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  之

一

    自从《今天》开辟“今天旧话”栏目，已见过很多回忆文章了。我自己也早想写点甚么，然而，出于种种原因，一直拖着没动笔。最近读到国内亲友给我寄来的《沉沦的圣殿》，厚厚一本，记载了很多《今天》往事，资料也很丰富，居然还影印有我 的照片和信件。读着这些文字，人不仅有了一种历史感，一种“怀旧”的情绪也越来越浓地弥漫开来，把我推向过去，推向《今天》的昨天，让我在回忆中追逐已经模糊不清的旧日幻影。我也终于坐下来，要写些文字了结这笔“历史旧账”了。
    正如有些朋友在回忆文章中写到的，早先在国内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张贴出来的老《今天》和现在在海外出版的新《今天》是很不一样的。虽然还是同一个名字，还一起算总期号，还是同一个主编，我也同样参与其中，然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时过 境迁，这份刊物已经有了老新之分，过去和现在之分，海内海外之分，似乎成了两本完全不同的杂志。我个人无意褒彼贬此褒老贬新，但我必须承认，新《今天》虽然外观漂亮装祯印制得远为讲究，却没有了蜡纸打字手工印刷装订的老《今天》的魅力，没有了当年读者来信所说的那种令人激动的“油墨香”。老《今天》当年让人觉得新鲜活泼，新《今天》现在让人觉得老气横秋。老《今天》在当年荒芜的中国文学废墟上可以算是一枝独秀，占尽风光，每印一期都一售而空，而新《今天》在如今 令人目不暇给的网络时代早被各种出版物色彩纷呈的泡沫吞没，摆在国外的书店里即使削价处理也无人问津。
    我想，大概是因为新《今天》的尴尬和凄凉，因为我们日渐衰老虚弱颓丧，也因为今天的中国文坛越发俗不可耐，不由得更让人怀念老《今天》曾经有过的兴旺和辉煌，于是才有了“怀旧”，才有了《今天旧话》，才有了《沉沦的圣殿》，于是历史 又浮现出地表。那些“被埋葬的”，要作为文物重新发掘出来；那些“沉沦的”，要当作遗产重新打捞起来；那已经被“珍藏的”照片、信件和纪念品，要拿出来重新珍藏。不过，就我个人来说，我并无甚么“辉煌”可以回忆，也从来不觉得自己进入过甚么“圣殿”，因而谈不上“沉沦”，那样的“怀旧”不会给自己带来甚么安慰。我的“怀旧”是因为我身在异乡为异客，不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我都是无家可归或是有家不可归。在西语中，“怀旧”一词的希腊语词根就有“思念家乡”的意思。我想在“怀旧”中重新寻找和回归我的精神家园。
    我的“怀旧”更是为了给后来的文学史研究者多补充一些史料。在我看来，回忆就象是考古挖掘，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都只不过是挖出一些碎片，没有一个人的记忆碎片能完整地再现一件历史文物的原貌，只有把大家的记忆碎片都收集拼接起来，这件 历史文物的原貌才能恢复得比较清晰和真实。我的回忆，就是为这种拼接增加一两块碎片而已。可惜的是，随着一些人的故去，有些碎片将永远消失，完全恢复历史原貌已经没有可能了。而且，每个人的回忆都是个人自己的回忆，不免受到自己的心理和情感的影响，这会使我们的回忆发生误差，在自己挖出的这些历史碎片上涂抹上一些本来没有的颜色，历史就不免变得虚伪起来。我希望我的回忆能纠正一些回忆文章的错误，我也不能排除我的回忆会有种种错误，只希望知情的朋友们将来给以指正。

    我参与老《今天》是在一九七九年初，当时北岛和芒克等人已经出版了《今天》 创刊号，所以我不是有人所说的《今天》的创办者，只是较早参与的人之一。不过， 我和老《今天》接上关系也并非另一些人所说的，是象周郿英鄂复明等人那样在西单民主墙张贴的创刊号上留下姓名地址，然后在《今天》编辑部出现第一次分裂之后被北岛和芒克他们找去的，而是另有一段故事。
    当时我是从内蒙古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现改名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七七级大学生。中文系有写作课，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等各种体裁都要练一练。文革虽已成为过去，但老师们还心有余悸，上课战战兢兢，讲的写作理论还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那一套。我的一篇小说习作被写作老师当作艺术性可取但有思想性问题的典范在课上讲评批判，还按当时“优良中差”四级评分制给了我一个“中”， 也就是说，写小说这门手艺我差点就不及格了。不过，就如今天当局禁一本书反而会使这本书更走红一样，老师对我小说的批评反而引起同学们的注意，他们自然也另有不同的评价，这篇小说就在中文系同学中流传起来。有一个季姓女同学是和北岛住一个大院的邻居，一定是她向北岛提到了我这篇小说，而《今天》诗歌阵容强大，缺的是小说，北岛就托这个女同学把我这篇小说要去看了，然后带了口信给我，希望见一面。一天下课之后，我就跟着这位女同学到北岛家去了，当时我并不知深浅，作为一个外省考到北京的大学生，对北京的地下文学圈子一无所知，只当是去以文会友，所以没有太多的想法，况且北岛那时还没有那么大的名声，我去时自然也没有甚么崇敬之情和会见名流的激动，更不会预想到我从此要和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份重要刊物有了不解之缘，甚至会影响到我的一生，用句北岛后来开玩笑的话说，“从此是上了贼船了”。
