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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无法理解所谓飘逸、超脱的美学境界，吴带当风、公孙大娘舞剑之潇洒无缘得识，要么是年代太久，要么是心理距离太大，别说没有见到，就是见到了也不会理解。
就连人皆称道的王右军之飘洒，我也疑心是在躲藏。在他的时代，专制者每天在杀人，说不定下一个就要轮到你自己，我不明白你的潇洒从哪里打足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时候我也惭愧，每次谈琴棋书画我都顾左右而言他，我的浅陋不光让古人见笑。如果非要谈书法，我更喜欢弘一法师临终前的绝笔：悲喜交集。字划歪歪斜斜，全无书法家们讲究的间架布局，显得稚气，像一幅习作。当然，在弘一本人看来，写字无所谓艺术不艺术，写字只是抄写佛经，所以他写字时，大概是顾不上什么美学境界的。此外我还喜欢魏碑，它是硬的，突兀的，有忧思难忘之气。
我为范仲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感动，又为此感到悲哀，经验告诉我，这是作为说法，而不是作为做法而被传诵的，换一个新潮术语说，是作为文本而不是作为一个经验的事实而存在的。这句话本不该是一种美学境界，然而它的确是，只有在审美时它才是真的。虽然从古到今的文人士大夫们津津乐道这句话，当他们吟诵得高兴时，我总要怀疑，这又在掩饰什么，也许是青楼醉酒后的内疚，也许是告密之后良心的不安，谢谢上帝，他们还不算坏到了家。
“忧”是一个含混的汉语词，为天下忧，为衣食忧，为感冒忧，为聚敛不丰忧，欲望之忧和存在之忧混在一起，不免会使“忧”变味。它本该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可我们的祖先只想出了这一个“忧”，并且是忧国忧民时才理直气壮地忧，存在之忧太远，又太轻，严格地说那是欧洲概念，所以不懂它也没有关系，谁让我们身边有那么多具体的牵挂呢？
一连好几年我都在想它，越想越不明白，只好把它理解成一个愁眉不展的模样，象我自己在生活中的模样一样，斤斤计较，很没有贵族气。
一个人若生在贵族之家，从不为吃饭发愁，又没有罗里罗嗦的穷亲戚，即使有几个，也能硬起心肠不理，并且走到哪里都看不见不平的事，这已经接近无忧了，虽然并不彻底，可就连这个也离我太远。俄国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谈到他的老师格拉祖诺夫时说：他的心灵里始终存在着矛盾，始终由于意识到他个人的安宁因世道不公而不可能存在，许多生活坎坷的人去找他，他努力帮助他们，结果是找他的人更多了，他毕竟不是能创造奇迹的人，于是他不断在痛苦之中。肖斯塔科维奇最后说：这是我们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通病，我但愿自己也有这样的通病，又因自己不能有这样的通病而不快乐，我和大多数中国同行一样，刚分到房子就忘了许多人还没有住房，良知使我谴责这种行为，为不能忧而痛苦，这又是一个后现代奇观。
我们的眼睛过早地被贫穷打开了，我们的童年是挖野菜的童年，而不是弹钢琴、背唐诗的童年，稀里糊涂长到成年，到现在还没有学会欣赏莫扎特，有时候从小说里看到一两个抒情的场面，揉揉眼睛也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情怎么会在生活里发生呢？我们没有兴趣去回忆昔日知识阶层的富足，这是教授们最喜欢的话题。当他们回忆得眉飞色舞时，我却在想，当时的生活毕竟不只是轮流作东吃饭呀，当时还有九一八和黄河水灾呢。富足，这在中国本是一个梦想，如果它得以实现，那往往是妥协的结果。当有人流落街头，抱怨知识分子待遇之不公多少总带有矫情的成分。当然，一个民族若不能喂饱它的精英（不管他们是诗人、数学家或是巫师），这个民族理应感到脸红，尽管它的精英们首先应该脸红的事情可能更多。知识阶层被人嘲弄，并不只是痞子时代的特征，人们经常为孟尝君养士三千而唏嘘成声，很少有人想想贵族妇女怎样养阿猫阿狗，那也是好吃好喝地宠着的呀。现在大家都奔了市场，文人们就抱怨斯文扫地，不知道文人被孟尝君宠着时曾经有过怎样的斯文？可能文人们并不这样看，所以至今还在怀念笼子里的无忧。一个时代的斯文扫地首先是文者自己的内心已经斯文扫地，当你把担当苦弱的责任推给别人，你自己的苦弱自然也就无人担当。
外在生活的富足并不必然导致内心的平静，有钱也未必无忧，被金钱推着走，心为物役，于是你就成了欲望的奴隶，奴隶无自由，自然也无道德可言。但汉语极端推崇物我两忘，从哲学上看，这固然是无忧境界，在生活中，其实什么也忘不掉，不如执其一端，强调忧的绝对性，哪怕它再难看、再不抒情。如果执著于“我”，那么“我”能有多大力量呢？说到体积，我们大不过一匹马，论重量我们比不过一头猪，论生命我们活不过一棵树。我们的脆弱是有目共睹的，一颗小小的子弹就能夺去我们的生命，一场短命的热恋就能使一个认真的小伙子从此一蹶不振。金刚不坏之神功难炼，内心的平静则更难修。如果论物，任凭你家财万千，我只认定一个硬道理，地球之大，毕竟是你抱不过来的。所以我最喜欢阳光下晒肚皮的人，喜欢无所事事地坐在沙滩上看大海的人，用一句捷克谚语说；悠闲的人在凝视上帝的窗口。但我怀疑他们的悠闲是否经得住忧的考验，况且我们的上帝是否无忧也是个疑问，我自己情愿凝视一个忧心忡忡的上帝，喜气洋洋的上帝会原谅我的重重心事吗？我总是忘不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事实上他的受难早就开始了，降生为人，这已经是在受难了。人再无忧，也难得不去面对自己的虚荣、怯懦和种种匪夷所思的欲望，难得不去面对自己在生活中每天都要遭遇的失败，我怎么也不会喜欢无忧的和谐或和谐的无忧，我只相信受苦之后的希望和微笑，这是个神学问题，无法由常识和哲学推知。哲学层面的无忧可以由概念推演而得，把世界简化成语言问题，当然不难取得语言上的胜利。等你沉默下来，你发现“忧”还呆在原地，思考和奋斗都赶不走它。
有人花了一生光阴，探讨人是否可能过一种自由而率性的生活，浮士德拿灵魂同魔鬼签约；道士们打坐，许多人坐成了半身不遂；中国和尚们明心见性，却忘了佛祖本人救众生而不得的悲苦。我们肯承认自己是血肉之躯，承认精神的有限，却死活不肯承认：无忧的生命原来是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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