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木狼格

    一天，我从甘洛回到西昌，我问蓝马：“听说你搞了一个很厉害的东西？”于是，蓝马扼要的谈了他的“前文化”理论。我听后觉得蓝马很有头脑。“前文化”越过众多的理论山峰，另辟蹊径，确是一片广阔的天地。而周伦佑也在闭门写作。这是一九八五年到八六年的事。

   因为诗歌，我和周、蓝交往甚密，我称周为“佑兄”，朋友们都唤蓝马：世刚（蓝马本名王世刚）。周伦佑健谈，口才极佳。蓝马给“外人”的印象是不擅言词，但熟悉他的人都领教过他独特的“蓝氏表达”。周伦佑爱旁征博引，蓝马则调动手势、表情，特别是眼神，注重启发。同他们在一起，我听多于说。其间也和周伦佑争论过几次，但每次都以我的失败告终，尽管每次我都不服。我发现他的观点理由不足或强词夺理，也因他宏亮的嗓音和滔滔不绝使我愤而瞠目结舌。这些都不影响我们的友谊。佑兄比我聪明，他想的远比我多得多。

   八六年春天，和前一年一样，我到甘洛的海棠镇去写诗，主要去玩，那里有高原的景致和好朋友。周、蓝二人叫杨萍（我的女友）给我写信，说有一件重要的事，让我赶回来。信中附有周伦佑的一张纸条，那是几句颇为兴奋的语言。我回来后，他俩对我说要搞一个诗歌流派，就叫“非非主义”，再办一个刊物，就叫《非非》。我肯定这是他们经过多次讨论后决定的，按周伦佑的话：时代成熟了。他们分析现状、展望未来，我感到诗坛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而蓝马始终强调这不仅仅是一个诗歌流派的问题。我听过他的“前文化”，懂他的意思。那时，周伦佑同各地的诗友都有通讯联系，他说“非非主义”不应受地域的限制，我们要约成都的杨黎、尚仲敏一起干。《非非》上作者的覆盖面要广，如重庆的何小竹、李亚伟，杭州的梁晓明、余刚等。这是一个周密的计划，实施也要周密，《非非》没有合法的刊号，蓝马建议出刊前一定要小心，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一切准备就绪，周、蓝带上稿和筹集的经费神秘地离开了西昌。

   周伦佑必然的成为“非非”领导者，蓝马以筹划到实施过程中的出谋划策和重磅理论成为副手，另一位副手，杨黎是因为人豪爽以及清脆悦耳的诗歌。这好比周伦佑肩挑着那只木桶，一边是杨黎，一边是蓝马，就要看周伦佑将他们挑往何处……后来两只木桶居然分别长出了两条腿，走自己的去了。

  佑兄的家住在山下邛海边，我们常常到那里去玩。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和蓝马去拜访周伦佑，他满脸倦容，面色苍白，但仍显得很兴奋。他说熬了个通宵，刚完成一首诗，写完后就想呕吐。他的苦笑包含了一种满足。说实话，我是难以理解的，如果我写诗感到痛苦，何必还要去写呢？对我来说写诗就像抽烟，戒不掉。夜深人静的时候，台灯的光线那样安详，我和正在写的诗一同加入宁静，我喜欢这种来自深处的淡淡的快意。不过，我还是被佑兄的呕心沥血所感动——那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大丈夫气概。他的每一首诗都代表了他当时的最高水平，所以绷得很紧，不像他在《非非》上评尚仲敏的诗那样：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周伦佑说：“要写出好诗必须有一个广阔的哲学背景。”我们都深以为然，这句话的正确程度等于在说一句不必要的说的废话。我不喜欢把行而上的思考作为诗歌写作的素材。而佑兄擅长这种写法。不论是对读者或自己，我都看不到这种诗歌的好处。就像一个瞎子，你让他看红色的玫瑰、黄色的菊花，他多半越看越变态，越看越古怪，至于离真理越来越远又当别论。

