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70年代后诗人们
　

史幼波

    最早看到成型的'70年代后诗人作品集，是好几年前在一个朋友那里读到的一本叫《蓝黑》的小刊物。严格地说，它是一本集诗歌、小说、戏剧于一体的“综合刊物”。说它是诗刊，乃是因为其中每一件作品都充满了实验性的“诗意”。其中的作品并不成熟，大多显得零碎、轻巧，内在气度不足。但给人印像最深的是它自觉的群体意识和认真严肃的工作态度。我不知道这个群体后来的境况，奇怪的是至今也再没有听到人们提到过它。现在人们说到'70年代后诗人，孙磊、蒋浩、胡续东、刘泽球等名字会像黄昏后的星星一样闪动在脑子里，而最初《蓝黑》中的那些人物，则全然隐入记忆那“蓝黑”的神秘穹苍，我现在已记不住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了。 
    就我所熟悉的'70年代后诗人而言，与吕叶的交往最早、也是最令人回肠荡气的；接下来有着长期交往的是孙磊、刘泽球、范倍、远人等；与蒋浩有过一面之缘，他清晰的理路、浓重的重庆口音，以及批头散发张开双臂谈《圣经》时的神情，给我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像，使我从此对他产生了好感。接下来应该谈到于贞志，对印度文化的共同兴趣加强了我对他的亲近感，但可惜他几次入川都没能见上一面，据说他是逐字逐句读完了徐梵澄译的那本令人生畏的印度圣典《五十奥义书》的。最后我要谈梦亦非，此人是最近才联系上的，也是整个'70年代后诗人中最令我吃惊的人物。 

    吕叶自98年的《阳光行动》之后，我便再也没有读到过他的诗了。每次问起，他总是说“太忙了，没有时间。”快3年了，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没有用文字留下痕迹。也许他真的没有用文字留下什么，但我始终相信他比我们留下的更多。他与我们的秉赋不一样。他是那种诗人群落中极其少见的惯于用行动来写诗的人。他不会允许自己长时间地沉入书斋。他有着更迫切、更广阔的入世情怀。是他主编了对90年代中国诗歌影响力最大的《锋刃》和后来的《诗镜》；是他为了诗歌的民间生存而身陷商海，义无返顾；去年他又创办了“锋刃”诗歌网站，独立主持了影响巨大的“南岳九十年代汉语诗歌研究论坛”。其实早在《诗镜》第一辑中，他便已经展示出了相当成熟、且锋芒毕露的语言才华。那是他1995-1997年的作品，敏锐、犀利、激越、坦荡是他最显著的语言特征，恰恰也是他整个人扑面而来的情感特征。他那时笔端的词语已经能够自如地承载其内在精神的厚度和复杂、幽深的情感，而目前最活跃的同龄诗人，当时大多还处在习作的阶段。去年“五一”在衡山小聚之后，我们之间的联系便越来越少。我回家后发愿摒弃万缘、一心念佛，而往往稍不留神，他的形貌便会随着绵绵佛号，一起涌入我本已空空洞洞的脑海。 

    对于孙磊，我想说凡是爱诗的、写诗的人都应该记住他的《朗诵》。然后，我相信其中会有许多人将记住那些精彩的短制，譬如《短歌》、譬如《那光必使你抬头》、《那人是一团漆黑》等；再就是《谈话》、《远景》、《碑文》、《相遇》等“昂贵而奢侈”的长篇，这恐怕只有少数与灵魂有对话能力的人才可能为此热泪盈眶。至于我，我愿记住他的所有作品，包括那些我从未读到过的，甚至是青春期时代的习作。5年前，吕叶和我们四川的几个朋友筹划编《诗镜》，当美院尚未毕业的孙磊把包括《朗诵》在内的一大堆作品寄过来时，我们在四川的几个组稿者几乎同时欢呼起来了，他被毫无争议地排在了《诗镜》诗歌部分的最前列。哑石说他读到了是一个“为事物的汁液而生的诗人”，朱杰说“他那么年轻，居然如此优秀！”而我则直接跟他说，他将“用一生的感激遭遇那些光芒”。吕叶更得意，因为是他为我们“发现”的这个与我们“连说话的语气、声调都太像了”的年轻的“天才”。有一年春节我带全家去了济南，他和妻子领我们去黄河那干涸的河床上逗留了一整天。在那里，天地是如此空旷、荒凉，而他却像一个真正的赤子，欢乐、洁净、单纯，把灵魂的悲哀和生活的潦草全部都抛到了脑后。近两年，由于我的疏懒，联系已日渐稀少，但我知道他现在的写作正处在一个语言转型的过渡时期，虽然已经有了像《准备》这样有规模的成果，但依然还只是“准备”。他说“有些与生俱来的东西永不会改变”。从一座高峰抵达另一座高峰需要下到极幽深的谷底，对于孙磊而言，这是使命，同时也是他的宿命。 

