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与中国晚近历史的阶段性相关（每一个阶段总会出现新的图腾和新的折腾），在当代中国文学评论界和出版界，代际划分一直是一种惯用的和有效的分类法则和切入角度（历史和年龄已经先期和潜在地划出一些分界线了）。但奇怪的是，在小说界、散文界、学术界乃至美术界和电影界的新生代出笼以后很久，早已登台亮相并日益在90年代以降的中国诗界占据重要位置、拥有绝对份额、扮演主力角色的60年代出生的诗人们，却一直还是"妾身未分明"，他们多半是作为单个的诗人，或者一小撮风格相近的诗人群体被提及，被议论，这当然是个遗憾。

现在，由黄礼孩、安琪主编的一本装帧精美、分量厚重的《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诗歌与人》第三期）首次把他们集结在一起，并赋予他们一个崭新的命名----中间代。 这一命名是适当其时又意味深长的。它中性的、宽泛的、富于弹性的外延包容和覆盖了几乎所有的60年代出生的诗人（这些人业已构成谁也不敢、谁也不能小觑的力量）。这一命名至少给他们提供了一种自我指涉的可能性，一个尚待填充的想象空间，一个可以用来自怜或者自恋的修饰定语，也许，往大里说，还给他们强加了一种历史使命感（好在他们已经被授予好多次不同的历史使命感了，再来一次也无所谓），这肯定会激活或引发种种或新或旧的自我定位狂热（但愿吧，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总会安心些）。

命名，即是用语言去制造现实，这是诗人的常识，也是评论家的常识。至于它制造的现实是否有悖初衷则另当别论。其次，这一命名的好处还在于它可以给60年代人中那些相对不太有名、不太重要因而也就不太自信的诗人们提供一种跻身大彪人马里面的归属感和庇护感（组织和单位仍然是重要的）。其三，它给那些热衷于宏观把握，擅长于贴标签的评论家准备了一个结实、管用、容量可观的大筐（这些智商有限的人想必会窃喜：这下简单了），最后，它也可以给那些比较外行却又喜欢说三道四的读者一个方便的说辞或遁辞，他们可以用一句中间代嘛，取消并打发掉阅读中很多令人头疼的问题。 

中间代的说法的合理性是，60年代人确实有不少共性。诚然，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但时代总要给时代中的人打下烙印和戳记。在中国，情况更是如此。中间代诗人的成长史上，预先设置的革命家氛围和以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商业化浪潮，把他们置于一种上挤下压的尴尬处境（人们每每用夹缝中的一代来形容），而大一统体制里阅读时尚乃至写作范式的长期无形熏染，也是一种很难摆脱的宿命般的限定，前期朦胧诗的影响以及伴生的影响的焦虑，目下更年轻一代诗人更轻松的网络诗歌的大面积崛起，几乎构成了他们共同的精神背景，这样，他们想必会有一种血缘和家族的近似性和亲和力，我想，这大概就是这一命名的合法性基础。 要说清中间代是什么好像很不容易，要说它不是什么倒是容易的多。我们也无须去进行与鲁迅先生的中间物概念的复杂联想，采用一般归谬推理就能大致体会它的涵义，诸如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诸如不三不四，不伦不类；诸如不够深刻也不够浅薄，不够执着也不够机会主义等等，但又与传统文化中的安详到死亡状态的“允执厥中”无干，毋宁说，它指代的可能是相反的焦灼、冲突、茫然和困惑的精神境况。于诗而言，中间代这种情形，未尝不是一个歪打正着的有利契机，因为诗天然地与对自我的寻找和认同有关，与对周遭环境的追问和考察有关，与内心的痛楚有关。有人把60年代出生的这些感觉不适却又病因不明、无根基亦无归宿，缺少朋友甚至也没有像样对手的人们称作精神上的漂泊者，他们的文化身份有待确定，他们的整体形象尚未完成。为了修补破碎的灵魂，为了缓解外在的压力，诗歌涌现了，这既出于自然也出于必然。这是我们理解中间代诗歌的一个起码判断。 但是，在划定中间代的有效范围之后，我更想指出这一命名的潜在危险，即它可能掩盖了另外一些重要的方面，甚至是根本的一些方面。在诗歌写作中，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也许正是诗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挣脱和超越这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间代的命名取向，更多的是社会学的而非诗学的，它忽略了这一概念下巨大的分延和差异。尽管中间代诗人有太多的共性，但他们的特性可能同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而我们必须记住，不是同质性和普遍性，而是异质性和特殊性造就和决定了诗和诗人。

