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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70后”诗人的创作
 

黄金明

 

    我几乎不忍心提起诗歌。在这个以聒噪为时尚的年代,诗人选择了沉默。天空消逝了飞鸟,谎言代替了情书,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我居住在广州,一面追逐着金钱,一面寻觅着诗意,现实和理想像天平的两个托盘一样保持着平衡和对称,中间隔着流水呜咽的珠江。这道注满了梦想的河流溅起了自身的水花,这道南方著名的母亲河饱受着工业体液的污染。而我们头顶上的天空,内心的明镜,也被一块从平地上移过来的乌云遮蔽。 
    这就是我多年来的际遇,市侩正在成为精英,诗人则成为笑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更多的“70后”诗人把诗歌当作了一只容器,往里面倾倒排泄物。诗歌被当作一个分泌或淫乐的工具。在诗歌嫖客们看来,它无非是一个在扭动、呻吟的妓女,一丝不挂。通过对诗歌施暴,那些惯于虐待与自虐的人获得了一次畸形的宣泄和放纵的乐趣。那些津津乐道于庸俗日常经验的日常主义者,在日常戏剧中心安理得地扮演着猥琐的角色,向一切平庸的事物勃起,坚持制造有关高潮的骗局,用以慰藉阳痿的灵魂,我把他们称之为自慰写作者,在自慰中虚妄地完成了对诗歌的占有。对那些惯于在写作中掏出性器官的人,我更愿意称他们为色情写作者。色情写作的盛行,这是露阴癖、手淫者和色情狂所取得的一次短暂胜利,也是诗神蒙受的一次羞辱。就此而言,强奸犯比纵火犯更让人不齿。无庸讳言,自慰写作者通过戏谑和反讽的暴力行为拆毁了笼罩在诗人头顶上的诸种压力,使痛苦得到了有限的消解——譬如物质世界的挤压,精神领土的沦陷,这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无所谓——这些自甘堕落的诗人在书写中取消了价值、信仰和英雄美学,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态度让人痛心疾首。我痛苦地看到了一个得不偿失的事实,诗歌面临的压力与打击得以缓解,正是在使命和责任被抛弃之后换取的结果。
 
    诗人黄礼孩主编的《‘70后诗人诗选》就是在中国“70后”诗人揭竿而起、烧杀抢掠的这样一种大背景下进入了我的视野,一些年轻诗人手执大刀长矛,高喊着“分田均粮”的口号,扮演着绿林好汉或农民起义领袖的角色,实则类若港台的三级脱星,利用尖叫和脱裙子来吸引人群的视线;一些年轻诗人坐在玄学之瓮中打坐,也无非是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迂腐书呆子或伪气功练习者;而更多70年代的书写者则在黑暗的地底下执着地歌唱,厚实的泥土掩盖了他们单薄的歌声。我觉得希望恰恰在于后者。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把全国各地散兵游勇的‘70后诗人集结了起来,向诗坛发起了一场“土改”式的诗歌运动,在朦胧诗一蹶不振、第三代诗人日暮途穷的情况下,这批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锐诗人趁机杀出,适逢其时,确实有望重新收拾旧山河。但我一直认为,诗歌写作永远是诗人个人的事务,诗人最根本的任务在于揭示世界的秘密。尤其是揭示“世界之夜”里的黑暗物质,从而点燃人类生存的篝火。然而,让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汉语诗人竟没发现一切诗意都是漫漫长夜之中的光源,所以面目忧郁的汉语诗人,一直为世界的悲怆事实而恐惧、惊悚,从而放弃了狂欢和极乐的权利。事实上,“70后”诗人并不缺少高蹈的四肢和狂欢的感官,而惟独缺少清醒的头脑。在“70后”诗人的书写中,口语写作开始大行其道,游戏精神和享乐主义贯穿着他们的全部书写,其间充满了琐屑、庸俗甚至亵猥的日常生活经验,这类写作建立在游戏的哲学基础之上,他们试图通过取消生存的黑暗事实来取消世界之夜的根基,但最后却取消了人们对人类生存景象的基本认识。这些盲目尖叫的“牛逼”蝙蝠在夕光中掠过,留下了“70后”写作中最浓重的阴影部分。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真正对诗坛构成冲击的有限几位“70后”诗人,譬如孙磊、李郁葱、蒋浩、王艾等青年诗人,对这股方兴未艾的“70后”运动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激情,反而有意无意地淡化了自己的“70后”色彩,显而易见,他们有着更为广阔的写作道路,与其说他们代表着“70后”诗歌的最新方向,毋宁说他们在开辟着新世纪现代汉诗的不同通道。我愿意审慎地说,《‘70后诗人诗选》正是因为收录了他们的作品,从而使它跟近十年来的任何一部汉诗选本相比而毫不逊色! 