    看似强壮、生猛的刘泽球曾经是一个“蔑视肉体”的人。这是他给我的最初印像。后来，这“肉体”让他吃尽了苦头，有一段时期几乎百病丛生，以致医生命令他必须静止那不可抑制的疯狂阅读、思索和写作。这件事情使他对自己的肉身开始尊重起来，而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也因此达成了相互的谅解，他终于变得平衡了。他不是那种一心要把诗写好、写完美的人，而是想用文字剥开生活的面具，以直面黑暗灵域的勇气，投入信仰和永恒。为此，在他和他的“存在”同仁内部，都把自己定位为“诗者”，以区别于时下那些暧昧于纯粹语言意义上的写作者。就他的写作而言，其诗歌粗砺且颇具爆发力，常常不拘细节、我行我素，看不到流行写作的丝毫影响。同时他也是'70年代后诗人中少有的理论高手，我就是通过他的一篇文论《面具。虚伪的手》而认识他的。他在那篇文章中表现得端肃、冷峻、坚定、犀利，但同时又不乏应有的沉着和机敏，是近年来我读到的极少数给予我心灵震憾的诗论。他与妻子开了一间以“存在”命名的书店，我每次到德阳，几乎都是在书店里与他神聊。在他那里我认识了陈建和曾令勇。前者成为我血脉相连的兄弟，而后者则是一位一直被人们忽略了的、极为优秀的女诗人。论年龄，她应属于第三代诗人，但在刘泽球和陶春主持的《存在诗刊》中，她却那么自然地融入了更年轻的诗人行列，以其深邃的诗篇而几乎成了“存在诗群”的中坚。在那里，刘泽球还曾经营过一个小书吧，常常会有一些扮相怪异、出语惊人的“小兰波”头出没，像纷纭的小渡鸦一般频频招摇。 

    范倍所在的绵阳与刘泽球相距不远，但从长相、气质，到具体作品却全然是两套路数。在他所主持的《终点》诗刊上，白鹤林、海融、康伟、胡马等年轻诗人初露头角，就以其各具特色的诗篇显示出不凡的创造力，使这本朴素的民间诗刊形成了面目清朗、学养丰赡，且有些空灵唯美的基本面貌。在范倍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从中听到许多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优秀声音，从古代中国，譬如唐诗的音韵，到西方现、当代作品，譬如卡夫卡、巴塞尔姆的深邃等。这些几乎是庞杂、纷纭的声音到他那里居然被融汇成了一种节奏明丽、清纯简约的古典吟唱风格。他似乎并不急于写出大量的作品。我常常感到他是在用那种几近成癖的对文本的苛求，节制着自己的高贵嗓音，节制着对灵性生命忧心忡忡的渴求。我所读到的那些优雅的短诗，据说都是他许多年前的作品（令我简直有些咋舌），而我也一直在推测，难道他仅仅是因为对文本的苛刻才使他这些年来惜墨如金？后来他跟我谈起过关于深度和难度写作的问题，还谈起过他的整体悲哀、他的“怀疑论”。我知道他现在所抵达的界面。在此刻要诚实地写作真的很难很难，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就是一种幸福，然而幸福从不会让我说出轻松之辞。”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还会有多少人像他那样真正相信，除了欲望，还有幸福的可能？ 

