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第三代、’70后和中间代的诗歌进行一个梳理与评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众多的可能涉及的诗歌作品中隐藏着极为可怕的暗礁，梳理者在阅读或者点评这些作品时极有可能被这些暗礁撞得粉身碎骨。但是，既然梳理者已经出发，他就没有理由再回头了，同样也没有理由为自己辩护，他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梳理者不学无术，几乎没有办法为这篇文章找一个合适而响亮的名字。他只好希望能借用一下德里达的一本书名——《声音与现象》作为标题了，不管这是否侵犯了德里达先生的知识产权。副题给出了该文的写作方式——泛谈，也就是泛泛而谈之意，是不专业的、不深入的说一说而已。

    首先从命名谈起。第三代、’70后和中间代作为当代中国诗歌三种类型的创作集体被命名被渲染从而在文坛上获取其应有的位置是对当下诗歌创作的一种肯定，这一点勿容置疑。诗歌创作者被命名并不是件坏事，它容易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以至于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的状况。但被命名也并不是什么幸事，因为诗歌艺术本身就是诗歌，没有其他。而这些命名更像（或者说本身就是）一场场运动，甚至是一次次暴力革命，说白了，它们只是一些文学活动。我们清醒地知道文学活动永远不是文学的核心，而仅仅是它最不起眼的一件外套，一件可有可无的衣服。文学的内核只能是作品的艺术价值，没有其他任何代替物。从这一层面来考虑，命名几乎对诗歌本身毫无意义。
 
    进一步讲，甚至这些命名也是不确切的，用老套的话说有点像集体无意识。因为诗歌呈现的主要是个体身上存在的独特的东西——每一个不同诗作者的体验、感悟、语感以及记忆等。这样命名的结果对于诗人也是不公平的。这三种群体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众多不同品质的诗人被装在同一坛酒罐里被人饮用，对于绝大多数饮用者（也就是读者）来说，他们品评不出哪些是正宗的醇酿哪些是劣质的老白干哪些是工业酒精兑制品，从客观上讲，这容易埋没优秀的有特质的诗人，也容易让南郭先生们悠闲自在地滥竽充数。
 
    其次要说明的是“两个我”的问题。梳理者将要涉及大量的诗人，他在这里先对这些诗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没有提及的诗人或作品表示歉意。他不想贬损谁，也不想抬举谁。就像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样：每个写作者其实都是两个人，博尔赫斯也有两个；梳理者认为每个诗人都是有“两个我”所组成的，一个是诗歌艺术中的“我”，一个是物质生活中的“我”。梳理者涉及到的诗人只能是诗歌艺术中的诗人，因为他只能从作品中看到诗人的存在，只能是诗歌中的那一位，而跟物质生活中的那个人是毫无关联的。
 
    我们明白，这篇文章不会改变任何诗人的命运，也不会对他及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有任何影响。这一切不是梳理者说了算的，也不是命名本身可以解决的，正像所罗门王在《传道书》中所言：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劳碌无益。

    由于’70后诗歌群体的迅速崛起，他们吵杂的声音响遍大江南北，第三代诗歌似乎已被人们淡忘，很多年轻的诗人（大约是1976年以后出生的人）甚至连第三代为何物都不知晓了。但是，我们只要列举几个诗人的名字，如韩东、西川、于坚、鲁羊、小海、何小竹、杨黎等，我们就会在一瞬间明白“第三代”这个词语所蕴涵的巨大力量。

    谈及第三代诗歌，就首先得交代一下“第三代前”的诗歌状况。在第三代之前，应该提及的词语分别是朦胧诗和《今天》。朦胧诗是发起于最为阴暗的年代（20世纪70年代）的北京诗歌群体，他们的诗人与诗歌是当时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化领域里的先驱，虽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作品，但其社会意义不容忽视。70年代末，有一本印刷粗糙、设计简单的小册子在诗人们和诗歌爱好者中间广泛流传，并产生了较为久远的影响。这本小册子就叫《今天》，是一本民间的诗歌刊物。在这本简陋的小册子周围聚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和最有才华的诗人，这些诗人主要有：食指、北岛、多多、芒克、江河、杨炼、严力、田晓青、顾城、舒婷等。但是后来其中的大部分诗人流亡国外，一部分人安居乐业，一部分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还有一部分人现在已经大红大紫了。
 
