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70后诗歌:在冲锋和退避之间
　

安石榴

    广东诗歌在近两年逐渐令人侧目，有人甚至说广东诗歌已从边缘转向中心 , 这种说法显然带着一厢情愿的成份，但至少表明了广东诗歌已对外界形成不凡的吸引力。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无疑与广东'70后诗人两年来的出色动作有关。首先必须指出，广东是'70后诗歌运动得以滋生和成长的重要地点之一，但广东诗人对'70后诗歌的推动一开始就摒弃了小圈子的做法，而宽泛地把这场无法预知的风暴放任地吹向全国。实际上，当'70后诗歌开始风涌，屹立于潮头的并不是广东诗人，广东'70后诗人在经历了勇敢的冲锋之后，又默默地退避于后，隐现在浪潮中继续充当着推波助澜的角色。 

一、'70后是怎样炼成的 

    中国新诗自“朦胧诗”的个人英雄主义、“第三代”的群雄割据之后已经沉寂了相近十年，这近十年中间，尽管偶尔也有一些火焰升起，但我总觉得就像我所喜欢过的山东诗人岩鹰《灰烬》中的一句诗：“好像一场持续的抵抗”！当然，同众多有所期望的诗歌兄弟们一样，我绝对相信诗歌的革命性，相信那些堆积于四野的狼烟总有一天会燃起烈焰，像信号一样把四面八方的诗歌英豪召集一处，像江湖大会一样坐地论诗！事实上，这一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在1999年秋天的京都近郊，“盘峰论争”多么像大内高手与江湖游侠的一次比拼。近十年来倍见寥落的两派诗人终于忍耐不了江山不测的寂寞，一举打破“井水不犯河水”的江湖禁忌，向虚无缥缈的诗歌领地发动了进攻！ 
    毫无疑问，这场“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的论争确实为诗歌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最大的得益者并不是论争的双方，而是一群跃跃欲试的旁观者，也即在2000年大量抢占中国报刊仅有的诗歌版面的'70后诗人。真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个人认为，如果缺少“盘峰”这一场热闹而具有怀旧意味的诗坛论争作为借鉴和提示，没有经历过“第三代”这样的“起义”运动的'70后诗人们也许不会那么轻易的揭竿而起。当然，诗歌的变革在所难免，总有一天会有人像当年“第三代”某些诗人提出“pass北岛”一样回头抽前辈们的耳光！前面说过，因为诗坛沉寂太久，所以'70后诗人的横空出世未免让人觉得突兀和难以适应，更有一些人尚在虚设的诗歌席位中沉睡不起，从而纷纷非议和指责，就像当初“朦胧诗”的出现点燃了大多老诗人们的愤怒之火一样。对此，现在已不需要我来表达什么看法，因为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我只想说，叫骂与指责只能引来更多的旁观者，在众目睽睽之下，撒野的往往比不忿的劝架的更加抢眼！ 
    '70后诗歌仅靠借“盘峰论争”起势当然是不够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盘峰论争”只不过是让他们擦亮了处在遮敝状态下已久的眼睛，使他们看清了道路的意义，从而去选择自己的道路。可以说，在此之前，'70后诗人几乎没有谁享有那怕是一丁点的话语权，也没有谁足够凭自己单薄的文本去炸开诗歌禁锢的堡垒，更没有一位好为人师的“伯乐”用怜悯的双手去提携一下他们，他们惟一能够做的，就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建造另一座宫殿。正如1999年5月深圳出版的《外遇》诗报“中国'70后诗歌版图”专号的编后语所言：“你们不给我们位置，我们坐自己的位置；你们不给我们历史，我们写自己的历史。”从这种无奈中的清醒到抗争开始出发，'70后诗人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出版刊物，这些刊物的大气程度与其中某些作品的粗俗程度确实起到了当头一棒的作用，至少将那些蔑视的目光一把拍了回去。在诗歌越来越变得无处收容的时候，还能开辟一块自留地并且还可以空出一角的人绝对不用谁给予发言权。2000年，'70后诗歌风起云涌，谁都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全国各地由'70后诗人操持的正式刊物尤其是自办刊物越来越多，众多官方出版的刊物如《芙蓉》、《诗选刊》等纷纷为'70后诗人打开重要的版面，而这一年吸引了众多诗人“触电”的网络上的诗歌网页，也几乎全部由'70后诗人担任掌门人，连这一年被很多诗人认为是最重要的“南岳诗会”，也是由70后诗人筹划主持......'70后诗人后来津津乐道于一个词语：“牛逼”（这个词也许可以载入诗歌史册），我想与诸如此类的自得不无相关。 