    我在对孙磊有限的阅读中惊讶地发现,这位年轻的诗人已经为现代汉诗奉献出了这个时代的经典,譬如收入本书中的《航行》、《试一试风速》以及他早年写出的长诗《朗诵》。《航行》一诗,孙磊通过写一个人在大海上的航行日记,写出了一个人的命运,用简约、精密的诗句写出了一个人在世界中的诸种遭遇和悲欢,但更多的是黑暗和阴影,这个“人”也许有着更为普遍的意义?我以为孙磊到达了诗意言说的深深泉源——这首压缩着风暴的短诗,像一把锃亮的鹤嘴锄挖掘到了人存在的方式:航行,以及航行中的错失和恐慌,我以为孙磊窥见了人类命运的某些秘密。细读《试一试风速》,孙磊在技术上的经营同样让我惊讶,简洁而丰沛,抽象而具体,用最概括的意象来表达最隐晦曲折的内心风景,使他的诗作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精练和深邃。 
    从《街上》和《日常生活的箴言》这两首诗来看,李郁葱清澈的面影不时陷入泥泞不堪的世界之中,又像一支针管抽走了生活中的杂质。他节制而从容的抒情夹杂着反讽的口吻和悖反的语调,那种语言的陌生化效果可以跟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相媲美,与其说他擅于精细地表现日常经验,毋宁说他善于把最具体的生活事实提升到精神的层面上来,把他所看到的奥秘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来呈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郁葱依靠语言炼金术的力量打破了传统抒情的局限。
 
    胡续东让我接触到了一种全新而陌生的诗歌美学,他把华美的的欧美翻译体和粗鄙的俗言俚语魔术般杂糅在一起,使蒙尘已久的汉语焕发出明亮的光辉。我从胡续东的诗作中看到的是一种奇诡、紊乱甚至荒诞的人生真相,他对荒谬人世和虚伪人事的嘲弄让我想起了《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貌似天真实则尖刻,一张嘴削铁如泥,像沼泽中的鳄鱼露出阴郁而明亮的利牙。如果说轩辕轼轲善于近身肉搏,胡续东则擅于冷箭伤人,箭头上还要涂上毒药,见血封喉。胡续东堪称大智若愚之士,在寸土不让的雄辩中洋溢着单纯的稚拙之趣,有一种冰镇过的幽默效果。在《在北大》一诗中,作者敢于把解剖的手术刀指向自己,挖出内心郁积的淤泥。他手持剪刀修剪着凌乱的青春,一如钟摆吹动着时光的灰烬,我在这首诗中读出了生命的磨损、命运的懊悔,还有一颗沉痛的心散发着的孤独滋味。 
    蒋浩的长诗《说吧,成都》境界开阔而收放自如,诗风粗砺而描述细腻,大量充满生活气息的对白交织着形而上的冥想,作者在刀锋上舞蹈,花样百出,游刃有余,举重若轻,显示出相当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抒情才能。从这首诗来看,作者既是一个深入现代又沉湎于古典情怀的诗人,他善于把现代批判精神和古典抒情气质接近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一如用长枪大戟使出太极剑的温柔招数。由于在形式上的相对滞后,这首意象庞杂、容量巨大的长诗几乎涨破了它的外壳。 
    王艾堪称一位天生的抒情王子,音色华美,音域宽广,仿佛大自然嘹亮的嘴唇,但是,这个大自然的优美器官也遭到了工业的污染和机器的击打。因此,他被迫放弃了赞颂的权利,而更多在于揭露和控诉。他仿佛一架在风中倾诉着寂静的钢琴,从乐器最健壮的肺部发出了这一切忧伤的旋律:生活表面的漏洞,灯盏内壁的黑暗,身体侧面的阴影。与其说这一切是生活的缺陷,毋宁说这是人类生存的诸种遗憾,所有的遗憾都渊源于人与世界的冲突。王艾在《走动》和《不过》里告诉我们,正是人与世界的相互误解、相互指责、相互诬陷加深了这种矛盾和冲突,最终背道而驰,使人间的幸福又一次成为泡影。在不断揭示人类痛苦根源的过程之中,使王艾在最大限度地接近了“终极之诗”,而他对生活悲伤事实的精确表现又使其诗获得了光洁的质地。 

    对于安石榴来说,诗歌不是一种工作,而是一种需要或一种乐趣,这样的态度使他得以轻而易举地进入了汉诗写作的自由状态。安石榴去追求一种连自己也“出乎意料”的书写效果,一开始他看重语言的力量,而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早已不复存在。他的迷人之处在于使用最浅近的口语轻松自如、妙到毫巅地解构生活中的种种遭遇,我认为安石榴是当下中国诗坛少数几个真正懂得口语艺术和叙事艺术的“70后”诗人之一。在《石榴村的歌谣》这组简单而丰富的短诗中,他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利用口语来抒情,直接击中生命中的柔软和疼痛部位,安石榴给我的启示是:锋利则力量! 
    海子之死预示着一个抒情时代的终结(杨远宏语),1989年之后,日常主义文学开始走俏,评论家朱大可先生指出,以世俗的琐碎经验取代了诗歌中的想象性塑造,以卑下猥琐的小市民气质取代了对英雄主义和对终极价值的崇高企望,就是当时诗人的时髦举动。继伊沙之后,口语写作像鬼子进村一样疯狂实施“三光”政策,开始了对抒情艺术的大扫荡。所幸的是,在南方深居简出的凌越以一大批形式扑素、饱满光洁的抒情短诗实现了对口语写作的有效狙击。抒情即优美。我觉得凌越让人称道的是,他凭借一种接近完美的诗歌修辞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诗歌伟大的抒情传统。长诗《虚妄的传记》则表现出了作者干净利落、简洁有力的叙事才能,以及直指人心的理性批判力量。
 
