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制造了自己的时代 

——诗歌运动在中国70年代人身上
　

安  琪
　

    相对于70年代小说群有众多官方媒体的造势运作，中国70年代出生诗人完全是靠着自己被抑制的灵魂之力强行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比小说群体几乎慢了整整十年，这是时代对诗人不公正待遇的指认。即使到今天，我感觉我生活的国度依然不以没有诗歌为耻。于是，安石榴、潘漠子们在《外遇》里说：他们不给我们位置，我们自己给自己位置。时在公元1998年6月。两年之后的元月，这一个新千年绝对是有预谋的，至少对广东青年诗人黄礼孩来说，他精心策划的这场疾风暴雨终于掀起了诗坛的另一个崭新革命——《诗歌与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这本收录了55位70年代出生诗人的厚达144页的民间诗刊的出现，标志着中国70年代出生诗人的真正崛起。2000年4月，当我在广州见到黄礼孩时，他憨厚纯朴的样子让人惊讶于他在组织和行动上的大气和果敢。也许正是因了这种不事声张的性格，黄礼孩才团结了这样一群东西南北70年代人。 
    就我并不广博的与70年代人接触的印象，这一代人似乎是在一夕之间约好以各种行动方式出场的。这行动包括编刊、举办各种类型的诗歌活动，甚至包括气势汹汹的不妥协的与传统和权威的决裂。作为一个关注这一群体的诗歌中人，我愿将自己对这一代人的感受梳理如下。 
    在我居住的福建，2000年元月16日，就有一场由居住在省会福州的70年代人徐南鹏、李师江、俞昌雄、侯荣、黄建东等策划组织的“向新世纪致敬”福建省首届青年诗人作品朗诵会，其规模与产生的影响是令人振奋的。我曾在之后的一篇文章中（见民刊《丑石》总第十四期：《我们还缺少什么？》）写道：我本人更愿意把它当成是福建70年代人的部分实力体现，不管是从诗歌上还是从组织能力上。十位被朗诵的福建诗人中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各占一半，一种新老交替的迹象在悄悄的喜悦的氛围中不为人知地完成。这次活动使我较为全面地认识一批福建70年代人。不久，广东诗人黄礼孩恰好约我为他主编的《诗歌与人》组福建稿，我于是把他们“推销”出去。2000年10月号的《诗选刊》杂志，一下子从《诗歌与人》福建专辑的五位诗人中选用了三位诗人的诗作（康城、徐南鹏、俞昌雄），不能不使我感到兴奋而自豪。康城是近两年崛起于漳州的70年代人，虽然起步慢却因起点高而尽得风流。漳州是福建先锋诗的前沿阵地，这里汇聚着道辉、安琪、林茶居等诗坛“前辈”，讲究的是语言的“剥离、逃逸、粉碎、重组”（陈仲义语），使得康城的诗一出手即有此类“症侯”。 2000年3月，康城决定编选一本《漳州7人诗选》，按他后记所写是“安琪的一句话对我的感触和……直接促成诗集的诞生。”我却以为，康城身上那种对万物的执迷和笨拙似的热爱也是成就此本诗选的因素。这虽只是一部漳州选本，但其新锐、极端的诗写内容和装潢设计不啻是诗坛的一枚重磅炸弹，康城也以自己的行动汇入新世纪滚滚不息的70年代诗歌大潮。 
    2000年4月，我因参加《诗刊》社第十六届“青春诗会”得以到广东肇庆，并于此认识一大批广东诗人，这其中就有相当部分是70年代人。如前所述，黄礼孩给我的记忆是憨厚纯朴的，那时他刚刚掉了一颗门牙，于是他一讲话一笑就用手捂住嘴巴，很难为情的样子。黄礼孩特别忙碌，除了上班，他似乎还经营了一份文化产业。然后便是成天有人上门商谈书籍出版事宜。我一直担心他要用什么时间写作。符马活浓眉大眼特别精神，因为时间紧，我没来得及与他细谈，只知道他编过《诗文本》，还会诗配画。真正对他的了解反而是回来后一本一本地收到他精美前卫的第二、第三期《诗文本》后，那是目前我所读到的版式最漂亮的民间诗刊了。两期《诗文本》高举70年代的“伟大旗帜”，为奠定70年代诗群不遗余力的思想意识让人惊叹于70年代人的爆发力和行动力。安石榴年纪轻轻却前额尽秃，只留一披肩后发和一嘴胡须。安石榴绝对是那种让人过目不忘的人。他个矮、声高，个性十足。这从他编过的《外遇》诗报即可视为一例。为《外遇》诗报，安石榴丢了工作四处奔波，但他依然持永远的不妥协态度，也许还有志于另干一番事业？ 
    北京的沈浩波们也是一拨特别能闹事的人。先是一本一本的《朋友们》，纯粹的同仁刊物，作者群固定，写法类似。然后又索性来个更彻底的赤裸裸精神，提倡“下半身”写作并甩出一本同名刊物。这一帮由“沈浩波、朵渔、巫昂、尹丽川、南人、马非、李红旗、盛兴”等组成的下半身们让人不可小瞧之处在于他们的学历之高、冲劲之猛、介入诗坛之迅速、操作各种文体能力之全面。我感觉他们更像是一群不要命的“江湖泼皮”，以慷慨激昂甚至是揭竿而起的方式抢占诗歌“梁山”，自立为王并且强行进入历史。这一帮人擅长反创意思维，对外频频发出怪招，对内又团结一致，极力维护团体形象。他们在网上给自己设置的阵营恰好就叫“诗江湖”。 
