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克

一

   
    那年夏天依然沉闷，只不过南方的夜晚有时会吹来丝丝凉风。广西在政治文化上偏远闭塞，在地理上却不尽然，它南部的海岸线长度在中国各省中名列前几位。南宁尽管地处亚热带，却属于海洋性气候，夜半的室外要比武汉、南京甚至中原一带清爽舒服得多，也喧闹得多，凌晨一两点满街还有卖田螺或者老友面、牛肉丸汤的小吃摊，不仅1991年的夏夜如此，八十年代中后期已经这样，而那个年头的首都京城晚上过了11点几乎全城关门大吉。

    我和非亚、麦子、宾宇丹随意站在建政路28号院子门口的马路边上，我们刚从院内楼房某个单元我家里出来不久，还处于兴奋之中。非亚早就建议办一个广西现代诗群的民刊，而麦子这一趟专程从大化过来，我们已讨论了几个小时，理清了头绪和各种细节，就差刊名了，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跑到隔壁的冷饮店点了几杯饮料，还是没有结果，于是又凑到大门口继续商议。
    我记得非亚提议起一个与《倾向》或者《反对》之类接近的名字，当时我们肯定有无数的理由取这样的刊名，但我否定了。非亚年轻，没经过什么事，而我穿过这之前更沉重的夏天，才刚刚缓过气来。我建议用一个中性的，一来在广西恶劣的文化环境里刊物能苟延残喘生存下去，二来这跟我的文学观念有关，尽管我从来以为诗要包含“非诗”的种种元素，包括反抗，但说到底艺术是个人和自足的，而且这种反抗最终是对自己的反抗，而不是组成一个文化集团对抗另一个集团。三人争吵了十几分钟，终于找到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名字：《自行车》——在中国意识形态语境里，我们的写作是一部行动着的自行车；在各种流派的喧嚣中，我们是把自己运载到以前从未抵达的地方的自行车；在同仁之间，各种不同的独立面孔，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态度是各人的自行车。

    第二天中午，我把吴小军叫来，请他协助非亚。
    当即拍定由非亚主编，本想给吴小军安一个跟主编差不多的头衔，他不干。小军80年代初就闯荡到体制外做小生意，写诗在广西是老江湖了，他说他出钱办刊可以，可假若标出他是主要的策划者，别人还误以为他靠出钱才能发诗。于是只好罢了，胡乱给了他一个称呼，我则似乎挂了一个“协办”之类的名头。南方就是这样轻松随意，我们并未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诗歌的一个章节已悄悄改写了。

    非亚跟我是朋友，87年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南宁，找到我家，随后几年里，我可以说是他在这座城市唯一交往的诗人。非亚真诚，内敛，他卓越的艺术判断力，保证了《自行车》同仁群体的作品在当时对中国诗坛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自行车》第一期出版仅两个月，我迁居广州，虽然仍与他有联系，但不在现场，这之后《自行车》的事情全靠他支撑。
    吴小军同样是我极好的朋友，早在82年，他就是在南宁市里窜来窜去的狂热文学青年，我和林白等人认识就是他引的路，我已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传闻他早跑到缅甸什么地方去了。林白在她的长篇小说《玻璃虫》第二章《男友们》里用相当长的篇幅写了她心目中的这位好人，吴在小说中化名张小东，但小说里与他有关的故事基本上是真实发生过的。
    但不能说非亚和吴小军算朋友，只能说是彼此诗歌观念相近的同路人，这就为后来《自行车》诗群的分裂埋下了根由，这里边的是非曲直我至今没弄清楚，但如果像传闻说的那样谁夺谁的“权”未免夸大其词，因为当初这种分工并非像官方刊物那样是任命的，完全是几个人自封的。非亚的贡献在于牢牢把握住了《自行车》的艺术方向，而吴小军为刊物的出版提供了物质条件，也参与了实际组稿和编选。我曾经想当然的以为，假若我不离开广西，他俩的合作至少还可以延续一段时日。
　