    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稍后被命名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在中国兴起，其时的民间文学社团（主要是诗歌团体）遍布全国，流派众多，旗帜林立，其普及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比较重要的社团或流派有“非非”、“他们”、“整体主义”、“莽汉主义”、“汉诗”、“海上诗群”、“大学生诗派”以及稍后集合在《南方诗志》和《倾向》周围的一些诗人。1985年3月，南京的《他们》；1985年6月，重庆的《大学生诗报》；1986年，成都的《非非》和“莽汉”、上海的《上海》……这些团体几乎像在一夜间就登陆的集团军，迅速地占领了当时全国的诗歌阵地（当然是地下的），经历过那一时期的诗人回忆起那段时光，就会情不自禁地沉浸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美妙情景中去。让我们看一段当年刊登在《大学生诗报》上的几句话吧：

    我们是第三代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末期，有历史的觉醒感。引进西方，增加了觉醒之后的认识，纵横复杂的思想结构了这一代人心理素质，观点不像现代派那样有重压后的偏激，也不像传统派那样。 不客气地说，思想陈腐、诗歌观念老化的编辑老爷们像一头头拦路虎，是中国诗歌的一大敌人。

    多么振奋人心啊，在今天看来，这些宣言也不失其鼓动人心、激发斗志之功效。在那时，这更是难能可贵了，其反叛精神不亚于90年代出现的王小波和他的小说。第三代诗人于坚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无不自豪（也有夸大其辞之嫌）地宣称：“第三代诗歌。本世纪最重要的诗歌运动。其意义只有胡适们当年的白话诗运动可以相提并论。”第三代诗人韩东这样评价第三代诗歌运动：“论及八十年代的诗歌和文学，如果没有上述的民间文学运动，没有与这一运动相伴而生的民间文学刊物、流派以及为此写作的诗人作家，我们只会堕入一片虚妄。”
 
    第三代诗歌不像现在的’70后——带有更多的人为炒作的成分才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们靠的是实力，是作品。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当时的作品吧！《他们》第一期，《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作品39号》、《父亲和我》等诗均在其中；1986年《非非》，有周伦佑的《第三诗界》，杨黎的《高处》、《怪客》，蓝马的《新文化诞生的前兆》等。第三代诗歌运动中还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拒绝隐喻”以及“诗歌最重要的是语感”等极富创见的诗歌观念。
 
    如果说我们能够接受“第三代”这一命名的话，我们就可以毫不含糊地赞扬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梳理者认为：第三代最大的贡献在于它贡献了人，贡献当代中国最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比如诗人于坚、何小竹、欧阳江河、小海、吕德安、于小韦、杨黎、杨克等，由优秀诗人转化为实力派诗人小说家的韩东、鲁羊、朱文等。可以这样说，第三代正在构筑中国当代文学的新帝国。

    科技日新月异，网络正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当世界都沉湎于网络之时，诗人们也不例外，尤其是年轻的诗人，他们对网络抱有多大的梦想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通过诗歌网站、论坛和网上诗歌刊物发表他们的作品、争论各式人等的长短、互相交流（包括口水仗和吹捧）。

    现今绝大多数的诗歌都在网上，而且这里包含着数量相当的优秀诗篇。从这方面讲，网络诗歌这一提法是成立的。网络诗歌大有铺天盖地之势，据说网上的诗歌网站和论坛有数百家。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诗歌的读者增加了，而是恰恰相反，只能说明读诗的人越来越少了。荷尔德林的那句老话又无不嘲讽地回旋在我们的耳畔：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也许，在我们的时代，诗人只能自娱自乐，我们的诗歌在网上流布的事实说明了我们只是诗歌的自娱自乐者而已。
    正是这些自娱自乐者不想自娱自乐了，他们需要发出声响，以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需要扯起大旗，让人们侧目而视。’70后的概念终于应运而生了。这些年轻人深谙“眼球经济”的原理，他们把这种极其奏效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转化为他们自身的生产力，他们打造了“眼球诗歌”。
    ’70后出生的诗人主要生存空间在于他们建立的部分民刊和不计其数的文学网刊及诗歌论坛。民刊如深圳的《外遇》，北京的《观念》、《朋友们》，西安的《七十年代》，山东的《声音》，重庆的《界限》，广东的《诗文本》、《诗歌与人》，南京的《中间》，贵州的《零点》和黑龙江的《东北亚诗刊》等；网刊或论坛如《诗江湖》、《诗生活》、《东北亚》、《终点》、《扬子鳄》、《南京评论》和《第三说》等。