二、一半是诗歌，一半是情愿 

    '70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剩下的指责和赞扬开始由文本而指向命名，更多的人认为这个命名过于含糊不清，也有人认为是向小说界讨概念。我想这其中含有一种找台阶下的自嘲，谁都明白，一个进攻的群体在以团队的名义抢占了制高点后，那面插在城头的旗帜实际上已跟幌子没有什么两样。看吧，总有一天，今天在众人的眼光下接受指指点点的某些'70后诗人也会冲着更后面的什么诗人指指点点。所谓流派、群体、以及身份的荣耀，从来就是短暂的美好，最终大摇大摆地走在舞台上的永远是个人。可以想想，除周伦佑、蓝马、杨黎等有限的几个人内，至今有谁还记得起当年“非非”中更多的也许比这几个人还更加热血沸腾的诗歌青年？诗歌运动从来就是在闹剧与尘埃中的少数人的成长！ 
    事实上，'70后从命名开始，至今确实难圆其说，这一点并非是因为命名的不慎，而是操作及弥补的不力！我并不认为有那一种命名能像电流一样一击即中，如果不是太普通的提法，大都能够趋向完美。关于'70后的命名，至今我所看到的仍然是众说纷纭，而从来没有人清晰地阐释过如此命名的意义，从来没有人认真地考究过这个命名是从那个角落冒出来的。我敢说，'70后诗人中，有很多是莫名其妙地卷入这个漩涡的，也许他们压根就不知道自己在喊叫什么！据我所知，'70后诗歌至今能称得上理论的一些文章，包括我自己的《七十年代：诗人身份的退隐和诗歌的出场》，均是一些滞后而不太贴切的述说。可以说，直到现在 ，尚没有谁能够准确地说出什么是'70后和如何去划分'70后。一种普遍的认为是指70年代出生的诗人，另一种不太普遍的认为则是指近几年露面的一些诗人。尽管我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定位为前者，但到现在，我更愿意承认为后者。因为'70后诗歌后来的发展更多的被沈浩波、朵渔等人发起的“下半身”诗歌运动转移了视线，他们倡导的“肉体在场”的写作方式遮盖了更多70年代出生诗人的本我写作，使越来越多的人误以为'70后诗歌写作就是“下半身”式以粗俗见长的“新口语”。而围拢在“下半身”周围的'70后诗人，又多数是近几年才开始写作的。再有，“下半身”诗群确实以他们的策略与方式掀起了久未再见的诗歌浪潮，他们对诗坛的抢滩不能不说是非常成功，至于诗歌好坏，从来就不是谁说了算的！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70年代出生的部分诗人中，有一些是90年代初甚至80年代末就开始出道的，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参与过“第三代”的诗歌运动。据我所知，这些人显然都不是'70后诗歌的着力推动者，顶多只是被动地在其中充当过角色。除少数的几个人内，他们在这个过程之中更多的是保持沉默。就我的交往，在90年代初就开始诗歌活动的70年代出生诗人有赵卡（狼人）、曾蒙、于贞志、林忠成、阿翔、李郁葱、陈计会、耿德敏、刘春等人，还有为我所知但没有往来的姜涛、王艾、胡续冬等，但在我的感觉中，这些诗人似乎都与“70年代出生”这个概念没有多大关系，至少我至今都无法把他们往'70后上面想。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70后，我根本就不知道像阿翔、赵卡这些交往了十年以上的老朋友居然也是70年代出生。 
    网络一方面为'70后诗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一方面又助长了他们的不正之风。网络使诗歌在传播交流上更加快捷和广泛，在获得信息及接触面上对写作的促进不容低估。但同时也让人面对更多的良莠不齐，造成非诗成份泛滥的景象。在一些诗歌网页上，我总觉得弥漫着一股浑浊的空气，让人有受污染的感觉。以“诗江湖”为例，我发现有两个似乎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众多'70后诗人津津乐道的“牛逼”，另一个是“天才”，经常会有诸如“谁最牛逼”、“谁是天才”之类的话出现在电脑屏幕上。而贴到网页上的诗歌，能让我提起阅读兴趣的不多，读过的，到现在也没有使我激动的文本。 