二

    几天前跟非亚通电话，我问他你知道曾建杰吗？非亚似乎从未听说过此人。我告诉他曾建杰是广西另一家极有影响的民刊《扬子鳄》的首任主编，所以名字才会在《自行车》第一期同仁名单中和麦子一道排在最前边的地方。
    因为《自行车》产生了影响，便以为《自行车》是广西现代诗群首次大规模集结是不公正的。就像非亚本人在这之前办过《现代诗》一样，早在80年代，广西就有过许许多多民刊，但大多数早已湮灭，连我现在也很难一一记起。其中有的办得平平，但也有质量很不错的，只是编者不会或者不愿造势，最终归于沉寂。90后曾有一个时期，动不动就以谁谁参加了鹿特丹诗歌节为说法，似乎这是衡量写作水准的重要标志。我想任何一个心态正常的人都不会拒绝交流，我只是质疑过分强调这种“身份”的潜台词。如果以此为标杆，那80年代广西诗歌真可以用“辉煌”二字来形容了，因为参加首届鹿特丹诗歌节的中国诗人是广西师院(如今的师大，而今天的广西师院那时叫南宁师院)教授贺祥麟先生，贺先生被邀请，主要是外语好。他回到南宁，还拿诗歌节印制的他的诗的中外文对照的小册子给过我看。女诗人琼柳也是国内最早去过鹿特丹诗歌节的诗人之一。也不是今天才有人嘲讽外国的诗歌节，林白当时写的小说，就提到在外国给12个听众朗诵，回来便在N城晚报登消息说诗歌在国外引起广泛反响。我看了认为她影射《南宁晚报》介绍的琼柳，说她不该攻击朋友。林白拒不认帐，说她只是解剖自己，反过来指责我说你是搞文学的难道看小说还对号入座？

    而文学史绝对绕不过去的是1980年的“南宁会议”，它标志着“朦胧诗”大论战的发端，谢冕、孙绍振先生由此开始崛起。我作为学生，不仅负责会议全过程的录音，公刘先生谈顾城诗歌的发言也是我给他整理的，17年后我们碰巧乘坐同一架飞机去三亚，下机后在车上彼此相认，先生还回忆了这段小插曲。80年代经常被人挂在嘴边的还有诗刊社“青春诗会”，广西不仅我参加了，张丽萍也去过。首届桂林“漓江诗会”，顾城和谢烨、王小妮等都来了。在北海开的民间性质的诗会，动辄150人到会，有蔡其矫那一辈老诗人，有韩作荣那一代中年诗人，有已经扬名的女诗人伊蕾，也有刚出道的虹影她们，还有客串进来的刘西虹等十几个小说家，这种诗会包吃包喝，还举办大型舞会，广场诗歌朗诵，还有船载与会者到涠洲岛游玩。我把它定义为“民间”，乃因为即没有很正规的主办单位，参加者也是同代人中具有先锋倾向的诗人，经费也是几个年轻人到企业拉的赞助。80年代文学的激情和疯狂是现今无法想象的，如今举办去年“衡山诗会”那种规模的民间诗会已很了不得了。而当初我对“举事”相当麻木，85年跑到成都，在四川大学边上黑乎乎的房子里，赵野他们一伙争吵了一晚上，准备扯第三代旗子，我困得眼皮直打架，连说我看来是第二代了，要求允许我靠在唯一的一张床上迷迷糊糊打瞌睡。王小妮去南宁，说徐敬亚要搞大展，要赶快交诗，我对一夜之间突然冒出上百个“流派”感到好玩也好笑，竟没有意识到赶紧叫林白、琼柳等一起也凑一个“名词”。并非没有闹腾的本领，那年头谢冕、曲有源、麦琪(本名李英，就是后来顾城的“英儿”)等一干人从南宁到宁明花山、防城港、北海、柳州、桂林整个兜了一圈，就是我给操办的。

    这是我第一次写这种追忆一个地方发生过的文学事件的文字，我以为事件跟真正的写作没有多大关系。真正的事件(包括内心事件)和断裂随时发生在一个人的诗歌中。无奈的现实是，无论80年代，90年代，还是现在的网络在场，似乎从来被饶有兴趣关注的焦点都是各种事件而不是文本，你不出声就意味着空白，所以我有责任说出真相。