    后来我才知道北岛在朋友圈子里有个绰号叫“老木头”，因为他给人的印象比较严肃，老成持重，甚至有些木讷。我现在还能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时北岛那副严肃的样子，给我感觉是这次见面有点象“领导找你谈话”。他家不大，进门后先是一间会客吃饭兼用的房间，但北岛没让我坐这间“客厅”，而是把我直接让到一间里屋，看上去是他父母的卧室，他把父母“请”到“客厅”里，然后关上门和我“密谈”。他问了我的经历，又对我那篇小说做了中肯的评价，然后告诉我他和几个朋友创办了一份文学刊物《今天》，当场还送了我一本。他问我愿不愿意把我的小说也交给他们发表，还希望我参加《今天》做一些编辑工作。他的语气严肃，目光凝重，显然是在告诉我这件事的政治风险。我倒没有犹豫，欣然同意了。这篇小说就是后来发表在《今天》第二期上的“瓷像”，也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文学作品。我答应得那么痛快，并不说明我是一个勇敢的人，有大无畏的气概，而是因为当时我并不觉得有甚么太大危险。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类似文革初期，西单墙那边大字报小字报无头状子油印刊物已经贴了一大片。在大学里，学生们也都跃跃欲试，中文系的学生更是自办诗社和油印诗集等忙得不亦乐乎。在这种大气候中人是不会觉得有甚么特别大风险的。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些参加过一两次大规模运动，比如七六年或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然后就自以为是英雄的人，就觉得自己很“辉煌”的人，往往是让人可笑的。参加大规模群众运动其实是无需多少勇气的，只有那些在大众普遍沉默时敢起来孤军奋斗的人，才是真正让人钦佩的勇士。
    过了几天，北岛就带我去参加了一次《今天》编辑部的会议。我先到他家，然后两人骑着自行车一起去。那时我对北京还不熟悉，只记得北岛带着我在北京的那种小胡同里七拐八拐，转了很久，那感觉就好象是他还不信任我，怕我记住地址，直到把我都转晕了，不知自己到了甚么地方，他才带我进了一个象贫民窟一样的大杂院，进了杂院深处一个昏暗的房间。房间里已经有了六七个人，都是男的，没有一个胖子， 一个个都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样子。北岛把我介绍给大家，大家都用审慎的目光看着我这个陌生人。我记得那时《今天》编辑部还没有发生第一次分裂，分裂应该是这次会议以后的事情，因为在座的人除了我后来再也忘不了的芒克和黄锐，还有一个叫张鹏志的。我对这个名字有特别印象是因为后来我总以为那个名噪一时的作家张承志就是从《今天》分裂出去的张鹏志，直到后来见到张承志本人我才知道这是个误会。 这次编辑部会议谈了些甚么我记不清了，好象是谈了第二期稿件的事情。我还记得在 座的人除了北岛、芒克和黄锐，其它几个人也都在上大学。后来分裂出去的人就是那些上大学的人。因此，他们的那种不同立场看来也不是偶然的。他们愿意保持更纯粹的作家和学者的身份，反对《今天》和西单民主墙的其它政治性民运刊物联合行动， 因此宣布退出了。后来我也知道，其实这几个人自己并不搞文学创作，主要从事学术研究，有一个人后来还在美国拿了博士，在波士顿工作。一九九二年我和北岛到纽约开会，一批参加过西单民主墙活动的老朋友如刘青胡平等人搞了个聚会，这位前《今天》元老也从波士顿赶到纽约来参加了。

     参加那次编辑部会议之后，我算是比较正式地进入了《今天》的圈子，并且也正好填补了由于那几位前人的退出而留下的空白。我的那位季姓同学是那种七七级扩招的走读生，不住校，每天回家，正好成了我和北岛之间保持联系的联络员，有甚么事情北岛就托她通知我。不过，照顾到我还在上大学读书，编辑部的杂务，诸如油印装订以及到外面去叫卖张贴杂志等北岛一般也不叫我去做。只有重大一些的活动，比如在紫竹院和圆明园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他才通知我去参加。因此，当时我和设在刘念春家的编辑部的其它人接触确实不太多，编辑部那边的很多事情我也不很清楚。我只是周末没课的时候偶尔去编辑部看看，如果赶上大家正一起吃大锅面，也会来上一两碗，仅此而已。在编辑部里，后来只有徐晓和我交往更多一些，大概也是因为只有我们两人是读中文系的大学生，有很多共同话题。她好象天生有当编辑办刊物搞出版的才能，除了参与《今天》，还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办刊物《初航》，然后又主编过全国高校的联合刊物《这一代》。
    现在有人在回忆文章中说我当时正式担任了编委，是七个编委之一，我自己倒记得不那么清楚。在我记忆中，当时的《今天》编辑部并没有明确的架构，对外时的说法只有北岛主编和芒克副主编这一点比较明确，其它人大多是做点实事就算个成员，从来也没有人来正式任命你甚么职务，谁是编委谁不是编委说不清楚。出于个人安全考虑刊物上也从来不登编委和编务人员的名字，作者则几乎都用笔名，只有联络人刘念春的名字和地址是公开的。有些事情大家的分工还比较明确，比如黄锐可以算美术编辑负责设计封面插图、周郿英鄂复明管财务和发行、赵一凡做文字资料方面的工作等等。还有些事情，比如联系打字印刷装订外出叫卖和张贴刊物以及到邮局寄送杂志甚至跑腿采买等等，那就是谁能出力谁出力了。我记得这些事不光主编副主编北岛和芒克要做，徐晓做得也比较多，为了印封面跑印刷厂，还四处奔走联络打字。这些人都该算是编委吧。此外，还有两个重要人物当然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一个是作为《今天》对外联络人并提供出自己的住房作编辑部的刘念春，另一个是为《今天》撰稿也为我们的作品讨论会提供场地的赵南，在我记忆中，他们至少在名义上都算是编委或编辑，我看到的一些回忆文章没有算上他们，这是不够准确的。