    我读过轩辕轼轲的一些诗作,窃以为本书中的两首短诗不能代表他的水准。他诗作的精彩之处是赤裸和暴力,一如某些人的“下半身”,只有张开才会有力,而这两首诗显然略有“遮掩”之嫌。我愿意把轩辕轼轲视作冷笑着赤膊上阵的诗歌刺客,类似专诸或荆轲一样的人物,用淬毒匕首般的短诗无情地刺入现代文明的痼疾之中。与其说他的暴力是一种语言暴力,毋宁说是一种挣脱了“肉体”羁绊的精神暴力。他对传统诗学的反叛迹近于仇恨,他出手狠辣,又稳又准,毫不留情,用解构或颠覆来形容还不够准确,我认为简直就是“肢解”,一如醉酒的屠夫在杀猪。 
    对于陈会玲来说,诗歌是一种聒噪。如果说灵魂的抽泣或心灵破碎的声音是一种轻微的聒噪,那么,诗人在晨光中祈祷的仪式则成为一种完全隐秘的聒噪。王小妮和舒婷就是这样一种精密仪式的完成者。翟永明则是一位乌鸦式的聒噪者,她身上噩梦般迷乱颠狂的气质,使她更像一只尖叫的抒情蝙蝠,恐惧而快意地穿行于黑夜的深渊。也许,只有陈会玲才于沉默和尖叫中找到了另一条让人鼓舞的抒情道路:一方面保持了女性敏感细腻的天赋,一方面又冷静而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洞见。在《受伤》一诗中,出现了描述人类某种伟大心灵生长和发育的羞涩尝试。她肯定无意中窥见了人间的悲怆事实,以致忍不住恐惧和悲伤。但她的悲悯情怀终使自己的痛苦无限消减,最终转化成为一种对“春天”或“大地”的深切同情。 

    在广东,我很少看到有诗人像黄礼孩那样对诗歌表现如此巨大的激情,仿佛他所居住的广州不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喧嚣尘上的繁华都市,反倒是一个最适合从事诗歌事业的世外桃源。黄礼孩保持着一颗澄澈、敏感而丰富的心灵,他采取了跟生活合作的积极态度,他触摸世界的方式就是歌唱和拥抱——歌唱万物的恩宠,拥抱生活的遭遇。黄礼孩在诗歌中分享着生存的喜悦,他的每一首短诗都像一个微型的童话世界,和平静谧;又像透明的水滴,折射着朝阳的光辉。在他的诗里,人生是喜乐的,世界是美好的,一个不断奔跑的人顾不上悲伤,一个有觉知的人会“像野花一样富裕”。在《除了大海,他什么地方都去过》一诗中,甚至连遗憾也是美丽的,连叹息也是热烈的。黄礼孩仿佛破译了跟宇宙对话的密码,他分享艰难的超脱态度使书写获得了较为开阔的境界。 
    在这篇文章之中,我谨慎地谈及了上述10位诗人的作品,如有不当之处,请作者和读者谅解。限于篇幅,我未能论及我尊敬的诗人拉家渡、王敖、曾蒙、梦亦非、刘春、吴作歆、阿翔、朵渔诸君,甚为憾事!我决定放弃谈论自己的想法,尽管我也是“70后人”,但我不会属于这个热闹喧哗、群星璀璨的“70后”诗群,我寂寞而卑微的写作还没有展开,它会像幽兰一样独放于无人的山谷。 
    黄礼孩编选《‘70后诗人诗选》,不失为新世纪的一场诗歌盛筵,把中国“70后”诗歌运动推向了高潮。英雄贴一俟发出,各路诗坛少侠蜂拥而至,欣然相聚,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少默默无闻的诗人藉此得以光荣登上诗坛,“70后”诗人不断占据诗坛要塞已成为事实。然而,我要说这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真正有抱负于建设现代汉诗的诗人,必须在欢聚之后忍受无人喝彩的孤寂,致力于思想和诗艺上的双重突破。我要强调的是,“70后”诗人在历劫之后总算粉墨登场了,继续热衷于炒作已没任何意义,“70后”诗人能否实现对上一辈诗人的真正超越,最终还得看能否拿出有说服力的文本。大浪淘沙,平庸者将被淘汰出局,杰出者终会脱颖而出,我认为“70后”诗人正在成长之中,要摆庆功宴尚为时过早! 

                                                   
2001.6.26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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