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策
　

    黄海说，为《唐》写一篇东西吧。我因为对民刊不熟悉，没法有一个对比、参照，只能就《唐》刊上的诗歌本身，说出我的感受——而对这些诗歌本身的阅读，也不妨理解成是我对伊沙和黄海编选眼光的信任，怎么样？“从作品到作品——十年后你会发现这里是名篇荟萃佳作纷呈”，既然伊沙已在此开宗明义。
    正如“橡皮”，标榜的是“橡皮文学网，最牛X 的先锋文学网站”，唐刊唐网标榜的是：从2000年开始，中国诗歌的原声记录反向与唐相遇。气魄大了去。
    唐曾是传说中的朝代名，为一代明君尧所建。唐更是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创建的强盛世代。但长安伊沙（《唐》的策划者）说，《唐》刊与此并无隐喻性关联。“唐”的确动听，单音节，音韵响亮。曾有两个美女作家，小说写得不怎么样，倒是挽救了两个习见词语“宝贝”和“糖”，《唐》刊则企图复活90年代被知识、学问窒息的中国诗歌，全面对接80年代的先锋路径。因此，伊沙没把《唐》办成西安诗人的“包间”，也幸亏没办成“铁狮子坟镖局”的“党刊”。“反向”是伊沙作为诗人价值的全部所在。具体到“反向与唐相遇”，我理解为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断裂一度掌管权力话语的知识写作的经验整合，在个人立场上坚持事实呈现。进一步理解：整合性写作与呈现性写作，也是学院与民间的分野，也是“盘峰论剑”中两只相互击打的拳头。较量依然是现在进行时。
    《唐》刊，一册呈现语言和生命原生事实真相的诗歌之书——这就是我“唐诗”寓目后的一个基本印象。
    现在，我再一次逐页翻阅，将记录在书本空白处的点滴感受整理如下，算是一篇乱弹，并无忌惮于言词枝蔓，不得要领——
    1、朱剑：小李飞刀，力（例）不虚发？
    这个人的诗歌透露出的挖苦、讽刺不是刻薄，而是恶毒、仇恨，恨入骨髓的那种。朱剑尖刀手刃，与语言短兵相接。语感、语义的修辞是他的枷锁，而枷锁一旦拆除，诗意就显得苍茫而老迈。剑走偏锋，诗行邪恶，朱剑是70年代诗人中理所当然的“西毒”，甚至比伊沙更邪毒。
    2、轩辕轼轲：悖论主义？
    这个人的亮相，很是精彩，又是伊沙“第一现场”的发现吧。他的全部执着，似乎都在于对某种悖论的挖掘。艺术中的悖论，属于由怀疑精神主导的现代认知方式，源于对二元论的不信任。语言并不等同于实在。《礼记·大学》上说，“贷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指的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财物，也会被别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拿走，胡乱弄来的钱又胡乱地花掉。不能说轩辕轼轲，没有借助诗歌表达哲思。他长于超现实的抽象概括，对“诗歌是哲学的近邻”做了另一种解释。
    3、唐欣，则长于罗列，长于把不相干的事物捏合于一处，并赋予其恰当的秩序。诗中处处可见其对“知识”的“反向”处理。
    4、严力，内心深处的世界主义情结，因其客居大洋彼岸的身份而显得异常特出。这个人是一位汉语的斗士，喜欢使用老套的激越抒情句式，近距离搬弄陌生词汇，表达对现代文明的控诉。
    5、杨黎：新权力话语