    总的来说，正如很多人的回忆文章中已经提到的，最初我在《今天》这个圈子里并不活跃，出头露面的事做得不多，应该说是“二线人物”。“二线人物”这个说法并不是我的凭空想象，也有其历史出处：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因为《星星画会》在美术馆外街头花园展览的画被当局没收一事，民主墙各个刊物组织的联席会议按当初一家有难各方支持的协议，举行了一次游行示威。《星星画会》的召集人黄锐、马德生等本来就是《今天》成员，是同胞兄弟，更有唇齿相依之感，所以《今天》是游行主力，正副主编北岛和芒克都去打头阵了。但是北岛没派人通知我去参加，他后来对我说，不知道这次游行会有甚么结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举行民众自发的抗议游行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很可能惹恼当局，他和芒克都是做好被捕准备的，那样的话，总得有人留下来继续出版《今天》，因此要把一些人安排在“二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留下没去游行的这些“二线”人物除了我，好象还有徐晓、老周和老鄂等人。阿城当时是《星星画会》成员，游行也去了，但是被安排在队伍后尾，没有打头阵，也是做了“二线人物”。
    不过，有人因此在回忆文章中说我当时只是一个作者，那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因为我除了向《今天》提供自己的小说以外，也还担任一些重要的编务工作，要不然，我这个“编委”岂不是徒有虚名，和其它作者没有甚么两样了。大概由于这些编务工作往往都是北岛和我单独联系，很多人不知道，才会有此误解。这种情况可以再次说明，《今天》是个松散的组织，有编委会其实也是有名无实，如果按有些人的说法我当时是编委的话，那么在我的记忆中我几乎没有参加过甚么编委会会议，当时我和芒克、老周和老鄂等人见面都很少，我基本上只和北岛联系。在我的记忆中，有甚么重大决定，其实都是北岛和一些人商量以后就可以决定的。因此有些事并不是人人都知道，比如说刊物的发行情况我就不知道，也从来不过问，而别人不知道我在做甚么也是很自然的。有些决定后来自然会通知到其它人，但大家也不会再提甚么反对意见。这和当时的环境有关：我们不在一个工作单位，大家没有机会常聚常开会，那时电话通讯也很不方便，有事靠骑车来来去去通知大家，甚至从东到西转遍全城，此外，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没有必要把甚么事都通知到每个人。有些回忆文章的作者说，《今天》好象是两部份人组成的，一部份是七十六号编辑部那边搞具体印刷出版发行事务的人，另一部份是散在外面的作者。这种说法有道理但也不准确。有道理是指它说明《今天》圈子里的人互相并不完全沟通的情况，不准确则是划分得太简单。《今天》在我的感觉中就象一张蜘蛛网，一圈圈向外扩散，有些人靠近中心，有些人在外围，而这张网上总有只蜘蛛在忙忙碌碌地把一切线索编织联系起来，这只蜘蛛就是北岛。因此，《今天》以他为核心，由他主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没有人比他更合适。这样的网络结构需要一个象蜘蛛那样的角色，而那个角色似乎除了北岛别人都无法代替，只有他能把各条线索联系起来，而其它人都不能不经过他这个蜘蛛联系到网上的其它角落。这个角色北岛还会一直扮演下去，一直扮演到《今天》在海外复刊仍然如此。 当时我在《今天》担任的工作主要是编辑一些小说稿。有时，因为缺少小说，北岛会从来稿中挑选出他尚不满意但还有可取之处的稿件让我改写。记得经我改写以后发表在《今天》上的小说有《老人与伤兵》、《永动机患者》、《一个孩子死了》等等。这种改写往往是大手术，伤筋动骨，我要铺开空白稿纸重写一遍，有时在主题情节人物甚至语言上都有很大变动，比如《一个孩子死了》中残废人“泥菩萨”这个人物就是我为了增强对比效果而另加的，以说明和强调小说结尾那位女医生为甚么不再抢救小火这个孩子的生命：她可以做截肢手术抢救小火的生命，但她不愿意小火成为又一个“泥菩萨”。显然，这样改写出的作品和原作相去甚远，原作者是个有点唯美主义倾向的女画家，她本来是想表现自己下乡写生时的内心困惑，既要写生，又想让画笔逃开丑陋的现实，因此突出的是艺术之美和生活之丑的矛盾，而我把焦点转移到了医生身上，写人道医道给人自身带来的困扰。所以，北岛告诉我，改写过的作品发表之后常遭到作者的强烈抗议，甚至不愿意再承认这是自己的作品。回想起来，当时的作法对作者确实不够尊重，改写时未和作者商讨。我现在仍然是《今天》的小说编辑，就不会再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了。不过当时我是遵命而行，情有可原，而且也以为作者是同意我们这么做的，才敢那样放手改写。这些作者当时还都是初次发表作品的文学青年，拿来作品时态度歉恭，总说是让我们提提意见帮助修改的。另外，我后来看到《永动机患者》和《一个孩子死了》转发在一些正式文学刊物上，用的还是我改写的版本，可见作者虽然抗议，但内心里大概还是接受了我的改写。