中间代诗人中，每个人特殊的生存境遇和内心冲突、每个人特定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履历，每个人隐密的文学传乘和大师谱系，以及由此而来的感应方式和写作偏好，每个人的语言策略和风格样式，都是各不相同并一直处于分歧和争执之中。因此，所有试图概括中间代诗人的统一特点、统一倾向和统一风格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他们在诗学上的定义就是不可定义。中间代这一概念也许只是使他们意识到与自身不同、拥有另外的追求和品位，甚至与自己构成反题的那些同时代人的存在，意识到他们共同处于一个更广阔的诗歌版图中。事实上，这些差异也会给他们提供反向的刺激，这种影响甚至会比来自相同倾向的诗人的影响更为强烈。中间代诗人的希望正蕴含在这种不同诗歌理想和实践的冲突、碰撞和融合之中，虽然诗歌是个人的、独自的事业，他们需要相忘于江湖，但前提大概正是，他们先得相望于江湖。 

在诗歌评论中，对大概念的谈论多半是吃力不讨好的。一种说法总会遗漏另外一些说法，一种视点也总会遮蔽其他的视点。也许只有进入中间代的内部，把他们还原成一个个具体的诗人和作品，我们才能获得一些感性的、因而也是可靠的认识。 从个人趣味而言，我自己更喜欢被伊沙称作新世代的那些诗人。这当然因为我们是朋友，但成年的友谊正基于对工作的相近理解和相近方式。伊沙式的天花乱坠是大家所熟悉的，但不知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也是伊沙式的世界观：“我爱这城市/这是我的兄弟们操人的城市/也是我的女人们挨操的城市/我爱这公平合理的城市/这一天/当我在地下通道里为你弹唱/我的头上/是一万架轰炸机/飞过的隆隆巨响”。如何处理与现实的关系，这始终是中国诗人的首要问题。拒绝或逃避，差不多也就是席见的积极或消极浪漫主义的基础。伊沙在这里显示的是另一种先坦然接纳和认可现实，不管它是多么令人难以下咽，长驱直入到黑暗的核心，再从内部进行颠覆，在我看来，这是最为强健的介入策略。中间代诗人注定要在反叛和突围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但这必须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两个向度同时进行，所以，解构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解构其实就是建构：“他索性抓起梳子/没命地梳啊--/那头顶上没有的”。这是一种在无意义中创造出意义的大智大勇。侯马呈现的则是他特有的标识性的敏感和锐利：“天上飘着新雪/地上堆着脏雪/她热爱这漫天的雪花/也心痛两只光洁的脚丫”。正是这种发现使诗和诗人成立。

而徐江的诗混合了悲哀、孤寂、对华丽下的荒凉的洞彻：“雾把窗帘后我孤独的脸遮没，朋友你只听到了我放松平常的声音/如果这时你想哭，但你还是不要哭/因为雾在这片土地上，会散的”。有着类似心境的人，我想难免会被触动和感染吧，这些诗正包含了我所理解的某种60年代气质。 