    《扬子鳄》是从80年代贯穿到90年代连续办刊时间最长的广西民刊，曾建杰之后还有一两个过渡性的主编才轮到麦子，在麦子手上坚持最久，所以他功不可没。我去过他们诗社几次，老曾那时大概有行政职务，年纪也大了，但假若没有他率先身体力行，在那种地方搞现代派很难想象。《扬子鳄》是个奇迹，它诞生在广西最偏僻的地方——红水河的大化电站，很多年后哪里才升格为瑶族自治县。我离开广西已经十年，不了解现在刘春在桂林办的《扬子鳄》与先行者们的关系，他仅仅是几年后重新拾人牙慧，还是有接力棒的承接薪火的传人?
    由此我联想到以为广西的现代小说从90年代的李冯、东西、鬼子开始的荒谬，我最近已经常上诗歌网站浏览，(尚未进去溜达的原因仅仅是不想搅进争吵) 看到刘春的文章，说东西1994年和余华、韩东等一道招聘到广东青年文学院，在那之前东西便已写出代表作云云。我对“70后”常常凭臆想煞有介事的谈论从前的事情不太以为然。东西如今成了我的朋友，过去我们也是乡党，我相信他会同意我的说法，当年我千方百计把东西从河池弄到广东青文院的时候，他并没有发过什么了不得的作品，其时与余、韩也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我坚信他会成功，基于他的艺术潜质和他的性格，性格即命运，这是没办法的事。就像几年前我介绍谢有顺进《南方都市报》，他当时也并未获过什么文学奖之类。我很喜欢两广“70后”诗人的性情，也十分关注整个“70后”以及更年轻的诗人的写作，但他们文章中无意识流露出来的某种东西经常令我痛心疾首，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涉及文学根本立场的问题上，他们比我这样在文坛的污泥浊水中泡了十多二十年的老家伙还糊涂，这也就是我读完黄礼孩《70后诗人诗选》序言马上给他打电话的原因。我们谈论诗歌小说，只能根据个人对写作者的基本素质和创造力下判断，指出我们所看好的作家或作品到底给已有的写作提供了什么新的经验，而不是仅仅列举一连串官方跟民间的世俗的成功来标榜。比如北师大85级的诗人，宋晓贤是闹腾得最没有响声的一个，在江湖上也看不到有可能成为某一彪人马头领的迹象，但我个人一直认为他在他们同学中写得很好。 92年他第一次投稿我就采用了他的作品，<<1999中国新诗年鉴>>也是我在最后一刻把他提到第一位。我这样说丝毫没有我发现他的意思，他的诗本来就存在着，我只是说我发言的依据是他的作品，而不是因为他已经“成功”，或者他的声音最大。

    回过头谈广西80年代的写作，要说小团伙，那时我们倒有一个。除了我，林白、李逊、梅帅元、张仁胜都写小说(林白、李逊前期也写诗)。所谓小团伙，无非日常生活猩猩相惜，文学追求志同道合。他们几位在那个阶段其实都写出了很不错的作品。张仁胜获了国际青年小说奖，林白迄今最好的中篇《回廊之椅》她人在广西时已发表，她最有代表性的中篇《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也已出笼，这篇东西是她的长篇《一个人的战争》的雏形，中篇是长篇的精髓，长篇是中篇的展开。尽管她的小说发在很有影响的杂志上，而那时候她未去北京，所以没有一个批评家认识到她小说的价值。李逊受李陀赞赏并推出的小说，在当时所体现的先锋性，与当下鬼子们的小说在国内的格局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90年代广西小说家异军突起，除了个人的才华，不能否认生逢其时的走运。除了大的发表环境的改善，本省文学界对他们的扶植不遗余力，个人的机遇也很好。而80年代隔三岔五“清污”、“反自由化”，作品发发停停，形成不了气场，最后好不容易眼看突围成功在即，却功败垂成。87年《人民文学》一二期合刊因马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被停刊整顿，作为第三期头条的梅帅元的中篇《红水河》无辜被连累，已三校完毕的稿子被紧急撤换，《上海文学》则一口气拉下李逊的五个短篇，本来是打算集束推出的。这种突兀的毁灭性打击使他们元气大伤，待来年再次准备冲刺，又遭遇另一场更大的风波，只好作鸟兽散。令人感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鬼子其实早在80年代中后期就发表小说，有的绝不亚于他本人90年代的作品，我的话想必他能理解。
　