    前一阵听一位刚去过北京的朋友说，蒋浩在'70年代后诗人中快成为“老大”了。但愿这声誉不会成为累赘，尽管我知道这种担心可笑而多余。他离开四川后的这几年，我陆续读到了他的《词语》、《说》、《说吧，成都》、《人与事》、《没有终点的旅行》、《厌倦》、《一座城市的虚构之旅》等等，我想他肯定还写了更多得多的作品，而且也相信其每一件作品都会像上面提到过的那些一样，相当成熟、练达、老辣。虽然他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但却似乎没有过渡期，仿佛他那块田里什么都长，而且一夜之间都发育得那么茁壮、饱满，只需成片收割。那年在彦龙的农家院子里小聚了一次之后，我便一直对他充满了期待。如今，我依然处在期待之中。我多么希望在他大面积收割完近几年那种成熟、稳定、质量上乘的丰富诗篇之后，突然又带给我像初读《东坡村札记》时的那种几近粗砺、原始的钝击啊！他早先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出世情结很重的人。从他近年的作品里我能看出他对文本形态的自觉探索和对精神量度投入的审慎自律。也许他现在的作为是想在精神世界和庸常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结实的、更合乎理性的平衡关系？也许他是想在全面地触摸当下社会背景中人的真实生存经验之后，再对终极问题作进一步清算？新近我又读到了他的《旅行记》，发现他身上竟然潜藏着如此温醇、蓊郁的柔情，难道他正在被“永恒之女性”所引导？对于这位常不修边幅，但内心颇多古典气质的诗人来说，或许是个好兆头。 

    远人始终是一个羞涩之人。虽然我们认识之初常常会在电话里狂聊一、两个小时，而且常常会触动我关于诗、人和事的许多感慨。他第一次寄给我的是一个组诗《冥想的石头》，全是16行体，至今仍是我读到他所有作品中最有力量的一组。他常常会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只瞄准一种格式，比如双行体、十四行等。这种近乎工匠似的执着，这种古老的“书写修改再书写再修改”的呆板程序，使他在不知不觉中自由地掌握了经验世界出没于语言世界的一些秘径。他对现、当代中外优秀诗人的阅读相当深入，用他的话说是“沉浸”。这与他徐缓、执拗的写作嗜好相映成趣，也使他具有了“复合多种诗学资源”的能力。最近我读到了他的《对未来的回忆》、《你的形体，你的界限》等长诗，估计他开始并且已初步攻克了有着复杂结构的综合性体裁。他常年主持着一本名字有点别扭的《科学诗刊》，虽然风头并不强劲，但却如他人一样平和、厚实、兼收并蓄，且耐力十足。在这本理工院校牵头主办的诗刊上，我们常常看到魏克、曾蒙、唐朝晖、李郁葱等70年代好手们的身影，同时也能读到年龄更大一些的，如海上、马永波、余怒、西渡等成绩卓然的诗人们的作品。另外它也贡献过一些有价值的诗学理论和评论。作为远人的朋友，我不忌讳我的隐忧：对神性的怀疑使他几乎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作品擦身而过，譬如对《神曲》、《失落园》，他仅仅认可其“结构上的完美”，其言外之意，但丁和弥尔顿仅仅是语言组织意义上的“杰出的匠人”。远人对于“伟大作品”的判断当然有他自己的标准，但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甚至一刻也不能停止对一个简单问题的追寻：诗歌是什么？ 

    在'70年代后诗人中，还有一个人几乎快被遗忘了，他就是于贞志。因为他成名太早，且写作态度平和沉着，诗风典雅稳健，丝毫没有标新立异的新锐之感。当我提到他时，许多人都会表示惊讶：怎么他也是在70年代出生的？《诗镜》第一辑刊出后，我与于贞志取得了联系。电话里我以一种面对“成名人物”的谦敬态度与他交谈，谁知一问年龄，他却比我小许多。他与我一样爱钻一些乱七八糟的故纸堆，也喜尚一些不知所云的神秘之学。我记得有一次电话中我们还具体讨论到佛教密宗修持中的咒音密语。孙磊在提到于贞志时曾调笑着说：“这家伙是个疯子。”而作为回报，于贞志也曾煞有介事地告诉友人：孙磊快疯了，真的！甚至在一篇文章中还把孙磊定位为一个“过于迷恋于词的魔术的可怕的人”。我所读到的于贞志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一些精粹的抒情短诗，非常工整，注重音韵，古典气息极浓。有一次我还真正读到了他的一本古体诗词集，诗风清丽雅致，格律工巧严谨，颇具真实功夫。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在《观念》诗刊中，他居然有兴致把西藏情僧六世达赖的六十余首情诗转译为七言绝句，几乎是给眼下无法无天的诗坛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与四川有缘，但我们却一直无缘见面。他几次到四川来都赶上我忙得不可开交。既然分身无术，就只好留待以后了。总之，在我长久的印像中，他是一个散漫得有点随心所欲的古人。他对写作并没有尽全力，而是像古代文人一样纵情天涯，自由出入于香草美人与禅林晚钟之间。 