    这个人的短诗，非常符合他最近的“废话”诗说。“我认为，废话首先应该具备以下三个条件：A、老老实实，准确、具体、简单。B、能够准确写出的可以写，能够具体写出的可以写，能够简单写出的也可以写；相反，不准确，不具体，不简单的，我们必须遵守写作的原则，就是放弃。C、它的事件可以被替换，但它的结果不能被替换；它的对象可以被替换，但它的目的却不能被替换；它的行为可以被替换，但它的方式却不能被替换。”第三条就像“废话”诗的工业模具，留下了大批量倒模的余地，在此，并无必要展开叙述。最近涌现的竖、肉、离、乌青、精精白骨精等聚合在橡皮网周围的新诗人，都让人怀疑为废话复制的高手。杨黎的权力，体现在杨黎、何小竹、韩东等编选的中国诗年选和他们的橡皮文学网站的强势运作。杨黎在《2000中国诗年选》序《打开天窗说亮话》中，确立了年选的诗歌标准：“在整本‘年选’里，等写最好的、写得最多的、乃至基本上写的，都是废话。废话是‘年选’的标准，也是诗歌的标准。”该诗选“代表的是诗，还是诗，永远是诗。它反对的不是诗，还是不是诗，永远不是诗。”（这颇有点废话的味道。）“在诗学上，我从来就是一个绝对主义者，我认为我喜欢的诗，就是诗；我不喜欢的诗，就不是诗。”杨黎说出了他的武断和绝对。“年选”与广州杨克等的“年鉴”、北京臧棣等的《中国诗歌评论》，俨然构成当下中国诗歌的三极权力体系。“盘峰”之后，中国非官方诗坛的多边格局，三足鼎立之势至此已十分明显。在杨黎的短诗中，细节的鲜活，保证了生活场景的原声效果：恰巧一个熟人进来/我说：你坐下/又大声喊：小姐/拿杯子来（《“晚上我在……”》）——这样的诗句就像是高数码录音，高保真放送，语言等同于实在，真是“准确、具体、简单”。但读他的《将爱情进行到底》，却又明显偏离“废话”，抒情性极强，简直是杨黎的异品。杨黎能反对语感么？既然诗歌终究是由语言生成的，就必然会有它的语感。诗人能反对的，只能是那种带有欺骗性的激情语感。“语感的结束，意味着一个写作时代的结束”，这几乎成了杨黎自欺欺人的虚妄之说。语感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废话诗歌时代的开始。当然，语言这个东西有它自身的妖魔化，实在难以道说清白。
    6、贾薇，新民谣，短句式。诗歌作为一种跃进式的分行文体，短句语言的运用，其实很容易给诗歌带来误伤。
    7、阿坚的诗，向来新奇有趣。这个人善发现，是生活的捕手，像蝴蝶，是花粉的捕手。他的诗中涌动着一种开涮式的抒情，能铺排，能瞎白（加刂）划，油滑畅达，翩翩（篇篇）似赋，潇洒浪漫。《奋战在杀敌第一线的女郎们》，《谢了黄儿的蛋》，《喝啤酒的大树》，《我的身体被电波打乱》，《我为妇女去打针》，听听这些题目，都能觉得爽，他属于特能煽的那种诗人。他有一种强制性地攫取生活经验的能力，并将经验翻新为花样，语言枝繁叶茂。他是刁钻的，却让我们很痛快地接受了这种刁钻。
    8、王敏，也是非非诗人吧？他的零度叙事处理得极好。你躺在床上/穿着笔挺的西装/没有坐起来（《朋友死了》）。今天我坐在家里听/那些熟悉的脚步声/等她回家/轻轻开门/一张整洁的床/和一个小小的卫生间（《一个上楼的女孩》），这是零度意淫。你为什么躺在床上/不坐起来；我天天在家/等外婆去世的消息/又一个多月了/外婆还没有断气（《外婆要死了》），这不是零度叙事是什么？
    9、侯马，《拔萝卜》，《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体现了他选取生活素材的充分自觉能力，没有他所喜好的刻意的悲悯气质。
    10、盛兴，本色诗人。一个高考落榜生，深居简出于山东小城，其成长对学院派写作颇富启示。我曾经在诗江湖网站捍卫过他的《春天的风》，那种脱口而出的自然妙趣，令人击节。“古有春风又绿江南岸，今有盛兴春天的风”——我这句话的意思是，《春天的风》可以看作是对“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有趣的戏仿。