    街上，气候闷热，两个少女从我身边走过，其中一位说：“要下雨了。”我抬头看看天，再看看她们远去的背影，“要下雨了。”这句话足足感动了我几分钟。又一个早上，两个小孩在我的窗前玩耍，因为没有大人的干扰，他们操着明亮的童音，尽说些老练的话……我努力回忆那个早上，并把他们的对话记录下来写成诗歌发表在《非非》上。

    主张“超语义”是蓝马智慧的必然结果，他的语言感觉也是超常的。他一直有一个愿望——把那些刚好感觉到的领域的和对已知的否定糅合在一起，并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事实上他做到了，《需要我为你安眠时》一诗让蓝马的崇拜者们欣喜不已。当他拿给我看时，我从他的眼神里看他递给我的是一枚丰收的果实，我为他高兴。读后我不能说好，正如我能说不好。这是一首类似《海滨墓园》、《荒原》的大诗，这种写法免不了要象征来象征去。我不会写，如真要我写的话，我会晕头转向的。

    八四年认识杨黎，但交往不多。直到办“非非”我们才成为朋友。在“非非”里，杨黎的诗给我一种亲切感。读他的诗，我好象能看见他在写这些诗时的表情和心境。他把才华控制在笔端，有选择的一点一点释放，生怕阳光太强了会灼伤那些脆弱的皮肤。我们共同的朋友魏国说杨黎的煽动性太强了，有几次他干脆躲在家里拒绝杨黎的游说，但没有一个朋友会拒绝和杨黎喝酒。杨黎说他靠智慧写诗。而我只能靠心情。我们在一起，感觉诗歌很近，在酒吧、茶坊、在我们看见的一切植物和动物身上，还有偶尔飘来的一句话、一种声音……或者对别人来说，我们就是诗歌。

    八六年，应周伦佑的邀请，何小竹来到西昌，他给我的印象是瘦，由于头发长，我猜他脑袋的重量可以同身体的重量相比。但印象最深的是那双有点点阴冷而充满灵气的眼睛。也是“非非”让我们认识并成为朋友。我和小竹之间还有一段插曲：作为苗族诗人的何小竹给作为彝族诗人的吉木狼格写信约稿，一同在《民族文学》上发表诗作。记不清什么原因，我没有回信，大概忘了。后来何小竹就这事询问周伦佑，周伦佑很认真的告诉小竹：“吉木狼格对民族问题非常敏感，也非常忌讳……”当时何小竹大惑不解，并把这个疑问一直藏在心里。随着我和小竹的交往不断加深，一天，何小竹谨慎的问起我，我听后忍不住哈哈大笑，何小竹在我的笑声中一下就释然了，于是我们一起大笑。从此我们才做到了无话不说，这也是成为好朋友的基本前提吧。

    熟悉何小竹的人都知道，他在诗歌写作上发生了变化，过去的诗和现在的诗已大不一样。我第一次看了他“现在”的诗后说：读你的诗比读杨黎的轻松。小竹过去的诗为自己负责，他在写作中思考，也希望读者跟着他思考。现在的诗为读者负责，看他的诗如看对面的山、或天上的云，又或眼前的这朵菊花。你看，你只能看，你可不要想，也不允许你想。读起来轻松，但暴露在字里行间的认真态度又使我感到了一种威严。

  办完《非非》第三期，蓝马和周伦佑分手了。之后的两期《非非》均无周伦佑。九三年，因为想法和做法不同，蓝马又与杨黎、何小竹、尚仲敏、吉木狼格分手。我们和他都有一些不满，不过这已成为过去，分手了，说明缘已尽。目前，周伦佑行踪飘浮，蓝马经常跟自己在一起。而杨黎、何小竹、尚仲敏和我常在一起。“非非”的三位女诗人小安、刘涛、杨萍保持着联系，她们彼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非非”是一段时间，一个集体。在那段时间里，这个集体有欢乐、有悲哀，有诗歌、也有功利。九十年代，周伦佑说：“流派已死而非非永存。”“非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需要一提的是“非非诗歌”从来就没有“这是非非”或“这不是非非”。曾经有一位西昌的诗友问我“非非诗可不可以写彝族题材？”我发现这位诗友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有趣的话题，于是我反问他：“彝族可不可以穿西装？”他想了想说：“哦！”一副懂了的样子。其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连我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