三

    《自行车》群体中有两个人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个是菡子，另一个是戈鱼。很遗憾直至今日我无缘与他们谋面。
    我不相信天才之说，我一再目睹残酷的现实生活把一个个有才华的人毁灭掉。菡子的诗有一种忧郁而透亮的质地。他的每一首诗，都是白天在地里劳作过后，夜里用长满茧子的粗大的手写下的。这不是我的想象，是他在信里的描述。他年龄并不大，可生在桂北农村，结婚过早，已有两个孩子，他必须尽一个农民父亲的责任。他在《诗歌报》发过不少诗作，我也尽力给他发诗，因为诗歌微薄的稿酬对他有意义，我甚至给他寄过稿纸。从一开始我和非亚都知道我们无力挽救他的命运，虽然他比许多人天生更有写诗的才华，但他注定是失败者，生存的压力最终把他生命中的艺术水分一点一点榨干。戈鱼同样是《自行车》诗群的佼佼者,他的情况在安石榴的记述已有详细交代，我无需赘言。我唯一能够给他的精神支持，是96年和温远辉编《90年代实力诗人诗选》时收录了他的诗，广西只选了他和非亚。那本书漓江社拖了三年才出版，好些90年代中后期才亮相的诗人却无法补进去。他下岗后给我来过信，问我能否在广东给他找份工作。他没有文凭，也没有在媒体干过，我实在无能为力。我给他回信说在商业社会跟人介绍他的诗很好，是无法替他谋到饭碗的。我不知道我的信对困顿的他是否又是一次打击。
91年离开广西两年后，我出差回到南宁，非亚召集邕城的《自行车》同仁聚会，恰好新的一期《自行车》出刊，便美其名曰举办“《自行车》第三期出版之夜”活动。沈奇那时住在西园，在他朋友的房地产公司帮忙，正野心勃勃，盘算着挣一笔大钱。我邀请他和我一道前往，一路上他兴致很高，侃侃而谈，计划将来拿到几百万后资助《自行车》。我们来到非亚单位——广西综合设计院的楼下，跟大家汇合，上楼进到一间灯火通明的小会议室。当晚见到吴小军、格真、蓝文、周永靖、白水寒、阿权等人，有的我第一次见面，也有的是老朋友。而格真我当年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没写诗，所以也不叫格真。她最初的作品是我给她用真名发的，想不到才两年，她就成了《自行车》的主力。可惜那年头还没有人发明“美女作家”称号，不然像她这样在省杂技团出来的女孩肯定大红大紫，也带动《自行车》更火一把。这次活动没有主题，随意交流，说说笑笑，气氛很融洽。
    大约刚过十点，一声断喝，进来一个四十出头的人，态度极不友好，非亚想上去解释，我们才知道那人是他的领导，但似乎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只好悻悻然散伙。本来还可以成群结伙找个地方吃宵夜，坏了心情，于是各奔东西。
    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自行车》活动，“聚会因受意外驱赶而停止”，原因不清楚。可能是因为政治，可能是因为诗歌，也可能什么也不因为，总之，被迫中断的活动，象征着《自行车》的命运：以失败告终。
    菡子、戈鱼、《自行车》……无疑是失败者。然而，难道成功是一个诗人写作的最终目标吗？
那个清凉如水的夏夜，剩下我和格真同路，沿着民族大道向北行驶。这是南宁最宽敞笔直的大道。我不由得想起两年前的夜晚，一辆行动着的《自行车》悄然上路。此刻，我并未预感到它会在一年后停刊。
    在十字路口，我和格真分手，看着她和她的自行车渐渐消失在最黑暗的深处，这是《自行车》留给我的最后的记忆。

　

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