    11、何小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他与杨黎是一对始终秉承民间书写立场的亲兄弟，非非香火坚持者。原初呈现语言事实，是非非诗人的看家本领，这两兄弟正是非非标兵。何诗也非常符合杨的“废话”说，但有时候比杨诗更为曲折漫漶，虽然也是线性叙事。他的《这是谁家的牛》，《不是一头牛，而是很多牛》，《背后站了一匹马》，《桃花在城外开放》，的确很有意思，提示了诗歌写作的无限可能。但结合杨黎关于废话的第三条，将诗中的“事件”、“对象”、“行为”替换一下，就能写出诸如谁家的马、很多狗、一匹羊以及梨花在城外开放等很多诗歌，我也武断地认为，这就是杨黎过度强调“废话”可能导致的诗歌无性繁殖的隐患所在。其实，相对于“知识分子”所谓的“创造”，杨黎何小竹的诗是真正的发现之诗，他们“发现”了遮蔽在我们观念暗处的“非诗”部分，首肯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和活色生香的生活自然流程。何小竹在《橡皮网刊》发刊词《佛门易进，魔道难入》中说，“文学永远是有其绝对的标准和评判尺度的”，什么是小说？什么是诗？“今天，《橡皮》要做的工作就是，告诉读者，这就是小说，这就是诗。你可以反对，你可以说，这不是小说，这不是诗。那么我要说，你反对得好。你的反对，正是我的肯定。”他借一休和尚“佛门易进，魔道难入”之口，表达了《橡皮》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文学标准。佛家深谙，修行到一定阶段，就会有魔障干扰破坏而可能前功尽弃，《橡皮》在此告诫文学，要警惕诱惑，要六根清净皈依先锋。橡皮就是最牛X的先锋。有鉴于何、杨与韩东的江湖地位，橡皮的权力当量十分了得。
    12、朵渔的《问题还是出在了上半身》，是一首“下半身”准“政治抒情诗”。朵渔的下半身（比如这首诗中说的肾）若真的出了问题，对该团体是个不小的损失。现在他上半身的问题（比如肝），已经导致“下半身”年景欠收吧？这一组病之歌很好，祝朵渔早日康复。
    13、黄海是《唐》的主编，16岁出诗集，少年才情，名动江湖。他的问题是，散文比诗歌好，但他肯定更在乎诗名吧。再设想一下，写散文诗怎么样？中国文人向来不拿正眼瞧散文诗，但世界上愣是造就了散文诗大家，比如波德莱尔，比如洛特雷阿蒙，纪德，泰戈尔等。在我国，郭枫，耿林莽，李耕的东西没人读，一类文体的空档就算留下了。黄海的诗《在小镇上》，体现了叙事的利落。
    14、马非，也是属于一种异质性诗歌。与朱剑套路类似，但不及朱剑决绝、心藏大恶。
    15、宋晓贤的诗，在力求“说出”，看似不动声色，却急于表达。宋晓贤，从容，从容得还不够，有目标预设之嫌，在最后（诗歌结尾）的“消解”上，欠缺火候。
    16、小安，小国寡民，小富即安，很艺术，无为而治。但也不是说，他诗中有什么道家思想。
    17、欧阳昱：百无禁忌后现代
    当下诗坛，已不再是实验时代。但欧阳昱却沉缅于实验作品的写作，刻意后现代，肆意拆解语意秩序，显得倨傲不驯，百无禁忌。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定型词组或短句，我们称之为成语。这个人的《成的语》却是对成语、语典或有出处的知识语言的彻底间离，用他的话说，就是“我骑着一匹黔驴，寻找后现代的唱本”。而《翻过去》一诗，副标题叫“趁夜拉屎，读《1998中国最佳诗歌》”，是一首典型的骂娘诗，流氓诗。真是“愤怒出诗人”，此话一点不假。但他为什么愤怒呢？据说，此君已移居澳洲，让人怀疑是不是吃坏了洋食，所以拉屎不出怨茅坑。不幸的是，中国最佳诗歌成了他的茅坑。因为，最佳诗歌居然没选他的作品。他一边拉屎，一边随意翻阅，逮谁骂谁。