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  渔

   2000年5月17日，我踌躇满志地步出翻修一新的北京火车站，站在宽阔了许多的车站广场，我的内心差一点就泄了--那么多人，都在忙忙碌碌，商人、旅人、农民工、小偷，他们各怀心思，却没有一个人去关心一下这个初夏的诗歌。而我风尘仆仆从天津赶来，花掉工资单上的十分之一，就是要和另两个北京诗人沈浩波和李红旗商议一件事情。沈浩波曾将这个密谋中的事件称作“70后诗人的重新集结”。
    新世纪的第一年，我将它称为“70后诗人早起上厕所”的一年。在这一年或更早一些，70后的一些诗人开始陆续睡醒，起床后第一件事：如厕。这个国度的诗人生在当今，是可怜的，因为公厕明显不够用，而且还是男女同厕。一些上了岁数的老诗人依然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他们已占据了公厕中的大部分蹲位，其中包括一些便秘者。蹲位明显不够，怎么办？只能草草支起一些私厕，随地大小便，自娱自乐。
    《朋友们》就是这样的私厕之一。现在回头再看，这无疑是一本青春练习册式的平庸的同仁刊物。随着大家的不断成熟，“同仁”的内核越来越小，分歧渐次拉大，已无再搞下去的必要。而适逢此时，我的两个山东老乡李红旗和盛兴以奇崛的姿态进入大家的视野，这是两个起床后不穿衣就敢外出走动的家伙。再包括《朋友们》的旧相识南人、沈浩波、巫昂，以及大家心仪已久的风华才女尹丽川，大家因共同的生活格调、诗学趣味和美学追求而坐在了一起，这是一次奇特的“相遇”。“非非”的大诗人何小竹在5月14日给我的信中写道：“有人曾经问我，什么是好诗？我说好诗不是一个可以定义的概念，而是一种相遇和发现。比如八十年代于坚和韩东相遇，他们便发现了好诗（非非的吉木狼格、小安、杨黎及我的相遇也是这样）。今天，你、盛兴、李红旗、浩波还有不说话而只是写诗的时候的巫昂相遇了，你们也彼此发现了好诗。就是这样。”我想我们的看法是相通的。
    5月17日晚，李红旗骑着单车从北京东郊赶到小西天一家破蔽的旅馆的二楼，和朵渔、沈浩波接上头。大家开始从一碟麻辣鸡仔聊起，聊到各自的诗歌，聊到“相遇”，聊到要办一份杂志，继而是为杂志起一个合适的名字。我们的原则是：简洁、质朴、有冲击力和方向性，能代表一代人中大多数人的精神趋向，并坚决不用诸如“偏移”“标准”“倾向”一类的名称。大家相继提出了比如“在背面”、“后口语”、“身体”、“大玩家”等名字。最后我提出用“下半身”，得到两人同声附和。此后几日，盛兴从山东小城莱芜入京，对大家一直倍加关注的侯马诗兄宴集众人时，盛兴维护了这个名字，此事就此决定。
    6月10日，我和徐江应海因之约入京，正好碰上伊沙在京录制中央台“五环夜话”节目，那是一次愉快的交流。侯马、徐江以师兄的身份为“下半身”这个名字做了善意的提醒，（沈说于坚在“广州诗会”期间也提出过类似的意见。）伊沙则说要“陪你们再玩一把”。他让我试着谈一谈我们的追求，我说出了诸如“物质”“身体”“飞翔”“知识”这些词，却未能表达清楚。回津后，我一直在反思：我们，或者我本人，想要追求一种什么东西呢？
    “70后”作为一种说法，从小说开始，进入诗歌，是这两年的一个热门话题。我是一个疏于思考的人，但通过交谈与阅读，我隐约听到一种声音，这是一种来自身体的而非空中与地下的喘息。我有一种牲畜在地震来临之前的敏感：向身体的无保留的回归，关注我们的肉身，关注我们的感官的最直接的感受，去掉遮蔽，去掉层层枷锁......是的，就是这样。
    这一感受直接来自对以下三者的阅读：伊沙、泛学院化写作、谢有顺。