    除了创作和编辑小说之外，我在老《今天》的另一项主要活动就是参与在赵南家举办的作品讨论会，实际上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文艺沙龙。这一活动后来形成了惯例，每月第一个星期日的晚上举办一次，风雨无阻，我几乎是每次必到的。当时北岛有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封我为《今天》的“文艺理论家”，因为我在中文系上学，算是正经地读了几本“文艺理论”的书，还是班上的“文艺理论”课代表，因此有责任在作品讨论会上多“侃”点理论，多卖点嘴皮子。《今天》这些诗人中，北岛和芒克等人都不太喜欢谈理论，也无意用甚么别人的文艺理论武装自己的嘴巴。江河、顾城和杨炼是喜欢“侃”些理论的，但他们进入这个圈子还要晚些，一开始在作品讨论会上也并不很活跃。《今天》圈子里其实还有北岛的弟弟赵振先（笔名郑先）在美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比我有更深的造诣，有一次还给大家专门讲了克罗奇的美学理论。
    在赵南家定期举行的作品讨论会已经有很多回忆文章都写到了，但大多只是提到了这个形式的存在，提到了它的人来人往热热闹闹，提到它在北京地下文学圈里的凝聚作用，而很少有人具体回忆到我们到底讨论过甚么作品或甚么文艺问题。其实，要研究《今天》这段历史和《今天》作家的美学倾向，这才是更重要的。就我的记忆，我们讨论的作品大多是手稿，不是在《今天》上已发表的作品，更不是官方文学刊物已发表的作品，因此这更象一个审稿会，大多是要讨论某篇作品该不该发在下期《今天》上，和一般针对已发表作品展开的文学评论是很不同的。我后来发表在《今天》上的小说，差不多都先拿到会上让大家讨论过，有时还会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些修改。 因此，我们的批评性讨论不光是表现每个讨论者个人的艺术倾向，也因为作品的取舍而直接影响到《今天》的文学旨趣和面貌。比如说，我还记得很清楚，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最早是拿到我们的会上来讨论过的，有个别人很赞赏，但大多数人还是否决了。这篇小说后来登在某官方文学刊物（好象是《十月》）上，还得了甚么官方小说奖，但也在当局“反精神污染”的运动中被点名批判，更是名噪一时，有人因此批评我们是不是看走了眼，放掉了一篇好作品。我无法详尽复述当时我们否决这篇作品的理由，只能简单地说，那时《今天》圈子中的人现代派和先锋性意识已经越来越明确，这篇小说那种貌似深刻的古典叙事方式，没完没了的哲理辩论，是不合我们大部分人的口味的。我至今不认为我们作了甚么错误的决定，就是现在拿到这种作品，我这个小说编辑也仍然会否决的。
    除了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讨论过而没有在《今天》上采用的小说作品还有郑义《枫》、老鬼《血色黄昏》等，另外好象还有张承志《黑骏马》和《北方的河》。这些作品不一定是作者自己交来投稿的，而是别的好心人拿来推荐给我们的，老鬼的《血色黄昏》是他托徐晓带来让大家提意见的。可惜，虽然这些作品后来都曾在中国文坛上留下过颇为响亮的名声，但当时却没有被我们接受。有的是因为作品的政治主题太强烈鲜明，有的是因为作品的语言风格太浪漫甚至夸张，都游离在当时的《今天》为自己划定的美学疆界之外。换句话说，《今天》自然也有过《今天》的忌讳或条条框框，要不然也一定会争取把这些作品发在《今天》上。《今天》在海外复刊后，我在复刊号上发了高行健以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的剧本《逃亡》，后来遭到个别编委的强烈批评，也算是一个相近的例子吧。
    赵南家的作品讨论会对我个人的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就写作来说，我在这个作品讨论会一年多的活动中的受益，比我在大学中文系学的四年课程都多。如果说在这之前我不过是凭一种对文学的直觉和爱好在写作，象在黑暗中摸索，那么在这之后我就比较自觉和明确了。这不是说作品讨论会上有谁是了不起的伟大导师，而是说在这个沙龙里有一批非常出类拔萃的人物，每个人又那么不同，每个人都能给你一点不同的惊奇。大家虽然是朋友和同道，但讨论作品其实也是一种思想、智能甚至口才的较量，因此每个人都想把自己最拿手的最强的一面显示出来，这里面就有一种竞争和好斗的气氛，于是，在这种人人力争向上的气氛中，人就好象也跟着升华了。 我自己从第二期发的“瓷像”到四、五期上发的“雪雨交加之间”和“开阔地”，就自觉进了一大步。
    在参加《今天》作品讨论会之前，我必须承认，我的文学和美学观念还是比较保守陈旧的，没有超越过文学史上的所谓批判现实主义阶段。我读过的作品也基本上是在这个阶段之前，尤其推崇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的《复活》。振先的回忆文章认为《今天》真正有现代意识的小说家是伊恕，即刘自力，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那时我对现代主义就算不是一无所知，感觉也非常朦胧。而正如多多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所说的，北京的地下文学圈子由于其得天独厚的文化环境，早就开始了现代主义的写作实践了，北岛和芒克等诗人都是这种实践的佼佼者。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我是在和他们的接触中，在他们不经意地发表的评论中，在他们的作品中，才经 受了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启蒙。总之，我的体会是，对于我这样天赋不高的人来说，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有这样一个文学沙龙的熏陶是非常重要的。可惜这个沙龙过早地解散了，我成为优秀作家的梦想因此也就没有实现。