    在70年代诗人中我一直看重蒋浩的诗歌写作，蒋浩似乎是一个安静的人。我知道他参与编辑了几个70年代选本，也经常担任北京70年代组稿人。与蒋浩未见面但通过几次电话，是那种和缓的声音，很沉稳的样子。从《陷落》、《小悲哀》，到后来的《说吧，成都》，蒋浩一次次地使我震惊于他的冥思状态和纯熟的语言技巧。从纯粹的诗写角度，我对蒋浩寄予厚望。蒋浩说，他不喜欢上网，闹轰轰的，没什么内容。 
    而我却在网上见识了一群70年代人的天下。除了重庆李元胜的《界限》诗刊、河南森子的《阵地》、广东凡斯的《原创性写作》和江苏祁国庆的《万象》诗刊是由60年代人创办之外，现今“闹轰轰”的网上诗歌论坛几乎都由70年代人包办。就我有限的视域大略有：广东的《诗生活》、北京灵石的《灵石岛》、沈浩波们的《诗江湖》，福建康城的《甜卡车》，广西刘春的《扬子鳄》、四川绵阳范倍的《终点》、德阳刘泽球的《存在》、湖南吕叶的《锋刃》、河南简单的《外省》等，这些网上诗歌论坛在沟通信息、传递动态、发表诗歌等方面也有其积极的不容忽视的作用。尤以《诗生活》提供的强信息量和大量理论篇什，已构成网上诗坛的一支生力军。 
    相对于民刊越办越精致的大气象，贵州的梦亦非却是粗糙地一本一本甩出他的《零点》。《零点》外形虽粗，却也是梦亦非的心血集成。它提供给我们在中国西部贵州省还存在着一群诗歌生活者，他们在偏远地挖掘自己，犹如他们足下这片粗旷的土地。梦亦非写诗也写理论，诚如他的好朋友（或许也是他的知己）60年代人发星所给他定位的，梦亦非象征了“中国新一代诗歌评论的崛起”。我个人特别看重他的理论，和余丛一样，我也觉得他的理论比他的诗歌强（见《诗文本》2000年第三期109页）。梦亦非是一个有雄心和理论储备的人，1975年12月出生的他已创作完成“口语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女性写作”、“神性写作”等相关理论，并将继续完成“幻象写作”、“边缘写作”等一系列理论体系。为了诗歌，梦亦非辞掉了邮政局良好的工作岗位，回到他的独山县翁合乡甲乙村（一个村名就偏得不能再偏的地方），我不知道他要如何一日三餐地生存下去。从相片看，梦亦非纤瘦、文静，可是他的理论却是“一个都不放过”地采取批判态度。他的批评是有理论根基为背景的，而非时下流行的“酷评、谩骂”。无论如何我祝福梦亦非，并相信这位70年代人终将成为发星所预言的“中国新一代诗歌评论家”。在与梦亦非的几次通话中，我也表达了希望他潜心诗歌理论的愿望。中国缺的不是好诗人而是好理论家。 
    和以上诸位70年代人遥相呼应，湖南的远人凭借《科学诗刊》不张扬地推出一辑一辑“七十年代人”。远人身上天生的温存性格使他极易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但也恰是这种静默的力量使他在长沙这一人文荟萃的诗歌环境中葆有凝聚的力量。他的居室几乎成为南来北往过往诗人的集中地、交流场。余怒、马永波、王明韵等60年代人都曾在他的窝中煮酒论诗，湖南的诗人们更是以他的家为家，自由自在地对话、编书。2000年8月，在余怒的倡导下，远人策划编辑了一期《科学诗刊》“春夏季号”：中国先锋诗歌二十年专号。内分“先行者”和“后来者”两卷，为70年代之前的诗人们做了一个历史的总结。这期《科学诗刊》和几乎同时出版的《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聂作平、龚静染主编，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一起，对确立中国第四代诗人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湖南吕叶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以民刊《锋刃》的气势大容量地推出诗人专辑而享誉诗坛。吕叶在70年代人中可谓是编刊搞活动的“鼻祖”了。2000年8月，由他策划召集的“南岳九十年代汉语诗研究论坛”成为诗坛新千年的又一焦点。前卫刊物《山花》还特发诗会诗人专辑予以关注。吕叶的活动能力和影响力可见一斑。回想1994年（？）我见到的吕叶瘦瘦高高白白净净的形象仿佛已是上个世纪的事了，事实也真是上个世纪。我几乎把吕叶当成一个老古董，至少和我一样也是60年代人，谁知他居然也是70年代。 
    70年代人在黑龙江则有杨勇和他的《东北亚诗刊》，在四川则有范倍的《终点》诗刊，在江西则有牧斯的《现代诗文本》（可惜只见一期），在西安有黄海、王琪的《七十年代》。他们的共同点是把视野放得更宽，不域于年代、民族界限，既有70年代，也有60甚至50年代，既有汉语诗歌，也有翻译诗歌。据我所知，《东北亚诗刊》和《终点》都在继续的编辑之中。他们和上文所述的诸位70年代人一起，共同构筑属于自己的70年代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