地喜欢冯新伟的《铲雪》、李郁葱的《和平时期的可乐》、张永伟的短章，沈方的遐思，阿翔的哑语式内心独白、小引的迟缓。
我在《外省》中，感到了这本刊物包容河南诗人的简单企图。起码，我在阅读中否定了收录的蓝蓝的全部、森子的一部分，而且简单将自己的并不出色的作品有意地放在刊物的最后，但依然不能顾及简单作为编辑者的自卑或者故意低调的行径而确实无法令人认可。对他本人的写作，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或者》第一卷中的《上班》和《下班》两首，那应该是其真实水平的呈现：这两首作品完全建立在对日常经验的细致入微的体察上，并将对经验诗性的思索完整、全面地表达出来，从风格上来说，是“表现主义”的成熟之作。
这一期刊物的作品水平不象《终点》中的那样起伏不定，可以说，它并没有收集到诗人们哪怕一首最高的。但是，整体的平均和编辑者思路的严谨，给人的是严肃、真正有意义的。至少，没有真正的圈子，或者假装的大度宽容。
B、终点：不知所终的的旅行
我借用了我的恩师程光炜先生在那本引发了所谓“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之争的年度选集的序言作为对《终点》的言说题目。不仅仅因为他是我写作的真正启蒙老师，也不仅仅为了借助其名。我需要的是切合我自己阅读所得的正确释义。其实，他的那本选集一直放在武汉我原来供职的那家公司的货仓里，随同我多年来购买的书籍、磁带和CD一起。我早不记得那篇序言是如何言说的了。但是，我需要这个偏正结构的恰当的词组表达内心的阅读倾向。
《终点》，我知道是森子偏安平顶山所编辑的刊物。据我个人的看法，他的这个刊物的作品基本上来自于他所主办的网站“终点”上的作品——我大致浏览过网刊上的东西。
翻开这本NO.4，我感觉到了编辑者的大致倾向：喜欢优秀的长篇，虽然其中不乏短章。我感到的是，森子个人的阅读十分苛刻——刊物肯定要打上编辑者个人的美学趋向。但是，它并没有“避重就轻“。在其中我见到了许多成名的诗人的成熟的作品，比如，廖伟棠、胡续东、王敖等。
比如廖伟棠的《北京1910，一个女密谋家的下午》，在写作中，诗人用大与小、历史与日常之间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所描摹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幕生动的片段，通过诗歌的言说，将埋没和浅薄的释义相当幽默地深化进去：“一个朝代最后的病毒，在她裙脚的阳光中游移”。诗歌中所表达的对历史的认知和评判，比我在大学历史系四年时间研修的课程要透彻无比。
而王敖鬼魅的语言所呈现的诗意并非每个诗歌写作者都能达到。“我去找你，并在旁边女浴室里/那些惊颤的乳房说，别惊叫，我也是身体”（《洛丽的花浴巾》），它使用的那种词语，实际上和所谓“下半身”的没有二样，但是，并不浮光掠影，实际上，它触及到的是更痛的东西：肉体与肉体，谁更是肉体？“我们对冲，树林收集的星星现身/于我身体内部，取出世界上最沉默的一根火柴”，身体仅仅是肉体吗？而肉体深处所隐藏的本质是潜藏灵魂。我们已经在阅读中逐渐将“下半身”看起来是无所忌讳的言说方式撕得粉碎。他的《长征》简直就是复杂的天书，政治、军事、历史和现实，书面语、俚语，等等，相互混杂，但是，反讽、幽默、正经、批判，相互支撑着。诗歌，很多写作者都希望写成大气的史诗。这么多年的阅读，我终于看到了大诗的雏形。
以及胡续冬。简直难以相信他在判若两人的语言方式中，将古典与粗俗、标准与方言在同一首中或者不同的诗中不拘一格地融会贯通。语言的天赋已经超越了当初“非非”的主张与文本。据说，胡续冬将他自己纳入“非非主义”，那么，我毫不夸张地认为，“非非”与“他们”相比，“他们”的现在更浩大的声势显然无法替代“非非”的真正沉淀了。
从这本《终点》所选发的三十五位作者来看，成熟与不成熟，都比较明显。但是，整体上，长诗好于短诗，优秀多于劣品。比如远人、黄十三等，用长短不一的句式，表达的思想是如此犀利、细腻。我看到了森子独立的眼光和倾向。
但是，《终点》的弊端依然是刊物编辑者的共同的“不自觉”。他所选用的韦源的长诗的语言的饶舌甚至生造词语（我不知道韦源的生存语境），对阅读造成的故意障碍，为什么会纳入首篇？也许编辑者有他自己的偏爱，但是，这么长的东西构成的仅仅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阅读困惑。桑克十分被时下诗歌界推崇，我没有读过作者的多少作品，但刊物中所选拔的三首我敢肯定不是他最好的，否则桑克被人人称道简直是不可理喻的：这三首诗尽管企图写出大气的历史，或者诗性的历史，但是，和王熬相比过于拙劣。还有曾蒙等人的，本人也不敢苟同。
但是，这个诗歌选本在我看来，摒弃了很多诗歌以外的东西，森子偏居没落的霸主中原的位置，如此不中庸，让我看到了语言和诗歌的不确定性，或者诗歌意义的稳定性。
一本选集的少与多，并不在乎质量与数量的绝对比例，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选本中阅读到真正的作品和诗人，哪怕一个或者几个，一首或者几首；我们不能绝对指望编辑者不重人或事，但人与事在刊物中显得何等式微？
200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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