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奇了，我在柴达木的一个小书店里的一个蒙着厚厚灰土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书：《野生动物的性生活》，作者是美国的野生动物专家伯恩斯。我如获至宝。如果说这本书就好像是专门为我预备好了似的，那么，一个更精彩更神奇的场面更是专门为我而设置的。这种场面连在那里生活过近四十多年的老梁都不曾撞见过，而见多识广的北京青年宋小平更是惊喜得摔了个大跟头。那是一个什么时候讲起来就什么时候都有听众的故事。 我们乘坐一辆日本丰田越野车从敦煌七里镇进入柴达木盆地。进柴达木原本应该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却不曾想车好路好，连点颠簸都体会不到，就觉得过于平顺了。而过于平顺就是过于平淡就是没有多大意思。这样一路下去，只能增添睡意，其实，车上已经有人走进梦境了。 为了与困倦进行抗争，我极力将目光顺着司机的肩头朝前边张望。就是这一望，便望出了奇迹—— 在车窗玻璃的格局内目测，也就五十米左右的距离吧，光滑的泛着阳光的柏油路面怎么会出现一根棍状的东西？还正好立在马路的正中间。由于路面过于光滑明净，连个疤痕都没有，所以，这根突然出现的棍状东西就格外引人注目。盯着它瞅也就那么一刹那间的事儿，好象是凭感觉，判断出了这是一只鸟。这只鸟可是太奇怪了，它昂首而立，将其颈项尽其所能地向上拔着，笔挺如棍，好似以这种姿态向我们尽情展示着什么。石油局文联的梁主席还有搞摄影的宋小平也在我的大呼小叫中振作起精神。梁主席凭借他四十多年的经验认定这是一只野鸭。 可我还是愿将它说成是一只鸟。它迎着我们呼啸而来的车陡立出一种大义凛然的气慨。它在向我们示威吗？它看到或者说知道我们的车就近在咫尺，对它的生命已构成了威胁。它其实不用动脑子，仅凭条件反射，也该会躲闪车辆的，可是，不容你多想，眼睁睁看到我们的车朝它覆盖过去，它竟然一动不动。很显然，它没有把我们的车放在眼里。对一只小鸟而言，汽车就如同一座大楼，铺天盖地压将下来那就是一种灭顶之灾。可是，它面对这巨大的威胁毫无反应。它是眼睁睁看到我们的车到了近前，依然纹丝不动。这不禁使我大惊失色。只听说过螳臂挡车，没有听说鸟臂挡车。 也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我们的车就从它上方覆压过去。对于它来说一定是尝到了那么一种天塌地陷的滋味。车体从它的头上方飞过，车轮没有压着它。就算压不着，那么车子带起的那股风也够它呛的。猛一回头看它，它还是陡立不动。那份孤傲使它显得不可一世。这种专横霸道有着特殊的滑稽效果。 这种奇怪现象使我顿时产生了怀疑：它是否是只真鸟？我让司机马上调回车头去看个究竟。 等我们的车又开到它的面前时它依然那么稳丝不动，依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车还没等停稳，我们就分头从不同的车门跳将下去。 宋小平冲在最前头，他猛地朝它扑过去，他是想抓住这只奇特的生命进行研究，却不曾想连毛都没有碰到自己就摔了个大跟头。 鸟是从宋小平沮丧的目光中轻盈地一跳，接着就一张翅膀飞起来了。它的翅膀好大，要比它的身子大出几倍。离得近，看得真真切切那两片大羽翼缓慢而沉实地忽闪着，就那么一忽闪，就把面前偌大的一片死寂的荒漠弄得活泛开来。这真是奇迹。这么点的小东西，怎么就能够带动起那么大的一片空间呢？我注意了它飞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明亮，就是一片灿烂，那片僵死的硭硝原随着它的翅膀的有节奏的煽动的孤度，竟有了生动的起伏。 我一直呆呆地目送它飞向渺远。它飞过之后，就一点生动也没有了。但是，我仍然沉浸着。一只小鸟带给我的激动竟这般突如其来，竟是这样经久不息。 我与梁主席探讨，它为什么要到公路中间来？为什么它不怕被车压死？梁主席说不清，别人也无法说清。 从柴达木回到敦煌，石油局的领导问我此番之行对什么感受最深，我说了那只野鸭。我是用文学语言渲染了那个场景，我说，那只野鸭让我看到了柴达木的魂灵，看到了柴达木的精神。我当时完全是按着我的逻辑诠释这只野鸭的行为。我说它是一种对于生命的张扬和展示，它以渺小向广阔展示，它要向比它更高级的人类展示它的存在价值。它以这种怪异方式完成了一次鸭类的最高境界。它不怕外国车，不躲外国车，那么快的速度它不躲使它具备了崇高的美学意义。我说得刘扬寿书记哈哈大笑。 事后，我觉得我对野鸭的那种诠释过于矫情。而矫情似乎成了当代文人的通病。就在这时候，我得到了前边提到的那本落满灰土的书——《野生动物的性生活》。 这本书的作者花了三十年的时间，研究了三千多个种类的野生动物生态，而这本书在我国图书馆的特藏室里也沉睡了三十年。伯恩斯认为动物处在性兴奋期时，其情绪上的巨大变化会突然出现。原已建立的习惯被打破了，性格变化了。最胆小最内向的野生动物也可能变成一只危险的野兽。他举例说，一只处于性兴奋期的公野牛竟然跟一架扫雪机在公路上争抢路面；一只最温顺的斑纹鼬性兴奋时竟敢用鼻子去拱一只巨大的灰熊。而一只被性兴奋驱使的雄獾竟敢面对一辆开来的汽车，结果迫使司机把车停下，退回去，绕开它。处在淫欲时的野生哺乳动物的雄性，甚至会向人类的女性主动做出性交的表示。有的可以把女孩子追得无处躲藏。