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黎

    我与“非非”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虽然在很多的时间里，我不喜欢“非非”，不愿意承认自己属于“非非”，但事实上，我和“非非”不可分割。

    初闻“非非”二字，我感到一阵发冷。这两个有几分矫情和甜软的文字，在我和新婚的小安坐了一夜火车后，从周伦佑的嘴里听见。当时，我似乎想做一点不同的样子。但面对已经作好了许多准备工作的周伦佑和蓝马，在咖啡馆宁静的环境里，我最终什么也没有说。我只是想到了我的几首诗，我迫切想将它们送到读者的面前，通过铅印的形式，让更多的人读到它们。那是一个热情的年代，许多人都热爱诗歌。

    从这个角度上看，“非非”和我没有绝对的关系。可以说，没有我也仍然有“非非”。但是，没有周伦佑和蓝马，却绝对不可能有“非非”。若干年后，周伦佑在一本书的前言中提到我、蓝马和他三个人对“非非”的贡献与意义时，过多的强调了我的作用，使我汗颜。一九八六年，一个二十四岁的杨黎，除了在其诗歌写作中坚持着自己的追求和挥霍着自己的才华之外，在其作人作事上，都尚未形成自己的主见和风格。酒、女人是我诗歌之外的主要生活。

     八十年代开始不久，我就形成了自己的诗歌观点。我固执的认为，诗歌的材料是语言，诗歌的形式是语言，诗歌的目的也是语言。这种诗歌观点，使我在最初的“非非”诗歌活动中，保持着一种不可摆脱的若即若离的态度。对于一同参与“非非”的朋友，我无法倾注其热情，更无法全心全意、表里如一。在整个的八六年之前，这种感觉，它充分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作为朋友，和我关系最好的是万夏和胡东；二、作为诗人，我最认同的是于坚和韩东。而在“非非”之中，在当时，我却找不到最好的朋友，也找不到最认同的诗人。

    一九八七年，“非非”第二期出刊。在其过程中，吉木狼格出现了。吉木狼格的介入改变了我与“非非”同仁的交往态度。是他在一个功利集合群中，率先引进友谊。他的生活情趣、诗歌追求和为人处世的心态，使我们很快成了朋友。从他开始，我和“非非”的关系进入另一个层次。同样，从我和他的友谊开始，使一个复杂的、功利的诗歌活动拥有了不可否认的、纯洁的诗歌趣味。这是多么重要的拥有。否则今日之“非非”，更将是令人尴尬的“非非”。

    接着是蓝马。
    我最早阅读的蓝马的文章不是《前文化导言》，而是刊于“非非”二期的《语言作品中的语言事件及其集合》。当前者伴随着“非非”的创刊而风靡当时的中国诗坛时，我却没有一点想阅读的冲动。在那个非常功利的时代，诗人们不专心写诗，却去奢谈什么易经、巫术、外星人、气功和文化，并以这种奢谈来确定自己和他人的地位。我想，蓝马那些理论的成功，就是因为他迎合了那个时代的口味。理论的功利是不可否认的。蓝马一开始就不愿意仅仅作一个诗人，他整个身心中都弥漫着一种“创世”的冲动和要求，并因为这种冲动和要求而成天激动不已。他认为：他发现了真理。

    我和蓝马的交往始终是在小心的绕开这些敏感的问题下进行的。在那个功利的时代，我也奢谈易经、气功和巫术，我也梦想着得道成仙（周伦佑曾经在一次争吵中，恶毒地评判了我们。他说：如果你们死时，尚未成仙，我一定叫我的儿子在你们的坟上淋一把尿）。但是，我内心却非常清楚，我和蓝马趣味的差异。就像我支持他的“超语义”，但并不支持他的“指船/指帆”这种诗歌追求一样，古人说：失之一毫，差之千里。