    顺便说一下，有的回忆文章的作者为北岛芒克等《今天》诗人当时没有上大学而感到惋惜，这真是一种自作多情。其实，当时那种大学即使请他们上他们也不会上。 不说别的，当时要上大学必须考政治，上了大学还有马列主义的政治必修课，要回答很无聊的政治问题。这些诗人把文字看得比金子还贵重，怎么愿意把笔墨浪费在这种地方。我倒更羡慕他们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让我想起裴多菲的诗作《狼之歌》，而对照之下，我们这些规规矩矩的大学生让我想起的是裴多菲的《狗之歌》。

     一九八０年的春夏，西单民主墙运动已经逐渐沉寂了。当局表面上还没有正式禁止人们在街头公开张贴大字报或刊物的活动，但北京市政府以西单为交通要道而民主墙影响该地交通为由，把允许张贴大字报和刊物的地点限制到了西城的月坛公园。那里交通不便，连北京人都不常去，外地人就更不易找到，顿时变得非常冷落。当然，交通不便不是民主墙冷落的真正原因，如果是在运动高潮时期，不管在甚么地方都会人头攒动，月坛也可能变成北京的海德公园。使这场民主运动冷落下去的真正原因当然还是当局的压制和分化瓦解。该抓的已经抓了，该判的已经判了，该收拾的也开始收拾了：该发配的发配，该安抚的安抚，该收买的收买。那时民主墙出现的各种刊物大都已经停刊，有的是被查封，有的是自己散掉的。
    《今天》算是这些刊物中维持得最久的，也是最活跃的，七月份还出版了第九期，八月底九月初还协助“星星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第二届画展。我们通过邮局发行收回的钱也足以维持杂志的周转，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停刊的打算。在此之前，好象还没有公安局的人来找过我们的麻烦，可能是因为《今天》一直强调自己是一本纯文学刊物，摆出比较温和的姿态。当时有些小道消息说，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会上， 邓小平杀气腾腾地点名批判了西单民主墙的几个刊物，但没有提到《今天》，好象是另眼相看了。我记得当时北岛比较乐观地告诉过我，据他得到一些内部消息说，共产 党里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对如何处理民主墙的这些人和刊物还是争论很激烈的，胡耀邦等改革派对某些刊物有网开一面的打算，将会允许三、四个刊物公开发行，包括《今天》。北岛说，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就可以放开来大干了，可以辞去各自为了维持生活而不得不端的“饭碗”，我也可以放弃我的学业，全力以赴地办刊物。
    历史如果真是如此发展，《今天》这样的同仁刊物将成为当代中国最早的没有共产党控制的真正的自由媒体，那就会真正体现了宪法许诺的出版自由，民间社会将逐步成长起来，也许，中国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可惜，共产党内的保守势力显然不会容忍中国人享受这样的民主自由，尽管我们保持了温和的调子，但《今天》毕竟是标新立异的，毕竟是在共产党的文化体制外活动，因此还是不能见容于在政治上依然非常保守专制的当局，他们最终也向我们《今天》开刀了。也就是说，《今天》还是不可能在现行政治体制下生存。
    大约是九月下旬，正是准备出版第十期《今天》的时候，部分稿件都打印好了，但风声越来越紧。北岛托季姓同学带信让我赶紧去他家一次。他告诉我，北京公安局的人已经两次造访七十六号编辑部。第一次的态度倒还算客气，没有说《今天》是反动刊物要予以取缔，只说根据一九五一年政务院的出版条例，“刊物未经注册，不得出版”，而我们《今天》没有注册，所以要去注册才能出版。第二次，口气就明显强硬起来，说《今天》属于非法刊物，在没有注册前应立即停刊，否则就要抄没油印机等，还可能拘留我们的人。为此，老周老鄂等人已经把油印机和稿件等从编辑部转移了出去，北岛芒克老周还到北京东单附近的新闻出版局去交涉了一次，提出了注册申请，新闻出版局倒没有拒绝申请，但要他们出示单位介绍信。《今天》不属于任何单位，当然没有甚么介绍信，后来去找北京文联，也不给开介绍信，推给中宣部，中宣部也不管，推给中国作协，前者推后者，后者推前者，甚至要我们去找编辑部所在地的街道委员会解决，完全是一套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作法，把我们象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总之，没有介绍信，那就无法注册，不能注册，下一步出版第十期成了问题。
    北岛是找我和其它人商量下一步的对策，当时在场的还有谁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我们有几个人一起骑着自行车急匆匆穿过张自忠路到编辑部去的情形。我们边骑边谈，几乎是在路上做出了两条决定：第一条决定是写一封公开信向社会发出呼吁，要求有关部门允许我们正式注册，争取刊物合法化，这就是后来发表的《致首都各界人士的公开信》；第二条是成立一个“今天文学研究会”，在刊物不能注册正式出版之前，以“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为名。现在已见的回忆文章大都没有解释为甚么当时我们要突然成立这么一个组织，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继续出版刊物，这和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那些有明确文学主张和宗旨的文学团体和刊物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只是想到，当时所见的很多书报杂志上常常有“内部发行”“内部交流”字样，不算公开出版物，所以也无需注册登记，如果我们也成立一个“研究会”之类的社团，然后用社团“内部交流”的名义印刷出版作品，就可以试一试在法律的网眼中钻一个空子，也就是说，在得到正式注册前也可以用这种方式继续维持出版而不违法。此外，成立了一个社团之后，也可以算是一个单位了，就可以用社团的名义去申请注册。这就是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和出版“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的具体由来。