    ’70后的概念早即有之，活动从1998年就有所开展。但真正被人们认识和接受应该从《诗歌与人》出版’70后诗人专辑算起。广东诗人黄礼孩在这场运动中功不可没，他担当了类似于陈胜吴广一样的角色。他本人对’70后的热情和赞许可以从他的话中知道，他说：“2000年以《诗歌与人》为阵地，’70后诗歌写作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诗歌与人》因为在这场运动中担任了一种载体的角色，而被誉为‘70年代出生诗人崛起的标志’。这是《诗歌与人》的大幸，更是整个’70后诗歌写作的荣誉。” 2001年《’70后诗人诗选》的公开出版正式标志着’70后诗人登上了中国诗坛。该书的封底用极其夸张而富煽动性的话来标榜自我：一个时代的诗歌演义/一个时代的诗歌出场/一个时代的诗歌浪潮。但是我们悲哀地看到，在这本厚厚的《’70后诗人诗选》中并没有什么出色的作品，在那长长的’70后诗人名单中并没有什么成熟的诗人，虽然他们各有特点。但转念一想，有特点就是有希望，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将成长为21世纪中国最为出色的诗人。梳理者愿意提及这些各有特点的’70后诗人的名字，他们是：游太平、余丛、李樯、于志贞、阿翔、李师江、刘春、朱庆和、符马活、黄金明、林苑中、朵渔、安石榴、潘漠子等。当然还有一些优秀的’70后诗人没有参加这一活动，他们以及其优秀作品相对是隐匿的，他们没有出现在这个诗选中。他们有中指、乌青、竖、离、臧北等。
 
    有评论认为’70后诗歌的两大弊病分别是“日常主义”和“口语话”。梳理者也基本认同这一观点。但是，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那就是与其把“日常主义”和“口语话”看成他们的弊病，还不如说“日常主义”和“口语话”仅仅是一套工具，是双刃剑，是他们自己用不好这剑而伤了自己的。“日常主义”和“口语话”本身并不是坏东西，它们帮助’70后的诗人凸现了70年代这一代人的各式各样的精神面貌，包括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困惑、他们的身体、他们的沉思，甚至还有他们的名利欲和性欲。在这一点上，’70后的诗歌是真实的，记录了他们这代人的呼喊和挣扎、放纵和彷徨，反映了70后出生的这代年轻人的所思所想所为。通过作品反映创作者所代表的人群的生存状态，这可以说也是文学的主要功效之一，’70后诗歌在这一方面是很成功的。

    ’70后诗人大多数是作为反叛者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自称是丧失理想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他们的诗作解构了生活的每一个边边角角。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堪与王小波现象、王朔现象相提并论，但是他们群体的人数众多和诗作数量的繁多并没有掩饰他们的贫乏和苍白。
 
    ’70后的诗人是敏感的，他们对各种新兴的事物都非常敏感。敏感也正是文学创作的最优秀的品质。但是，’70代诗人的敏感过了头，变成了体验物质生活的奴隶，任何东西，不管它是否有意义，是否有价值，他们都会深陷其中，尔后这些东西都会被他们写入最为古老和最为高贵的艺术样式——诗歌中去的。从反面来看，他们事实上已经丧失了敏感。对什么事物都敏感，不就意味着对什么事物都不敏感吗？
    梳理者在翻阅资料的时候阅读到马策的一篇文章，叫《诗歌之死》。梳理者私下里认为，如果有读者想更深入地更全面地理解’70后及其诗歌的话，他建议你们去读一读这篇佳作。

    在梳理者的案头摆着两本书，一本是《’70后诗人诗选》，一本是《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如果是出于自愿的话，梳理者更愿意翻一翻后者。
 