    九二年，我和蓝马的友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何小竹、吉木狼格和我，团结在他的周围，办公司，搞经济，共图发展。然物极必反，由于潜在的矛盾，必然地局限了我们的深入。今日写这篇文章之时，我突然感到，九三年我们的分手，难道不是诗歌的分离吗？不能简单地说那只是市场经济的原因，更不能简单地说那是人类内心固有的顽疾。我、何小竹和吉木狼格，表面上也或分或合，但实质上，我们却是深深的联系在一起。我觉得，作为诗友，诗在其互相的交往中所起的作用一定不会太少。我和何小竹的交往，深深地印证了这一点。

    “非非”开始的时候，何小竹和我不仅尚未谋面，其关系也非常“一般”。对于他早期那些被时代歪曲的诗作，我到今天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看法。进入“非非”之后，何小竹的写作逐渐文本化，其《组诗》是他为我们提供的一篇最有价值的作品。除了谋篇布局的刻意追求损失了才华的自如伸展之外，其它方面都完美不可挑剔。另外，该诗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融合了作者从开始到现在（九七年）的所有思与诗。在里面，我看见了他“鬼城”时代的萎缩和终结，更看见了后来“新作品”时代的辉煌和卓越的早期影子。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认识，并成为朋友。

    和何小竹成为朋友之后，我对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除了那个被时代塑造之外的何小竹，除了那个文本的何小竹，其实，他为人为诗都还有更天才和更纯洁的一面。我曾经在他早期作品里读到过，比如，《雪中的电报》。在今天，我和何小竹无疑是最好的朋友。经历了共同的得失和长久的厮磨之后，我们仍然是最好的朋友，这完全因为我们日趋相近的诗歌风格。而也因为诗歌风格的相近，我认为，何小竹是最好的诗人。一九九六年底，我们组织了各自的一些新作，结集为《新作品》。

    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非非”，我感到骄傲的是因为有了何小竹、吉木狼格、小安这三位最值得我称道的诗人。因为他们的存在，使“非非”之所以成为“非非”。在今天，当人们有愿望谈论“非非”时，我必须推荐他们，推荐他们才华横溢的诗篇。

    除此之外，尚仲敏是“非非”诗群中最为尴尬的一人。“非非”创办之初，周伦佑出于他全球意识的考虑，积极主动的拉尚仲敏入伙，而尚仲敏乐意他的这种“邀请”，完全是因为对友谊的需要。在“非非”之中，“非非”限制了尚仲敏的发展。在进入“非非”之前，尚仲敏在中国诗坛名气已经很大，而加盟“非非”之后，却未见获得什么好处。更重要的是，本来极为尖锐和充满冲击力的尚仲敏，在几年的“非非”活动之中，却被迫变得越来越“平静”。而其中写出的优秀的诗篇，也被吵吵闹闹的所谓“非非理论”淹没。这对尚仲敏和中国诗坛，都不能说是一种好事。正如他精明的妻子曾经当着周伦佑的面所说的一样：仲敏，你自己搞嘛！这句话证明是正确的。九二年，当我们——蓝马、吉木狼格、何小竹、我和他—— 一起搞公司时，尚仲敏最早觉醒。实践证明，他自己干，干得比我们好。

    “非非”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周伦佑，也应该是周伦佑。这是客观的。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周伦佑已经将“非非”办成了一本《非非》，按着他最初的想法开始发展。而对于我，我只能说曾经参与过这个活动，并因之获得了一些名气。但我更看重的是，就因为“非非”，我和一些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除了我上面提到的何小竹、吉木狼格、小安、尚仲敏之外，还有杨萍、陈亚平、杨文康、彭先春、李瑶、敬晓东、魏海灵、朱鹰、谢崇明、李晓彬、李自国等一批朋友。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和我失去联系，有的还在往来，但不管是失去了联系的，还是继续在往来的，我都感到欣悦。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办一本新的刊物，并将它取名为《新作品》。这《新作品》应该是好诗和友谊的共同结晶。子曰：诗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