    伊沙。他的一贯的、永不妥协的前卫品质，他的简洁、赤裸和决然，他的那种永不停息的自我解构（任何统一性、整体性、权威性都是解构对象），他对口语的清洁化和对内在心灵的有声表达，以及，他那“我寻求一种性感的写作，一种身体在场的写作”，让我渐渐感到，这个在九十年代逐渐成就了自己的前卫诗人，在新世纪的最初十年里，他的前卫品质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更新，他将会成为一个另一种意义上的“传统诗人”，也就是说，伊沙的方向，可能预示了未来几年的诗歌方向：不再为“经典”而写作，而是一种充满快感的写作，一种从肉身出发，贴肉、切肤的写作，一种人性的、充满野蛮力量的写作。在去年的北京龙脉诗会上，伊沙曾向泛学院化诗歌写作者发问：为什么是思考，而不是感受？这其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首先，思考并不天然指向“深度”，它同时可以与“谬误”“偏移”为邻。而“感受”也并非天然地取消“深度”，但它同时保证了个体的参与、情感的参与和灵魂的在场。“写作，进而达到艺术，这不是在思考，这是在迷失。”（杜拉）而海德格尔同时说：思首先是一种倾听，是一种自行道说，而不是追问。休谟和经验论者也认为，在经验里你看到的一切根本不是原因和结果，而是一件事情接着另一件事情。感受保证了伊沙的极大的原创性和感人至深的艺术尊严。在和沈浩波的讨论中，我提出：“下半身”写作，可能要从伊沙开始。沈提出同样的看法，但我们两人在“开始”的地点上可能略有不同。我想和伊沙走一条平行但不重叠的路线，方向是相同的。沈可能更强调“高度”或者“距离”了，我不看重这些。
   泛学院化写作。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零度写作”，浑身充满了他们所用来指责“民间写作”的“商品拜物教”特征（艺术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和折衷主义，华美的外表和装饰布风格，为它们找到观众真是太容易了）。这些作品中充满了一种生存零度的疲惫感，取消了身体，取消了灵魂的重量，使人的内在自由、独立的生命意志从属于（被知识腌制而成的）理性化和不自然的趣味主义，这是一种地道的艺术观念上的倒退。其作品所体现出来的脱离大地的飞翔的幽灵是对人类世界的异化，是对激情、渴念、爱恋的拒斥。这些神经质的、朦胧不清的、残缺不全的“伪劣商品”使我对此一类写作信心丧失殆尽。这些写作者大多居留在大学，而我们当前的大学制度对诗歌无疑是一种伤害，“学院形式主义”可以作为“泛学院化写作”的代名词。
    谢有顺。他的长篇序文《诗歌在前进》证明了他的眼光、勇气和感受力，也使我毫无保留地对这个同代人产生了信任感。至此，我所理解的“下半身”可以作如下表述：“下半身”至少应该包括：裆部、腿部和脚。与诗歌相对应的是：生殖力（原创力）、行动（“最终是要看文本的”，这是一句平庸的废话。事实上，诗人要从多方面成就自己，包括身体行为。作品甚至是身体的一部分。）和脚踏实地。与之相反的是：取消原创的（互文的）、飞翔的、取消肉体与痛感的、脱离土地的、主体精神颓然委地的诗歌取向。下半身写作，首先是要取消被知识、律令、传统等异化了的上半身的管制，回到一种原始的、动物性的冲动状态；下半身写作，是一种肉身写作，而非文化写作，是一种摒弃了诗意、学识、传统的无遮拦的本质表达，“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
    要注意的一点是：在语言上秉承和完善口语写作（后口语精神的追求者？！），防止语言的狂欢，防止那种缺乏厚度的大雨行潦般的泛滥（“语言自来水现象”）。让语言与感官贴近（一种贴肉的感觉）和“追求一种酷文体写作”，“不前卫就没有意义”（沈），而那些为赋新诗强说“性”的东西，将依然是表层的。
    在我们的预期期待中，这次集结应该能产生以下话题：关于“下半身”这个名字；关于功利目的（“一伙不便提及其名字的诗歌投机分子”）；关于“相遇”（“我说：12点30分我取消你”（余怒）--最优秀的诗人相遇了？）。如果能够被人们议论，这件事已经做成了一半，我是相信“功夫在诗外”的。
    现在人们爱把“干事”说成“搞事”。我不喜欢“搞”这个词，它充满了过多的不负责任的目的和过多的游戏精神。关于这次行动，我更愿意将之称为“干事”，而不是“搞事”。

                                                              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