三、广东'70后诗歌：行动高于文本 

    在对中国'70后诗歌作了一个简单的背景梳理之后，我终于触摸到了我所要阐述的主题：广东'70后诗歌。我喜欢从背景、状态这些方面去谈论诗歌现象及诗人的个人写作，而对昙花一现的文本始终保持着警惕！尽管我知道，要使一个诗人在写作上得到永恒的尊重只有文本。在我的印象中，广东'70后诗人在文本上取得过突破性贡献的不多，除谢湘南一直在文本上奉献着盲目的努力以及我本人梦游般的几次文本经历之外，似乎至今还没有人受到过强烈的喝采。当然，谢湘南和我本人曾有过的文本创造说到底还分别是题材及形式的个人实验，离完整的文本还差之甚远！而从局部文本的角度去看，黄金明的觉悟式抒情，吕约的消解性叙述，凌越的缓慢，魏克的节制，拉家渡的精密等等，均已构成了个人诗歌的独特品质。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接受我这样的指认，我只是认为，这一部分处在广东的'70后诗人是具有文本的代表性的。 
    但我在这里想谈论的恰恰不是文本，前面已经提到，我更热衷于在背景及状态上纠缠自己的看法。 鉴于广东'70后诗歌的独特发展和相对疏离的氛围，文本之外，我将从两个方面去述说，其中有些论述是可以交叉的。 

1、比文本更高的是行动 
    在本文开头我就说到，广东是'70后诗歌得以滋生和成长的重要地点之一，这是有目共睹的！只是广东诗人在冲锋中太容易涣散了，以至于只能退避在浪潮之后继续推波助澜。我想这一点与广东诗人的写作背景，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态度息息相关，毫无疑问，环境培养了他们的理性，同时削减了他们的激情！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说得太多，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他们出击的迟疑。但他们一旦出击，无疑就是一枚重磅炮弹，这与那些瞅空子打冷枪的游击战术是截然不同的。 
    1998年，广东诗人就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70后诗歌气息，并敏感地作出回应。我本人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是在1996年上半年，当时曾收到过南京陈卫寄来的刊物《黑蓝》，在《黑蓝》的封皮上看到了“'70后——1970以后出生的中国写作人聚集地”字样。但《黑蓝 》并不是纯粹的诗刊，陈卫本人在1999年以后的'70后诗歌浪潮中也一直不见露面。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如何对这个概念表现出敏感的，老实说，至今我还弄不明白这股气息是从那里吹出来的，只好认为更多的是空穴来风。我不知道风往那一个方向吹，同样也不知道风从那里吹来！ 
    1998年11月，深圳外遇诗群在他们自办的诗报《外遇》第三期上刊登了出版'70后诗歌专号的消息，5个月之后，“中国'70后诗歌版图”专号如愿于第四期诗报推出，对开三张12版大报，共刊发了全国各地共四十多位70年代出生诗人的作品。这是国内第一次大范围的'70后诗歌集结，我特意为这次专号撰写了《七十年代：诗人身份的退隐和诗歌的出场》一文。在此之前一个月，外遇诗群成员还在深圳的一家企业报纸上举行过一次“70年代出生栖居深圳诗人诗展”。 
    2000年1月，黄礼孩在广州以刊物的形式隆重推出“《诗歌与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第一回）”。这本16开144个页码的“绿皮书”（它的绿色使我眼前一绿），带给诗歌界的震撼绝对是巨大的，从来没有人想得到居然有那么多（一共55位）的'70后诗人在各个角落和阴影中默默地写作！感谢黄礼孩，处在遮蔽状态已久的中国'70后诗人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要知道，70年代出生的诗人，论年纪已经不算小了，而大多数的诗龄都已十年以上，即使是最后一年出生的，也已踏入20岁的门槛，况且靠末那几年出生的，要想响亮地说几句话，看样子还得等下一轮诗歌的革命才能轮上。我个人觉得，黄礼孩对诗歌的贡献，在于他主编的《诗歌与人》，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70后诗人从此走上扬眉吐气之路！当然，新的诗歌格局同时打开。 
    时隔刚好一年，就在2001年元旦过去不久，这时的'70后诗歌已经如火如荼，但黄礼孩的第二个动作仍然是最高的火焰，“《诗歌与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第二回）”又在广州出版，这次的阵容更盛、范围更广，也更为大气，小16开本变成了大16开，144页码增加到182页码，同时增加了论述及争鸣的内容。更具意味的是，封皮改成了统一的暗红色，我私下想，这是否喻示了'70后诗歌已由清新转向凝重这样的意思？据我所知，黄礼孩还编选了一本中国'70后诗人的作品选集，早就交出版社出版，只是一直波折重重，至今仍未付梓。 
    广州历来就是广东诗歌的中心，但广东'70后诗歌活动的重要地点还有深圳及中山，恰好形成三足鼎立。谁都知道，这是珠江三角洲的三块富饶之地，只是这片土地同样生长诗歌，事先还没有多少人意料得到。2000年7月，中山的符马活、余丛在他们主编的刊物《诗文本》上以专栏的形式推出“诗歌的革命——70年代出生诗人作品选”，有46位'70后诗人亮相。符马活和余丛的《诗文本》最先以图片的形式展示诗歌活动及诗人生活状况，一改自办刊物的简朴、粗糙面貌，同时给诗歌赋予了动感及时尚趋向，我认为是值得记住的。我一直觉得诗歌可以更轻松一些，当然并不等于可以多一些非诗成份，符马活和余丛做在了我想法的前面。 
    在《外遇》、《诗歌与人》、《诗文本》之后，我还接触到另一份同样是由70年代出生诗人自办的诗刊《羿》，但他们采取的是“朦胧诗”以来小圈子同仁集结的做法，成员有黄金明、拉家渡、陈会玲等七人，他们不打旗号，不树帮派，不作张扬，也回避了'70后这个概念。我之所以要在这里提起他们，纯粹是出于兴趣，我尊重那种隐匿中的光芒！ 
    广东'70后诗人上述的这些行动已足够弥补他们在文本上的某些薄弱，他们广阔的胸怀及对诗歌所作的记录与传播比沉湎自我或者小圈子出击的方式也许更为出色。当然，广东也不是没有在文本上有所建设的诗人，在这里，我想提到谢湘南和黄金明两人，谢湘南从题材与情感出发的不断解构以及黄金明处于冥想中的锐利的言说和抒情，堪称两种极端的典范！我个人一直在思考抒情与日常经验结合的问题，一方面保持诗歌的抒情品质，一方面避开空泛的现实素描。当然，如何去写是个人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思考。 

