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间代”诗人集体亮相的《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所选诗人，只要是出生于60年到69年这一时间段，不分诗歌的创作理念、审美取向、艺术形式和语言风格，来了个大杂烩。就像一把伞想遮蔽所有的行人躲雨而无奈，必然有很多人被拥进或被挤出一样，“中间代”的命名因缺少诗学本质的含义，而显得漏洞百出，毫无意义与价值。
本来一个诗歌流派或者群体，如果仅仅从年龄上划分，就非常不确切。特别像“中间代”这样的划分方法，因为每一个十年都可以成为其他两个年代的“中间代”，五十年代可以成为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中间代，六十年代可以成为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中间代，七十年代可以成为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中间代……如此类推，以致无穷。任何一个十年，就既是其他年代的“中间代”，又是其他年代的一个“边缘地”。所谓以十年年为界的、真正严格意义的“中间代”是不存在的。虽然提出者以为，“中间代”现在提出了，以后的任何一个十年就不可能再提出，也不可能成为“中间代”了，“中间代”是不是无穷的，而是唯一的。在我看来，组的辩驳是孱弱而无力的。事实的存在比语言更有力地说明以年代划分的不合理和茫然。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对入选诗人的出生时间进行统计后发现，从60年的莫非开始到69年的朱朱等收束，六十年代每一年出生的诗人，《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都有入选者，王韵明、西渡、臧棣、树才、伊沙、侯马、周瓒、马永波、非亚、森子、蓝蓝、赵丽华、安琪……退一步来看，即使“中间代”的命名勉强可以说得过去，能够与“第三代”、“70后”鼎足而立。那么，当我把“中间代”和“第三代”、“70后”比喻为一个等边三角形，就发现属于“中间代”的这条边明显地与其他两边不相等。因为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开始写诗，创作成熟于九十年代，而且与“中间代”毫无瓜葛、属于“第三代”、“他们”、“莽汉”、“非非”而无法纳入其中的诗人有很多——如吕德安（60年）、韩东（61年）、庞培、张枣（62年）、西川、刘继明、李亚伟、李元胜（63年）、海子（64年）、张执浩（65年）、吴晨骏（66年）、朱文、沉河（67年）、宇龙、（68年）、小引（69年）……，他们中有“第三代”诗歌的中坚力量；诗歌思潮或运动的代表人物；新诗学观念的倡导者；独领风骚的优秀诗人，具有独特审美追求的民间刊物的主办者……如果纳入他们，“中间代”的命名是杂糅而混乱的。如果不纳入，“中间代”（少数诗人例外）恰恰是他们共存于同一时段，同一地域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无名者、忽略者、弱者。如果推理不幸成立，那么，所谓的“中间代”岂不成为一个当下诗歌弱势群体的大联盟？那就成了进入“中间代”的必须是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开始写诗，在九十年代尚未成名、尚未贡献他们优秀诗歌作品的诗人？这倒让我想起了唐、宋诗词研究中的一个现象：李白、杜甫、李贺、苏轼、黄庭坚都刨到犄角旮旯了，二流诗人研究得差不多了，三流诗人也大致梳理过了，研究如何进行？去寻找当年不入流的诗人去进行挖掘、整理，为他们做年谱，写传记。文学历史大浪淘沙，当年都没有痕迹的诗人，今天的研究价值何在？同理，把一些本来就被当时的诗歌运动、思潮淘汰出局的诗人，重新汇聚起来，编织成一个“中间代”，既没有诗歌审美的创新，也没有诗学意义的创造，更没有诗歌艺术形式的新探索，这样的命名在我看来是没有审美价值与诗学意义的。
从《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入选作品来看，几乎囊括了当下不同的诗学理念，不同诗歌艺术形式，不同审美追求的诗歌作者——“知识分子”写作的西渡、臧棣、桑克；“口语诗歌”的伊沙、徐江、侯马；曾经是“他们”诗歌成员的朱朱；受到西方诗歌影响极大的树才、马永波；民间诗歌刊物的主编森子、老刀……
“第三代”所以被称为诗歌运动，是因为他们提出了