伯恩斯所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哺乳动物，野鸭不能算哺乳动物，但它的壮举显然也是可以用性兴奋来解释。尤其难忘得是它那尽量上拔的棍状颈项，它是一种雄性的展示，雄性的张扬。它那时一定为找不到一个异性而倍受折磨。如果我们车上有一个女性下车抓它，我想它是不会躲闪不会飞走的。这一个例子可以使伯恩斯对哺乳动物领域性兴奋的认识扩展到非哺乳动物中。 由这只野鸭的性宣言，使我对柴达木有着更深的认识。这个地方不仅缺水而且缺性。作为生命，水和性都很重要。少了哪一个都会痛苦不堪的。鸟类在柴达木作出了性的牺牲，而人类在柴达木所作出的性的牺牲又有多么巨大！石油人在这里生活了40年啊！40年前，来这里的都是一些阳气旺盛的年轻人，这些个小伙子也不过20郎当岁。我们的作家何曾真正关注过他们的生活？ 青海有位青年作家在五年的时间一气写了五部长篇。五部长篇有着同一个母题，那就是荒原与性。他在一本叫作《天荒》的长篇中写到了年轻的石油工人。他们争抢着爬上数百米高的井架，为了争看一眼远处的女人，结果把井架压倒了，几个小伙子摔得粉身碎骨。还有个小伙子用彩色的石块摆出一个女人的形体，进行一种自戮式发泄。小说毕竟是虚构的，不必考证真伪。而石油作家肖复华给我讲的他的一位令他敬重的师傅因为性而杀人的故事，让我砰然心动。那位师傅逃走后是他带着人把师傅抓到的。那时候，他还过于年轻。肖复华是位有出息的石油作家。他写了好多东西。多次获奖。但是，他写他那位师傅的小说最让我震动。 很长一段时间，我沉醉在我对于柴达木这种神奇地貌与神奇动物的发现中。我把我的这批散文称作“神性散文”。带着发现“神性散文”的欣喜，我在1998年10月到了四川，在那里召开的研究21世纪中国散文发展的学术会上，宣读了我的论文《关于神性散文》。 此前，我曾先后在《文学自由谈》《当代作家评论》上均发过关于“神性散文”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如同我在学术会上的发言一样，没有引起散文界足够的重视。直到三年后，中科院博士生导师张恩和先生读到了时事出版社推出的新版《西部生命》，他才撰文评述： “那一次是在关于散文创作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提出并鼓吹‘神性散文’，凭他的口才和激情，说得在座许多人频频点头。但我却有些不以为然。后来我读了刘元举写西部生态西部生活的散文集《西部生命》，看法(对他提出的‘神性散文’)即有了一些变化。 “我先是一下就被他这些写西部生活和他自己生命体验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听说有人读了他这些作品后惊呼‘散文居然还有这样写的！’我在读了这些作品后，也从内心叹服这个刘元举怎么竟写出了这样好的散文！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别的散文集能让我一口气读下来。刘元举这本新版《西部生命》则是我一口气读下来，并且是一篇没拉地读完了的。他写得这样大气磅礴，激情漾溢，读过之后让人感到心气高扬，回肠荡气。的确，刘元举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感受，完全把自己的生命融化进去，使读者不能不和他一道去感受西部、体验西部，和他一起激荡、奔放、呼喊！和当前一些写风花雪月身边琐事的散文以及一些卖弄玄虚故作深沉的散文相比，刘元举的散文率真朴实，粗砺豪放，完全是另一种色彩，另一种风格。之所以能够如此，我想，除了他真正深入到了西部，熟悉了那里的生活，更因为他有才气，有思想，真正是用生命去拥抱生活，拥抱创作，就像有人所说，他真的是用生命去进行创作。 “回头看刘元举关于‘神性散文’的说法，就觉得那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至于理论上是否必要这样提，则是另一问题）。刘元举说，‘神性散文’受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它只能来自神秘的地域，另一方面得有一个敏感而悲悯的心灵。就是说，你得把自己放在一个奇崛的环境中，去进行独特的体验。你得不断接受新奇的刺激，剔除你固有的世俗的陋识，你会感觉到你和你脚下的土地一起升高到海拔数千米的高度，你会觉得你眼前的任何生命都灿烂，你绝不会像平时你在城市中那样见什么都不以为然。他说：‘神性是不可多得的，’神性和神秘不同，‘神秘是一种纯客观的存在方式，而神性则含有着人的意识的参入。’情况真如他所说，在他的作品里，无论是烈日烘烤下的大漠，干涸的河床，龟裂的土地，斑秃状的骆驼刺，以及随处可见的断垣残壁，还是寂寞的柴达木，孤独的黄河源，忧郁的敦煌，凄凉的冷湖墓地，……展现在读者眼前的，除了那实实在在的带有几分神秘的西部地域环境，其中所有记叙不也反复展示了作者的人文思考、忧患意识，这不也就是作者所谓‘悲悯的心灵’吗？
“不过，我觉得仅仅用‘神性散文’来解释刘元举这些写西部生活的散文似乎还不够充分。这些作品所表现出和传达出的思想，显然比‘神性’要多得多。其中最突出的我以为就是充满在这些作品中的‘生命意识’和‘人文精神’。应该说，这才是《西部生命》的基调和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