臧棣曾经称诗为特殊的知识，的确，他代表了另外一路被叫作学院派的诗歌倾向。如果我方才提到的新世代诗人致力与敞开，那学院派似乎可以说成是善于藏匿：“这里面倒是包含着精确的迟疑/但却不便像柑橘似的剥给你看”。经过他们的互相解释，我发现这确实是深藏意味的诗，这种需要注解和破译的诗确实是有难度的，但不是灵魂的难度，而是某种技术的难度。一种类乎修辞技巧、智力测验、相关背景资料的综合。我的一个偏见是诗应诉诸人的直觉和感应力。如果诗歌有技术，这种技术应该是不露痕迹的。臧棣等人的诗令我迷惑，感觉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所做的，不过是挪动了一下/它们的位置，至于它们的本性/则丝毫没有改变”。这不是艾略特所谓的的“躲避情感”，而好像是缺乏情感。 古马的诗更多地让我们感觉到与传统诗人和诗歌传统的密切关联，也更接近一般人心目中的纯诗标准，即借助通灵术，穿越世间万有并寻找和建立其中的神秘联系，使诗歌获得一个飞翔的、超现实主义的高度：“鹞子冲天/天下嘛，白日梦里一个小小的村庄”。这是一种持续了很久、可能性已行将耗尽的写作，诗人不得不在民谣和古典之间，在惯例的极限处，对词性的效果、色彩和承载力进行测量：“一根枯树枝上倒挂的蝙蝠/有着和花一样红的血/尽管它是黑色的神秘的果实”。树才发现：“这已不是以诗人为骄傲的时代/钟声提示我：生活不在此地/墓地外的街道才流淌着生活/吵闹，商业，恋爱，妄想……”因此诗性注定是悲凉的。王明韵意识到：“我几乎是带着全部的错误前来赴约的/在这伤心花园，来到枯死的/蝴蝶的翅膀上做梦”。而岩鹰确信：“一场大雪，并不能/把一只乌鸦染白/一只乌鸦更可能把一场大雪/染黑”。这当然是对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的克服，仍在抒情，但自我已隐蔽，书写自然，但已与自然无关。这是虚构的家园，心智的风景。诗人们微弱而充满尊严的声音，让我们相信，仍然足以抗衡世界的喧嚣。 女诗人是需要另外论证的。这虽然在政治上不正确，但在诗歌分析中，往往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解读角度。女诗人的天生优势在于她们更容易蔑视成规，从而享有越界的自由特权。这样也就经常能为诗界提供新的灵感和语气。赵丽华的轻声独白是建立在这样自足的个人感觉之上的：“我想我的爱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爱人/他肯定是最好的爱人/一来他本身就是最好的/二来他对我是最好的/我这么想着想着/就睡着了”。而跟她的安静澄澈相反，安琪的矛盾和混乱，则指向另一种真实：“我被吓住的声音听到了灵魂的沙堆上的残阳/募捐关于迷糊的爱和激情/一段十年前的光线正在变淡/我的同学，我们的悲凉！”在这些急促的、难以索解的语词挥霍中，我们既感到她灵魂的紧张，也体会到时代的激荡。贾薇的诗轻松、自然，有一种脱口而出的说唱感：“夏天一到/蚊子来了/附近有菜地/附近有水塘/蚊子飞进来/听音乐/爬墙/飞东飞西”。这里有一种不须训练的四两拨千斤的才智，而她笔下的许多色情场景竟也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明媚。杨黎发明的一条原则是诗是废话，我不妨再补充谈诗也是不正经的话、怪话、俏皮话，现在，能够震撼我们的，可能就是这些了。我在这里抽取和议论的诗人，只是中间代里的一小部分，我只是想指出我感到的一些特征。谁能够说得清整体呢？它的千差万别，它的互相消解，它无法概括的丰富性。但马策的这首诗可以看作是他们的写照：“花朵啊，你为什么说开就开了/已没有人能阻止你走向凋落/就像没有人可以赶着你回到花骨朵/你说开就开了，多么好看啊：必然的花朵”。 中间代只是一个说法，说法有时侯并不重要。诗人汗漫说得好：“类似于蝴蝶，它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被人定为蝴蝶，更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构造和飞翔原理，惟一的任务就是：飞。”中间代诗人，也就是不太年轻的人，有了些经验的人，没有成名也大概混了个脸熟的人，即便是生人，也肯定经过数年默默历练。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继续写下去。是惯性的、维持身份的写作，还是必须的、情感饱满的、有话可说和有话要说的写作。另外，中间代诗人其实还在发展和变化中，远未完成和定型。

所以，我们先也不必忙着排列座位和分配福利。毫无疑问，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将进入经典作家行列，而大多数人则同从前的以后的许多同行一道，湮没在无边的黑暗，成为诗歌和历史的祭品。惟一可以告慰的无非是：自己曾经写过。好在这一切最后都由时间说了算，我也就可以闭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