    我要谈的最后一位是梦亦非。他的能量真令人生畏，以致我都不知道该怎样下手、从何谈起。前两天他在贵阳的一位朋友家里给我打来电话，说最近写了一批新作，宗教味很重，想让我读后写一篇文章谈谈（应一份民间刊物的要求），我几乎是在下意识的状态下就婉拒了。一则是我已经近两年没有写下任何与诗歌相关的文字了，怕一时找不到状态，耽误时间；二来面对这个近两、三年一下子拿出近万行的长诗、数十万字理论、评论，并以其洋洋洒洒的“九十年代中国诗歌梳理系列”把诗坛上许多牛逼人物搅得惶惶不安的家伙，我真的感到望而生畏。在我所了解的大多数人当中，普遍认为他的诗论强于作品，因此对他的理论和评论寄予厚望，甚至听到有“象征中国新一代诗歌评论的崛起”之一说。从已有的文本现状上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梦亦非在他的文论，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中国诗歌梳理系列”中，的确已表现得相当有气魄，视野开阔完整，思路清晰迅敏，虽然也有个别地方感情用事，言之过甚，但从整体构架和学理基础两方面看，都完全站得住脚，而且相当牢实。我至今未看到过任何大牌评论家对九十年代中国诗歌作出过象样的总结。由一个创造力极强的诗人来写理论、评论，乃至总结诗歌历史，这在中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无奈。但我真正期待的是他的诗歌。在已有的长诗中，他并不缺乏任何优秀诗人所必备的语言感觉、想像力秉赋、对事物的敏锐洞察、对形而上的不懈追索，恰恰相反，他比同代人，乃至上两代人所具备得更多、且更丰富。尤其可贵的是他身上具有那种宗教徒一般的“弃绝”的果敢！在人群中，只有那种注定将承担使命的人才会具备这种素质。凭此我断言，这将成全他的一切梦想！就我读到的作品而言，他欠缺的仅仅是经验和时间的打磨。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全面审视、对西方文化的大规模吸纳、对东方传统乃至宗教精神的自觉传承，再加上他自身那无法竭止的激情和巨大才华，我相信即使消化功能再强劲的胃，也只能慢慢整合，才能将这一切“强力营养素”转化成丰满的肌肉和鲜活的血液。诗性语言样态的成熟步伐相对于叙述语言而言要缓慢得多，也艰难得多。因此，一个好的诗人，如果他愿意，都能够写出很好的文章，而一个写文章的高手，则往往连诗歌的门坎都够不着。梦亦非是那种诗人群落中罕见的、能够承担起构建宏大诗歌使命的人。他已具备了一切素质，只是年纪尚轻，还正在时间中磨砺...... 

    以上是我对'70年代后诗人个体的基本了解，这源于记忆，源于我有限的交往范围（四川历来很封闭，就历史渊源而言，也只有走出盆地方能广交贤达，名扬天下）。除了上述诸位，我还知道胡续东、杜力、谢湘南、王艾、杨勇、安石榴、韩高琦、黄礼孩、廖伟棠、曹疏颖、人与、李兵等许多人，以及常常集结他们作品的刊物，如《偏移》、《外遇》、《东北亚诗刊》、《幸福剧团》、《诗文本》、《诗歌与人》、《原则》、《审视》、《零点》等。因为并无个别交往，所以也无从谈起，只是平时喜欢阅读、学习他们中的一些作品。'70年代后诗人给我的总体感觉是人数太多、阵容太庞大，至少比我所知道的五、六十年代出生诗人加起来的总数还多。他们都很有学养底蕴，也很有信心，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诗篇，表现出来的才华也是形形色色，令人目不瑕接。他们已经很优秀了。我相信他们将来会更优秀，最差也将远胜过那些大他们10岁、20岁的、至今还那么没出息地用口水开仗的诗哥、诗姐们。 

                                                 辛巳年二月十二日草就于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