    上述的两条决定很快就实行了。我们的公开信后来寄送出了一百多份，除了北京文联、北京作协、中国作协、国家新闻出版局甚至中共中宣部等单位，还分送给了在北京的很多知名老作家，大家还分别带着信四处奔走，上门去找过这些单位和作家寻求支持，比如我就去找过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先生。那份公开信是北岛让我起草的，文字上当然就没有诗人写得那么漂亮和诗意。我写的时候比较激愤，用词相当激烈，比如我攻击官方不给作家创作自由，因此中国文学“象裹尸布一样苍白”，所以冯亦代先生当面批评我们抹杀了中国文学几十年的成就。我们去找过的人还有冯牧、萧干、 严文井等老作家。
    “今天文学研究会”的那次成立大会我记得是十一月初在赵南家举行的，不是通常我们举行作品讨论会的时间，因为怕圈外的人也会闯来。来参加会的人还比较多，包括史铁生和赵一凡都坐着轮椅赶来参加了，还有一些平时不常来的人也接到通知来了。在这次会上我们郑重其事地进行了成立一个社团的必要程序。比如我们通过了一个“今天文学研究会”章程。我对章程起草的过程还记得比较清楚，因为当时诗人们都惜墨如金不肯动笔措辞，也对这种毫无诗意的文字没有兴趣，所以章程起草也是我先执笔，似乎不知不觉地担任起了会议书记的角色。我写得非常简单，只简短地写了几条，对“研究会”的性质和目的、成为会员的条件和义务等做了些简单限定，然后大家讨论一下，没有甚么意见就算通过了。这大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简短的一份文学社团章程了，不超过半页纸。这种简短有多种原因，一是我们成立“研究会”的目的不在“研究会”本身而在于出版《今天》，章程只是一个形式，因此用不着在条文上大做文章，写得简单，就不用大家多费时间讨论；二是这些诗人和作家都非常强调个人的自由，不是万不得已，也不会加入甚么社团，因此我们不希望章程对会员构成太多约束；最后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今天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其实在美学观念和趣味上已经有了相当差别，后来各自走的不同文学道路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除了在要求艺术创作自由这一点上还能形成共识之外，无法表达比较一致的美学追求和文学主张。这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其它社团如三十年代的“创造社”或“文学研究会”等就有了很大不同。
    在这次成立大会上，我们还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了研究会理事，我记得一共选出了七名理事，我也是其中之一，这才是《今天》这个圈子第一次有了比较正式的组织机构。然后，我们七个人到赵南家外面的天井里去开了个理事会，讨论人事安排和具体分工的一些问题。这时北岛坚持不当会长，反而推举我来担任。我自然知道我是不堪大任的，也坚决不干，而其它人也都不愿意干，此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于是成为一个现代史上少有的只有理事而没有具体负责人的社团。
    不管怎样，“今天文学研究会”显然是文化革命以后出现的最重要的民间文学团体之一，人数比较多，也多少有点影响，所以值得在文学史上小书一笔。我记得我们当时算上的正式会员有三十多人，基本上是以在《今天》发表过作品为入会条件，除了那些后来被称为“朦胧诗派”的诗人，除了徐晓、史铁生、刘自力、甘铁生和我这些经常在《今天》上发表小说的人，除了黄锐、马德生和阿城等又能画又能写的人， 还有些成员是目前所见的回忆文章作者从未提到，大概也不知道的，比如后来成了著名导演的陈凯歌其实也是我们的会员，也就是“内部交流资料”上发表的小说《假面舞会》的作者夏歌。还有一位会员是后来经常写电影剧本的乔雪竹，她是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本科生，和我应该算同学，但因为也是北岛这个蜘蛛单线联系的，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她其实也是我们这个蜘蛛网边缘上的人。
    “今天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我们先后出版过三期“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直到北京市公安局再来警告我们说，连“今天文学研究会”也是未经注册的非法组织，也属于非法取缔之列，不用说出刊物了。我们争取正式注册的全部努力显然没有甚么结果，官方的各个单位还是互相推诿，继续玩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游戏。老作家们虽然对我们当然表示同情，但没有人能给于实质性的帮助。当时，正式对我们的公开信答复表示支持的，就我所知，只有萧军一人，是用毛笔字写在一张中国作协竖格信笺上的。在此我要说明一下，在唐晓渡对芒克的访谈中，芒克曾否认此事，但这是确有其事的，我不认识萧军，不用无缘无故地为他编造故事，做此说明只是为 了尊重历史。我想芒克可能真不知道此事，因为当时这封回信是北岛交给我保存的。 后来我还把这封信带到了国外，但在一次搬家时不慎被当垃圾扔掉，让我至今感到可惜。