    我们首先要问：哪些人是中间代？何为中间代？还是看看纲领性文件吧，安琪在《中间代：是时候了！》中说：“中间代诗人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诗歌起步于八十年代，诗写成熟于九十年代，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与第三代诗人几乎是并肩而行的。”她进一步解释为何用“中间”这一词：“一、积淀在两代人中间；二、是当下中国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它所暗含的第三种意义是：诗歌，作为呈现或披露或征服生活的一种样式，有赖于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摒弃狭隘、腐朽、自杀性的围追堵截，实现诗人与诗人的天下大同，有如麦克利什描写的：‘像一只浑圆的果实’，‘像群鸟飞翔’。”中间代诗人黄梵谈到中间代的存在状况时这样写道：“的确，我们的绝望都达到了同样深远的程度，都不甘让诗歌落入俗套，都知道在个人掌握之外，存在着一个更为智慧、普遍的诗歌力量，为什么偏偏又被‘运动’、观念阻隔？当诗歌在某一瞬间扩展我们对自由、幻想的意识，提示心灵的迷乱和忧患，谁会在乎它来自哪个流派？‘中间代’似乎反映出这种矫正的理想。”

    安琪的说法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事实上呢，中间代诗人是尴尬的一代，是夹缝中生存的一代。他们没有第三代这响亮的名号，也没有’70后这集体大舞台。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有了归宿，但这些中间代诗人们其时还没有这个标签，他们必定要寻找自己位置。我们普遍认为，中间代的出现是以黄礼孩、安琪主编的《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为标志的。其实我们不难看出，这本书的运作以及相关中间代概念的提出主要由中间代诗人自身来完成的。
 
    不管中间代这一概念是否有炒作的成分，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中间代诗人确实是一个优秀的群体。梳理者在这里想不厌其烦地尽量多地列出一些优秀的中间代诗人的名字，《诗歌与人》中的他们是：马策、黄梵、伊沙、马永波、安琪、王顺健、王明韵、路也、周瓒、李德武、沈苇、余怒、非亚、朱朱、岩鹰、哑石、树才、侯马、桑克、西渡、潘维、臧棣、谭延桐、徐江等，在这本选刊之外的中间代诗人有马铃薯兄弟、吴晨骏、刘立杆等。当然在这巨大而优秀的群体中也不乏平庸之辈。
   
    安琪阐述的中间代原理理所当然地成为《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的广告，广告文是这样的：积淀在两代人中间/当下中国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实现诗人与诗人的天下大同。安琪、黄礼孩作为诗歌出版和推动诗歌运动的优秀组织者，其能力和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能成为梳理者不发表意见的理由。他有话要说，但这里一点也不涉及对黄礼孩、安琪的任何指责，相反，梳理者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和钦佩。第一条不用说，也是成立的。第二条似乎有问题，什么叫“最可倚重”？诗歌从来就不倚重谁，诗坛是大家的诗坛，不是某一团体或某一派别的。第三条，诗人团不团结跟能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是没有关系的。广大读者和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坛不管你们诗人是否实现了天下大同，他们需要的是好作品。

    从客观上说，中间代概念的提出和中间代作品的集体展示，把中国当代一些最优秀的诗歌呈现到我们的眼前。大多数的读者对纷繁复杂的文坛没有理性的认识，他们分不清哪些作品是好的有价值的哪些是平庸的无啥意思的，他们只是通过宣传才阅读相关作品的。这样看来，中间代的出现对中国文学对广大读者而言是做了件好事。即如梳理者小标题所说的：被掩蔽的终被呈现。
    作为读者，梳理者想对中间代诗人们说：从今以后，你们可以更从容地创作了，因为我们读者已经接纳你们，你们要做的就是静心写作，为我们贡献更多更优秀的作品，我们在等待。

    最后，加几句赘言。梳理者把标题定为《声音和现象》，有以下几个意思：
    一、 第三代、’70后和中间代作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目前为止最为重要的三种诗歌现象，各自传递了这些诗人的声音，在他们的诗作中发出了这两代人（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声音。
    二、 梳理者由于斗胆造次了这三个诗歌群体、这三种诗歌现象的梳理工作，所以不免要发出一些声音，但都是对事不对人，可以说是善意的声音。
    三、 梳理者还有一个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希望中国诗坛以后不断涌现出新的声音和现象，以便繁荣我们的诗歌事业；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再出现新的声音和现象，而希望诗人更关注诗歌和艺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