2、比地域更广的是诗歌 
    诗歌应不应该有一个地域的界限？对此我一直保持着迷惘。诗人大都长于游历，这一点古已有之，从这个意义来说，如果把某个诗人固定在一个地点去谈论其写作，显然有太多问题牵扯不清。我在这里谈论广东'70后诗歌，也如同一场玩笑！但事物总是有规律的，一个地点对一个诗人的创作也必然存在着影响。在广东的'70后诗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外省，如深圳的外遇诗群，就没有一个是广东籍的。其他如中山的余丛、广州的凌越、魏克、拉家渡等人，均是从不同省份来到广东的，并且他们开始创作和获得声名的时候都不在广东。但广东的生活迟早会为他们的写作赋予新的品质，这一点无需怀疑！因此，只能说，诗歌比地域更宽广，诗人可以处在一个地域之内，而诗歌是超出了地域限制的！ 
    说到这里，不由得我不回到我上面点到过的背景问题，我发觉我已经无法避开从背景去谈论的习惯了。我曾在一篇谈论深圳诗人的文章中表达过这个主题：生存背景与写作背景。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来到广东的外省诗人，都曾有过自己的背景（生存、写作），又失去了自己的背景（生存、写作），再重新获得背景（生存、写作）。在失去到重塑这个过程中，生活与写作都发生了变化。这时，地域的痕迹在这些人身上已经变得很淡，他们照样生活、照样写作。广东是一个移民聚集的地方，所以我不得不在这一方面纠缠一下，我想并不会显得多余，而是十分必要。 

四、冲锋之后是退避 

    广东'70后诗人的冲锋姿态已是有目共睹，他们冲锋之后的退避也让人觉察得到。但是，必须清楚，他们的这种退避是被动性的，并不是那种急流勇退式的退避。原因之一是广东'70后诗人在文本上的缺乏冲击力和贫乏，他们的写作在质量及数量上都有些空虚（这一点在他们自己那里早就心照不宣）；原因之二是广东'70后诗人因为生活节奏紧张及创作不继而疏于冲刺。因此我认为他们目前的退避是被动性的，如果要与“下半身”的火爆对照，多少有点被冲刷出局的苍凉！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方向及觉悟的问题。我想说，尽管激情的减弱或阶段性丧失已不用隐瞒，但广东'70后诗人对诗歌的热情与执着还是无可怀疑，他们始终是'70后诗歌浪潮的推波助澜者，这一点尽可以从他们的行动和正在酝酿的行动中看出。 
    然而，我更想说的是，大浪之后是泥沙，广东'70后诗人完全有理由在潮水正涨时悄悄撤退，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是弄潮者而非气势汹汹的潮头，他们也没有必要留下来整理那片被冲刷后狼藉的河床和承担狼藉的名声！以他们的力量与姿态，完全可以在一个风光旖旎的去处建造一片清澈如镜的湖泊。请原谅我的私心，实际上，我真正想说的是，广东'70后诗人在经历了狂热之后，更应该冷静地想想这样的冲锋是否过于盲目和不着边际？还应该更深入地思考一下行动的目的和意义？打个比方说，在我们要上路去冲锋陷阵之前，是否应该先贮足炮弹和粮草？ 

                                    2001.3.6--7 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