    面对北京公安局的最后通蹀，我们能做的选择就不多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坚决不停刊，可以继续秘密地坚持刊物的出版，那怕是刊物最后真被取缔，我们也真被逮捕入狱，但这是一种比较激进和冒险的选择，是“不自由毋宁死”的选择，是“决不跪下／让刽子手显得高大”的选择，也就象一九八九年坚持不从天安门广场退却的大学生一样，最后可能导致悲剧。《今天》这个圈子里的大部分人还是比较温和的，当时也没有必要去做无谓的牺牲，至此为止，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只是为了自由地而又合法合理地创作和出版，争取在现行制度下有所突破，因此，我们最后还是决定保存实力，暂时停刊，等到形势有所好转时再争取复刊。这里确实也有一定的妥协，和中国文坛当时比较松动和微妙的情况有些关系。有些正式的文学刊物已经对刊载我们《今天》的作品感兴趣，比如《诗刊》就准备发表舒婷、江河、顾城和北岛等人的诗歌作品，安徽有家文学刊物也刊登过我们的一些小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件事也可以说明我们为甚么决定停刊：我记得有一个法国记者曾想帮助我们把公开信带出国去交给国际笔会，通过国际笔会施加压力来支持我们获得注册，这件事不知怎么被作协的书记冯牧知道了，他通过史铁生传话给我们，希望我们把信件追回来。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当时刚刚加入国际笔会，希望我们不要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同时，他保证想办法给我们一定的生存空间，这不仅是指我们的一些作品将可以在官方许可的刊物上发表，还包括对某些成员进入作协做出安排。我们接受了他的条件，把信件从那个法国记者手里又要回来了。
    当然，刊物一旦停办，“今天文学研究会”本来是为了继续出版刊物而成立的，又没有其它活动，自然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也自动消亡。此外，没有了刊物，也就没有讨论作品的必要，赵南家的作品讨论会也就停下来了。老《今天》的历史就是这样结束的，结束得有些无声无息。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我曾开车和北岛一起访问了捷克首都布拉格，当时的捷克还是专制者的天下，哈维尔还在监狱中，边境线上的士兵毫无表情地检查我们的护照，还车里车外检查我们有无夹带宣传品，那种气氛真有些恐怖。在布拉格，我们经过一个汉学家的介绍会见了当地的地下文学刊物《手枪》的编辑。那是一份真正的地下文学刊物，他们和捷克的警察玩着真正有趣的猫捉老鼠的游戏。这些编辑中也就有后来 “天鹅绒革命”的参与者。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而且至今也没有考虑出一个令我满意的答案，那就是说，我们为甚么没有捷克知识分子那样的自信，没有坚持到底，没有建立真正和官方文学对抗的地下文学？

    徐晓曾写到，八十年代中北岛等人到北大演讲，介绍当年创办《今天》的经过， 但当时的北大学生对《今天》已经非常生疏和冷漠了，这让也在台下听讲的徐晓感到一种深深的悲愤。我非常能理解这种悲愤。八十年代中的北大学生尚且如此，那就更别说我自己现在在瑞典碰到的九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留学生了，他们对《今天》更是一无所知。不过，我也能理解，每一代人都会有每一代人自己的命运和遭遇，自己的激情和风暴，自己的记忆和历史。《今天》当然不可能也不会属于每一代人，《今天》大概只能属于我们自己，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在我们的同代人 中，我们确实曾有过非常多的知音。这里也不妨拾取一些我自己的碎片记忆，说明老《今天》在当时中国文坛上的影响，也许还能提供一些编织文学历史发展的线索。
    那时，《今天》已经发行到全国，编辑部收到过各地读者很多热情的来信，而且还会有人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来和我们《今天》的人联络，来找北岛﹑芒克，到赵南家来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其中有些人当时就已经小有名气，而后来将会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比如湖南作家韩少功，比如贵州诗人黄翔，比如广东秀才孔捷生。黄翔后来到了美国，一九九九年我曾代表瑞典笔会邀请他来参加一次诗歌朗诵会，我去机场接他。他还以为我们是初次谋面，我笑着告诉他，其实就在他刚 送给我的一本自传体作品集《狂饮不醉的诗兽》中，我看到有几张当年他到北京来和 《今天》成员在园明园废墟上聚会时的照片，那上面就有我。一张旧照片帮助了我们的记忆，把横跨二十年的友谊又连接了起来。