我不妨跟着无聊一番，看看他到底是怎样骂人的：“我他妈还没见过”，“又是他娘的什么鸡巴透明”，“我操你妈的狗逼”，“去他妈的”，“还是没有老子的东西”，“去你妈的鸟逑”，“怎么还没收老子的东西”，“个把妈日的（武汉话：懂吗？）”，“屎还是拉不出”，“玩什么浅的深沉，个婊子养的（还是武汉话，懂吗？）”，“日你老娘的臭B”，“鸡巴捣的，不收老子的东西，你个狗日的！”“写不出还写他妈个什么鸟B”，“操你妈的祖宗八百代，狗日的中国最佳诗歌！看得老子拉不出屎”。碰巧我有此书，经对照，碰巧被他翻到而挨骂的诗人，依次为：代薇、丁丽英、阿坚、道辉、多多、韩东、金海曙、黄灿然、鲁西西、牛汉、马永波、欧阳江河、曲有源、邵燕祥等。好在他终究拉不出屎来，也没太勉强自己，否则赖着茅坑不起来，不知还有多少诗人要挨他骂。该书的选编者是臧棣，我不知道欧阳昱跟臧棣到底有何恩怨拧不清。臧棣的诗，或许有人不太喜欢，但他作为选家的眼光是值得信赖的，读一读选编序《筛子到底有多大》，就可以看出他对年度诗歌的整体把握与包容力。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拉不出洋屎，居然就借诗歌和国语放洋屁，真是奇诗怪才。我不愤怒，我只是摇头哂笑而已。这样的后现代，让我们早点翻过去翻过去。
    18、杨克，是不是作为中国新诗年鉴的主编的名声，稍大于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大量使用传统比兴手法，大面积介入当下城市生活现场。
    19、石光华，诗风一变。老诗人复出，求新求变，似乎成了时代风尚。风格不是什么好东西，日日新才最重要，至少可以避免自我模仿。
    20、沈浩波，等于后口语加后生活。2000年，我第一次接触《诗文本》（第三期），最初一翻，翻到第35页，心想“伊沙来了”，再一查作者，原来是沈浩波。后来，又读到他寄来的2000年自编诗集《一把好乳》，很快就翻完了。消费性写作，印象深入，但过眼即忘，像快餐食物，过胃即化。
    21、韩彬的《诗篇》，四首，语感拗口，意象驳杂，很像四十年代国统区辛笛等九叶诗人的写作。
    22、徐江，在尝试一种新的文体意义上的书写范式，但我们又不能拙劣地把他的《我的卡通年代》目为散文诗。片断式的长句，铺排，有一点寓言的味道，但似乎是反向的假托。《飞》中的意象陈列，是那种由一点走向世界的写作手法。
    23、张志的诗，像快板，懒得去说。
    24、崔恕，《法庭上》让我忍俊不禁，因为他先让法官在庄严的地方搞笑：法官大人终于忍耐不住了/他说你们他妈的都有道理/错的是我/行了吧。这样的诗记得住。很多歇后语、格言、俚语我们也记得住。与朱剑、马非一样，崔恕也是中了伊沙的招，着了他的道儿。
    25、中岛，《这样的心情》，是的，就是这样的心情，无所谓，很难说，模糊，漫漶，反正就是这样的心情。
    26、秦巴子，在“侨居陕西的中国诗人”中，他无需受伊沙的影响。他的诗有独立品格，意象具有他个人的确切性，跳跃，新奇，但这也只是来自以前的阅读印象。《唐》刊的《书籍的状态》和《跳蚤之歌》，没读下去。
    27、岩鹰的诗，有一种回环之美，语意链条相互绵软，缠绕，但不相互消解，不让人觉得烦。这是他的手艺。像他的名字：鹰在空中盘旋，然后落在岩石上；或鹰从一块岩石上起飞，然后在空中长久地盘旋。
    28、余怒：深度意象主义
    这个人是绝对的特立独行的诗人。超现实，不及物。想象极端，意象繁复，一步一景，令人如在山阴道上行，应接不暇。余怒独辟一条才华蹊径，但有一点点类似柏桦？一种尖锐对立的语意冲突，支持着他挖掘着诗意，属于挖地三尺的那种。可以说，余怒贡献了一种汉语言的增殖、互诘、再生能力，比美国的罗伯特·勃莱的深度意象好。余怒之于中国诗歌现代进行时中的写作意义，在于封杀了诗歌自我复制和相互复制的出口，提高了伪诗人混迹诗人队伍的门槛，从而坚固了进入诗歌书写的行业性壁垒。毕竟诗歌写作是一种特殊行业，需要某种垄断性、排它性，诗歌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是WTO，壁垒不能拆除，难度也不能一味地降解。