“诗到语言为止”、“拒绝隐喻”以及“诗歌最重要的是语感”等极富创见的诗歌观念。如果说“中间代”是一个自觉形成的诗歌运动群体，他们的主要诗歌观念是什么？“个人写作”显然不是“中间代”的专利；“记忆的诗歌叙事学”仅仅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西渡、臧棣；以反讽的口语写出时代关切的“口语诗歌”的只能是伊沙个人；徜徉于西方诗学中的东方心路只为树才诗歌所独有；用“诗歌污染城市”是世宾的行为艺术；遵循简约主义的形式但是黄梵的创作理念；谭延桐以悲天悯人的诗歌精神承接苦难；史幼波用无限重生的群像返照万物……举了如此之多的例子，而每一种诗歌写作都属于极少数人或者诗人个体，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走向。任何一、两种诗歌写作理念、方法、形式，都无法使“中间代”的诗人共同遵守、操持，“知识分子”+“口语诗歌”，或者宗教意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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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都无法涵盖“中间代”全部的诗歌创作。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1827年）统领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新时期韩少功的《文学的根》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那么一篇《中间代：是时候了！》并没有阐明“中间代”的文学观点、诗歌主张、美学原则。或者有人会说，“中间代”强调的就是多元化，实验性，探索性，可是别忘记，一个诗歌的群体，诗歌的运动，没有了诗歌本质的介定，抽离了对于诗歌的诗学考索，审美价值的追求，就犹如一个人给抽去了脊椎骨，像一滩萎地的肉泥一样，如果“中间代”诗歌没有了支撑的骨骼，那它又如何去连接它自以为的两头——第三代和七零后？如果连一个连接的作用都起不到，那它存在的意义何在？
一个文学运动或者群体，不管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总有它的代表作家或者说领军人物。有它的代表作品。小说如此，诗歌亦然。提起德国的“狂飙突进”，就想起歌德和他的《浮士德》，席勒的《阴谋与爱情》；谈到“垮掉的一代”，绝不可绕过艾伦·金斯博格与他的《嚎叫》；说起俄罗斯的“白银时代”，必然与曼德尔斯塔姆《火与冰的泪水》、索菲娅·巴尔诺克的《皮埃里亚的玫瑰》相连；“朦胧诗”有舒婷的《双桅船》，顾城的《弧线》；“第三代诗歌”运动有韩东的《关于大雁塔》、《你家过大海》，于坚的《作品89号》；“知识分子”写作有王家新和他的《帕斯捷尔那克》以及欧阳江河、西川、西渡、臧棣等一批诗人；“非非主义”有周伦佑、蓝马；“莽汉诗歌”有李亚伟、马松；“口语诗歌”有伊沙、侯马、徐江；倾向诗歌有陈东东；“下半身”有沈浩波、尹丽川……而中间代呢？谁是“中间代的代表诗人？什么是“中间代”
有价值意义的诗学界说？有更新创意的诗歌观念？有独特追求的诗歌审美创造？有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界说、更新、追求是可以包容涵盖这个群体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可惜回答是“没有”，“找不到”。……而中间代呢？什么是“中间代”
有价值意义的诗学界说；有诗歌观念的更新创意；有诗歌审美创造的独特追求；有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界说、更新、追求是可以包容涵盖这个群体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可惜回答是“没有”，“找不到”。虽然在《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中选出了那么多诗人和作品，却没有一个或者几个人可以作为它的领头羊。西渡、臧棣显然不是代表；朱朱、树才不是代表，伊沙、徐江、侯马不是代表，安琪自己可以代表吗？她的诗歌只属于她自己，恐怕更不足以代表“中间代”。当中间代的绳圈大张旗鼓而不是悄悄拉起的时候，我不同意敬文东将“‘忍受’夸大为所谓‘中间代’诗人的第一个诗学核心”的说法。因为“忍受”与“伤感”并不能成为中间代的整体诗学美学风格。因为马永波的感伤是属于他个体的而非群体的。他的“忍受意味着诗人既看清了事境的真相，也对事境真相表示了宽容和善意；忍受意味着它既是描述的（即灵魂的现象学），也是解释的（即灵魂的解释学），但决不是将事境拔高到过分的程度。”本来“知识分子写作”强调的就是这个“个人”，它所维护的就是个人的尊严、自由并以此赢回被体制践踏、被民间抛弃的人性。马永波的诗歌是带有特别强烈的知识分子意味的写作。但他也不是“中间代”的代表诗人。安琪指出：“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诗歌时代，中间代是回首性质、盘点性质的，它是先有成熟的个体，再有统一的命名。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学理念和自己的诗歌审美取向。中间代并不想也无法化零为整，它尊重每一个体，它只是用一个概念把大家的诗歌观念重新“发表”了一遍
。”“应该可以看到入选中间代选本的99%的诗人完全称得上优秀，他们谁都能够代表中间代，谁都可以领军中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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