    至于住在北京的人，与《今天》交往就更多更为方便了。值得一提的首先是当时北大的文学团体“未名”社的成员，我记得他们还约我们《今天》的人在北大举办过一次座谈会。我就是在屋子中间还挂着晾衣绳，绳上晾的衣服还滴滴哒哒往下滴水的一间北大学生宿舍里第一次见到了黄子平：一对小眼睛总是智能而憨厚地微笑着，而他当时写的关于北岛中篇小说《波动》的评论，至今仍然是我看到的相关评论中最好的一篇。另外一个不可不忆的“未名”人物是小楂（查建英），那时她还只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女大学生，但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最初的流星”已经才华毕露。我想，很多人会承认，她在赵南家的沙龙中是最有光彩的来客之一，而她出国很早，也象一颗流星一样很快在这个圈子里消逝了。十年之后，当《今天》在海外复刊的时候，子平﹑小楂都成了编委，为这个杂志的死而复生出了很多力。所以，我想在这里强调，虽然人们要说老《今天》和新《今天》已经不是一回事了，新《今天》没有了仍在国内的芒克﹑徐晓﹑铁生﹑老周和老鄂等人的参与是很令人遗憾的，但是新《今天》其实仍然是老《今天》的延续和扩展，子平﹑小楂的参与就是例证。历史并没有被一刀切断。新《今天》在海外复刊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当时国内的气氛还是很令人恐怖的，因为顾虑到国内朋友的安全，没有让仍在国内的人担任编委，这应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读了老《今天》而从外地到北京来找我、和我接触最多的是南京的“我们”文学社成员。“我们”社是一个比《今天》成立稍晚的民间文学团体，也出版过几期自己的刊物，说他们是受到了《今天》的一些启发大概也不为过。“我们”社成立不久，就有成员北上和我们《今天》联络，而我因为父母住在上海，姐姐住南京，寒暑假回上海去探亲，常在南京停留看望姐姐，也去找过“我们”社的人，这样，接触就更多一些。在我看来，这个团体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物，在文学史上不为他们书写一笔也会是很不公正的。比如善写知青小说的女作家徐乃建，文笔细腻老道，艺术感觉非常之好，远胜当时的其它女作家。我是从她那里第一次听到了米兰*昆德拉的名字，后来也是她和丈夫景凯旋两人一起翻译了米兰*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晚会》等小说，是最早把这位对中国当代文学颇有影响的捷克作家介绍到中国的人。另一位蔡玉洗，后来是国内相当有声望的文学季刊《钟山》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重要编辑，我后来有几篇小说都是他拿去在《钟山》上发表的，让我赚到了这一生的最初几笔稿费 （当时的《今天》是不发稿费的），因此让我念念不忘老蔡的好处。再有一位是小说家李潮，老右派作家方之的儿子，大概是因为家学渊源，他出手不凡，处女作“面对共同的世界”在《青春》杂志上一发表就得了奖。可惜李潮后来生了肝炎，创作力也因此大减。不过，他的衣钵显然是被他的弟弟韩东接过去了。韩东和朱文等更年轻的一代南京作家反“我们”社之道而行之，成立了“他们”社，出版多期《他们》，诗歌小说都有后来居上的成就。一九九０年，小楂给我转来了韩东和朱文的几篇小说， 读之不忍释手，都发在新《今天》上，他们两人再加上“他们”社另一些成员如吴晨骏、顾干等后来都成了新《今天》的小说主力。老《今天》—“我们”社—“他们” 社—新《今天》，就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连环：如果说老《今天》和“我们” 社的名字本身就反映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偏重现时性和主体性的现代主义特点，那么 “他们”社通过主体的外移和解构，促进了新《今天》往“后现代”的转换。
    因为老《今天》而和我建立友谊的另一个作家是马原，一个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关东大汉，毕业后自愿到西藏工作，也通过他独特的叙事把小说的可能性推展到了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边缘地带。他也是因为在《今天》上读了我的一些小说来北京找我的，两人切磋交流颇为投机。我有篇小说就是根据他的批评重写了一遍，然后头一稿、我和马原关于头一稿的对话以及重写的二稿都作为一篇小说发在《丑小鸭》上。 也就是说，同一个故事的先后两稿或者说两种不同的叙述方法都同时登了出来，而我们插在中间的关于这个故事的对话更突出说明这不过是玩了一次叙述游戏。象这样用后设方法发表作品的例子后来我还没有见过。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成为潮流，有很多评论家把马原称为始作俑者之一，然而当年能认识到他的作品的先锋性的评论家还寥寥无几。他的第一本小说集 《冈底斯的诱惑》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曾希望北京文坛的一些“大师”级人物作序，竟无人应允，结果他还是来找我这个无名之辈，我只好勉为其难，写了一个小序。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给别人的小说集写序。我无意在此表示我对马原作品有比别人更高明的见解，我只是想通过这件事的回忆说明老《今天》在当时的影响，把这种影响和中国当代文学后来的一些发展线索联系起来。这对后来的文学史研究者可能是有用的，而这也是我们回忆老《今天》的意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