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与玩笑 --“70后”诗歌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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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的写作，无论是民间的，或是官方的，是新生代的，还是传统的，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作者赋予诗歌的一种责任和色彩。诗歌批评亦如此，但如今诗歌评论的堕落，私利和相互攻讦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诗歌写作的部分偏离，一些人的诗歌成了非诗的工具，而不是语言及其精神的一种呈现，一本具有严肃态度和良好倾向的诗歌刊物或评论刊物，在其存在一开始便应具有一种纠正的意义，否则它的出现和生存只是毫无意义的“超生”，像中国人口之于世界。有人曾经作过不完全的统计，中国目前拥有的非官方诗歌（文学）刊物已达1000多种，这个数目毫不逊色于中国八十年代鼎盛一时的地下文学高峰期。当然，今天的诗歌写作者拥有更多更方便、快捷的东西来经营自己的诗歌，不论这个诗歌是一个小圈子的，还是较为开放的。但是，一本具有独立精神的民间诗歌及评论刊物的形成，更应是我们对于诗歌写作的倾向性导语，它应当成为一部分诗人和评论家说真话的空间。 

    就像一群在自由的天空下自由奔跑和畅游的孩子，新生的诗歌追随者们用时代赋予他们的想像的翅膀或旅行者的足印，阐释着他们认知、认可的诗意。“70后”诗人们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崭露头角以来，至今在短短的数年里逐渐清晰、完整，直至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其来势之迅猛、快捷并不奇怪。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说，“70后”诗人不必定要像其他诗歌一样经历长长的学徒期。的确也是如此，因为“70后”诗人诗歌的确立与时代的飞速演变几乎是保持着一种表面的一致性。这是一个一夜之间便可以让任何普通人“名扬天下”的时代：政治事件、丑闻、电影、足球、伟哥、英特网、极限运动甚至邪教。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几乎每天都可以从电视、报纸和英特网等媒体与全球进行一次全方位立体化多侧面的交流、撞击、呼应。一度独自走在前面的艺术家、知识分子，时尚潮流追逐者们已并不具有比老百姓大多少的优势。 

    我曾经对于“70后”诗人现象表示出一种本能的担忧。首先我认为70年代出生诗人对于自身的指称本身就有着一种模糊和不稳定性，有人把“70后”诗人划在68年-78年之间出生的诗人，有人干脆把“70后”诗人与“第四代诗人”概念混淆在一起，有人直接把其定义在“70年代出生而写诗的人”。如果仅从一代诗人出生的阶段来划分诗人和诗歌，而忽略其作为一种独特的诗歌所包含的文本价值与内涵，似乎已在理论上太显鲁莽和简单。当然时至今日这种奇怪的诗歌现象几乎已在一种默然公允的状况下逐渐地被民间和官方接受。唯一不可理解的是所谓的评论界对于“70后”诗歌现象仍未表示任何明确的态度，虽然“70后”诗歌作为一个时代新的诗歌是否需要得到某种肯定认可早已成为一种多余。 

    另外，在“70后”诗人或者70年代诗群最初以一种急不可待和疾风暴雨的态势登陆诗坛之时，我对“70后”诗人迫切上阵和刊物评论（指“70后”内部及部分第三代诗人）的善意推举能起到多少有益的效果表示怀疑。这种担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70年代出生的诗写者绝大多数还处在一个诗艺的准备期（尽管这个准备期在“70后”诗人是超常的短捷），除个别已具备较为成熟的文本素质外，“70后”诗人或诗歌的建立还必须依赖两个过程来完成：1、对当前汉语诗歌的考察（阅读、研究、批评）和疏离（写作上的自然清除、回避与选择）；2、对自身诗写的实践（包括语言、技巧和判断力等的操练）和整合（即写作方向上的确立、语言上的规范和诗歌文本上的整理）。另一方面，“70后”诗人要真正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或者说对汉语诗歌形成一种实质性的影响，绝不是三天两天的事。只能说，今天的“70后”诗人在中国诗坛刚刚经历了一些不明不白、未见多大成效的论争后，钻了一个空档：以逸待劳，几乎未受到责难与阻碍地集体亮相于中国诗歌面前。 

    显然，这里论及的诗坛与中国诗歌概念，已经与某种权威的诗坛与中国诗歌不同，这种新的概念是建立在相应的诗歌背景变化基础上。因为中国诗歌以官办刊物为依托的错误定义早已被否认。虽然不能极端地说“诗歌在民间”，但“官方”与“民间的”分庭抗礼已是不争的事实，甚至是从以前官方（刊物）想要保持一种姿态和距离变成了现在的无法回避、争相表明其开明的态度。从近两年包括《诗刊》、《诗选刊》、《诗林》在内的官方诗歌专业刊物对70年代出生诗人作品大量的选载和刊用，以及“70后”诗人提法的确认，表明了一种新的秩序或格局已经形成。 

    “70后”诗人的出现和崛起处在国家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文化流变的重要时期，随着一个世纪的结束和一个新的世纪的开始，他们之于汉语诗歌的进程及其自身的成长都富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人生的第一个转型期都与外在的物质的世界发生了实质性的碰撞和弃舍。一个敏感而富于变幻的时间与一个无限开阔又迅速缩小的空间相互交织，使70年代人过早地具有了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生存意识和社会观念。而就写作历程来说，阅读的自由（包括文化的开放和社会环境的相对宽松）在精神指向上带来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包括价值取向、审美尺度等）与个体的不自由即生存处境中的困惑和盲从之间形成较大的矛盾冲突，其必然在他们的诗歌文本中留下或明显或隐蔽（故作轻松）的痕迹。这种影响来自于一方面的纯写作性诗歌的企图，而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物质生活、个人不稳定因素甚至功利等的干扰。 

    在人文理念和结构层次上，“70后”诗人应该说是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他们的诗歌往往都具有较高的起点。“70后”诗人绝大部分都具有高等教育的背景和较为良好的文学启蒙。因此，从整体上来说都有必备的文化底蕴。他们的诗歌往往并不缺乏基本的语言素养、知识强度和审美批评能力，缺乏的或者说较为削弱的只是一种历史责任（社会功利、政治）、史诗性（诗歌操纵、运动）和英雄主义（趋向于平民化、边缘化）。相当一部分“70后”诗人和诗作者在诗歌文本和其他文字中表现出的是一种生活流的、被动的、拒绝式的理念行为和创作心态。这里面既有客观使然，又有自觉写作状态下的主观趋动。正是这些从另一方面造成了“70后”诗人在一定时间内甚至较长一段时期与“主流诗歌”的分歧，也不能被更多的评论家和文学权威接纳，使诗人们在一种寂寞状态下坚持其高品格的实验性的文本探索显得尤为艰难可贵。事实上，这将是“70后”诗人的一种幸运。因为这一代人需要的恰恰正是这样一种宽松的外部环境，而不是在某种语言模式权威下的妥协，或者陷入更为隐蔽有害的读者误区。所以，“70后”诗人更多地是采取一种严肃而戏谑、智深而敏感、果敢而超然的态度去面对他们热爱的诗歌，并努力把诗歌还原到一种新的理想境界。 

    我相信明天的诗歌绝不会是某些只知道制造诗歌事件、与自己与时代开玩笑的人的诗歌。当一代“新新人类”在必然的喧嚣之后沉寂下来，他们将会成为诗歌的见证，并去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诗歌。 

                                              2001．6．3于绵阳三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