    29、李红旗，致力于小说可能甚于诗歌。诗虽好，但也看不出自己的东西，口语的突围是艰难的。
    30、李师江，情况跟李红旗差不多。据说，新近入伙“下半身”，但价值取向（身体上的）似乎与这个团体并不一致。
    31、王琪，也是意象驳杂，缺乏必要的清晰度。
    32、南人，又一极尽讽刺与幽默之能事的主儿，什么都敢写，能写。但也独立性不够。
    33、于坚，文本主义者。正像很多人指出的那样，他的事件系列，自我克隆太甚。但他坚持的是一种反向命名的命名方式。最近的《诗歌·短篇》、《诗歌·便条集》，成了诗之余，小灵感小意念，随时记录，一个都不放过。像是“大师”的游戏，自言自语。
    34、伊沙：一局漫长的诗歌博彩
    这个人十几年如一日，热衷于价值变乱。上帝变乱了巴别城居民的语言，使人类巴别塔的通天之梦化为乌有。伊沙的变乱，还在检验和被检验的中途，但部分能量已有效释放。对伊沙的评判，在诗歌内部走向了两极。好之者认为，他是90年代中国诗坛最重要的收获，据说，《诗参考》就把十年大奖授予了伊沙。恶之者则认为，他的诗根本就不叫诗，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摇滚诗。但摇滚大师崔健，甚至对摇滚诗这一点都不认可。伊沙基本上是一个干仗的诗人，“政治”诗人，诗歌成了他的武器，包括他诸多谩骂的随笔。他标榜“后口语”，却流溢口水。早年得严力赏识，亦受严力影响，但比严力直接干脆，没有严力的抒情、充盈，并且自我复制、自我粘贴、自我拷贝技术极高。大概是1995年，我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购得他的《饿死诗人》，很是新鲜，但三翻两翻就读完了，具准消费性阅读品质。伊沙的意义只能在反叛的行为本身，他是典型的行动主义诗人，这一点倒是不容置疑。就诗歌本身而言，他令人想起十七年文学中的主题先行、政治图解，一种迫切，一种急不可奈的想要颠覆既有文化秩序的冲动，跃然纸上。是他一手缔造了中国诗歌的反叛集团（根本用不着举例），读他的滚烫的诗歌，人人都惟恐伤了自己。他在《母亲的临终遗言》一诗中，借母亲之口说出“你的思想不合时宜”，因为他戳到了汉语的痛处。他的意义或许还未完全显露出来。“我没有看到更新，更久远的诗神/能微笑着超过你”，这是徐江《朔拿大》（给伊沙）中的诗句，但显然只是一种预言，还需要时间证明。知识书写者，因过于强调诗歌难度，有故弄玄虚、炫耀技术指数之嫌，而伊沙又过度垂落了诗歌难度，使操作层面的消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关闭了他诗学观念的开放性。诸多的筹码已经祭出，这一场诗歌的赌博，依然运转在它的轮盘上。伊沙的赢面到底有多大，多年以后会见分晓。

    上文就是我“唐诗”过眼的感受。显然，我对部分诗人诗歌作了一些敷衍、演绎，我已经有些絮絮叨叨。《唐》刊上的作品，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异质性。因为中国诗歌阅读机制的失灵，和有效批评阐释的空位、隐缺，加之诗歌观念的裂变，江湖上血雨腥风——我知道，我一己的感受更是无关痛痒的。这里是不是“名篇荟萃佳作纷呈”——我同意十年（或者稍为缩短一点）后再见。
                                                  2001.3.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