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胥老师杂乱无章的编辑部办公室见到方地，还以为是找错厕所的老农。以往常有一些被尿憋急的乡下人来市委大院找厕所，十有八九会摸到《凉山文学》编辑部的两间破平房来。
    胥老师说：他是方地，写散文。

　　那几年我写诗，且认定诗歌是文学中最高雅、最尖端的写作方式。听说方地不是写诗的，就十二分的不屑。尤其是听胥老师说，他是专程来索要，发有他文章的样刊的，心里更不以为然。

　　一个星期日，城里一帮写诗的又聚在一起。当大伙把我办公室的公费茶叶喝淡，积攒了一个星期的，有关诗歌的话也说完了，就觉得很无聊。时间才过正午，离散的时间还早，有人提议去郊外方地家玩。
　　方地的家在离城７公里的大山坡后面。七十年代末，大山坡上有全地区最大的化肥厂，专门生产氮肥。在一片红砖砌的建筑物中，氮肥厂生产车间的大烟囱高高耸立在大山坡的最高处。厂子最鼎盛的时候，大烟囱下汇聚了几百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工人。紧挨大山坡，有一片青杠林，林子里总有穿着氮肥厂工作服的男女在里面热火朝天的谈情说爱。夜里拉氮肥的卡车司机也总使坏，用亮闪闪的汽车前灯射惊一对对深夜不归的情侣。

　　后来国产氮肥不好卖了。尽管国粹们一再疾呼国人：不能好了疮疤忘记疼——买小日本的尿素。但讲求实际的农民还是不从买国产肥料的角度爱国。有人第一次为几年生产如一日的氮肥厂算帐，结果让人惊讶：氮肥厂生产越多，就越亏损。氮肥厂只好日落西山似的关闭，只好让那些吃了几年商品粮的乡村男女又归田园居。

　　我们去方地家必须要穿过大山坡，也必须要从那已经不冒烟的大烟囱下走过。我们当中有个叫Ｂ的诗人曾经在大烟囱下的车间里干过几年，还和同车间的芬谈过恋爱，后来两人散了，Ｂ因为会写诗，会写些象诗一样的领导发言稿，在氮肥厂关闭前，给市里一个领导点名做了专写工作报告的秘书。芬回乡下，和一个养猪专业户结了婚，只争朝夕地一连生下三个女儿。Ｂ在大烟囱下伤感地缅怀和芬在一起的好时光，没见过芬的我们，却远远地看见了方地的家。

　　那是两间红土坯草屋。在没有长草和树的小山坡上，方地的家象两只突兀在地上的眼睛，空洞地望着我们。
　　方地没有想到我们会去他的家。他说给我们水喝，却去了屋里好一阵也不见出来。我们只好在他家门前散漫的等着。
　　后来，他的老伴背着一大捆青草回来，见到我们就很警惕地问我们找谁？我们说找方地，她就把头摇得象货郎鼓似的说：这坡上只有我一家。这时方地才从屋里钻出来。

　　当她听说站在眼前的方地叫方地时，就伸长脖子看了方地好久好久。她背上的青草把她脖子上的青筋压得一根一根的显露在外面。
　　晚饭是在方地的自责声中进行的。他说，种在坡上的花生还只黄豆粒大，要是你们晚来两个月，就有盐水煮花生吃；说自从氮肥厂关闭后，多年不见的野猪又出来拱庄稼，地里的红苕才拇指大就给它们糟蹋了。他还说，以前氮肥厂每个星期至少要放一场电影，但是现在厂子没有了……

　　方地的话让大伙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来的路上，听我们中间一个人说，很多年前，方地是一家报纸的副刊编辑，反右那年成了发配农村的右派，八十年代初摘帽后才娶了个不认字的寡妇为妻。
　　方地的老伴不知道自己的老伴除了户口上的名字还有一个叫方地的名字。但她对我们很热情，不时地给大伙的碗里挟炒小南瓜挟盐水煮四季豆。她说，老东西（方地）下放农村几十年还不会做农活，前些年氮肥厂还在时，逢年过节给厂里的人请去写标语还挣几个钱，氮肥厂没了，这些年的日子很不好过，偏偏他还爱晚上写字，一年下来，光灯油也比别家多点几斤。

　　方地的家中仅有的几根小凳子给我们坐了，他坐的那个用谷草编的草墩很矮，在老伴和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的脸一直藏在双手捧着的那个盛满南瓜的大土碗里。
　　吃过饭，方地说带我们看乡村风景。大伙跟着他又来到大山坡最高处，在不冒烟的大烟囱下，方地仰着头对我们说，烟囱是西昌最高的建筑物。早几年，烟囱冒烟时，在几十里外都能看见它。

　　我们站在烟囱下面，和方地一样仰视着它，但怎么也仰视不出方地说的那种最高的感觉。黄昏的夕阳从烟囱的那边斜斜地照过来，把我们的影子和烟囱巨大的黑影扭结在一起，山风呼呼的吹着，我感觉到脊背一阵紧过一阵的凉。
　　在大山坡不冒烟的烟囱下告辞了方地之后，我就再没见过他。

　　五年后的一天，在京城读书的我，忽收一久不通音讯的诗朋友的信，在他该说的说完后，在握手祝撰丰的套话下面，他忽然想起似的写道：方地上个月死了。
　　那夜失眠。
　　后来回四川，听胥老师说，方地写了一辈子的散文，只发表过一篇短文《丑石》，就发在当年我初见他时，他索要的那期《凉山文学》上。胥老师还说，方地连市作家协会的会员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