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海德格尔“语言凭其给存在物的初次命名，把存在物导向语词和显现。”（见海氏《诗·语言·思》）诗学观的影响，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诗歌与世界/存在的关系，被普遍而无需质疑地理解为一种命名的美学仪式。其实，这是又一场似是而非、人云亦云时髦口水的惯性泛滥。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诗歌既不是遍尝百草的神农，也不是《尔雅》等博物志、词典或百科全书。对世界/存在核心光芒或幽暗的诗意呈现、揭示、表达，才是诗歌锋锐、坚挺的声音。如果说“命名观”只是好奇、追新、生怕落伍的诗人们只为“髦”得合“时”而抹抹口红，其实并不当真，并没有、也很难在他们的诗歌中“命”出什么“名”来，而仍然聪明地在世界/存在核心翻拱、咀嚼，其实并无真正的命名焦虑而没有打乱他们的诗性抒写的话，那么，在诗歌理论上，这种命名焦虑就直接打制出了理论创新和权利话语锋芒毕露的快利双刃。理论灵感在分享命名思想资源，开出一份又一份新视角、新界域、新阐释的新说清单的同时，一些梦想捷路成名、命名焦虑欲火中烧、试图捧出一团命名火在诗歌史上烧洞占位的人们，也在再一次心存侥幸地玩弄那些偏重现象、说法、事件的瞎了眼的诗歌史。安琪在为中间代命名时说过一句话：“礼孩和我做这本书是有野心的。”安琪的命名是否与以此“挤进诗歌史”（王家新语）的情结焦虑有关，我们暂可存而不论，不妨先看看她命名的依据，能否对她的命名构成强力支撑？她的命名能否达致对一统于她命名麾下的诗人、诗歌相对统观、有效的阐释？这种命名是带来了一种新的写作思潮、灵感、语言和方向而必需；还是并不带来写作的变数、解放，只是新一轮“圈羊”运动反带来自闭、自恋和排他的、为命名而命名的多余和险象？

    安琪为中间代命名的依据是：他们“一、积淀在两代（指第三代和70后——引者注）人中间；二、是当下中国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三、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摒弃狭隘、腐朽、自杀性的围追堵截，实现诗人与诗人的天下大同。”视觉正常、思维无疾的人一看便知，第一条纯属废话；第二条是一个可以而且应该评估的论题，但绝不是一个现成的论断，更不是一个全称判断；第三条似是而非更像一腔亢奋抒情、一帘精神想象、一派伦理按摩。人们当然要问：难道有了“中间”这个称号，无论外围或内巢，诗人们就会像铁杆袍哥团伙一样，不会“围追堵截”而“狭隘、腐朽、自杀”了吗？诗歌之为诗歌、诗人之为诗人，到底是有赖于群体性的所谓“团结”，还是更倚重于甚至与群体游离、对峙的生命/诗性个体的独立、自在和自为？其中，指望用“中间”的“灵旗”一招，就“实现诗人与诗人的天下大同”，就简直近乎弱智、高热的蠢话、昏话了。聪明、灵气如安琪却说出如此奶气十足的蠢话、昏话，可见心急火燎可以把一位诗人的心智烧灼、削弱到何等地步！没有丝毫有关诗人、诗歌写作意识、风格、方式反向描述、归纳、界定的质的规定性，竟想以一个突发奇想的代际命名（而代际，无论命名与否都经验、客观地存在），冒充严谨的诗学或诗歌史命题而一头撞进诗歌史，我一点也看不出这样的慌乱和天真，会比安琪写作的狂热、勤奋和痴迷更可靠。正如清醒、明智如马策等诗人指出的那样，70后和60年代出生的所谓“中间代”诗人，“在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上实际上是一代人，他们完全可以在代际指认上两相滑动和彼此互换，或者说他们本不应该被命名强行断裂为两代人。”马策甚至一针见血、忧心忡忡地指出：“中间代称谓很有可能萎缩了一代人的写作精神，从而把某种历时性的语境强制性地压缩成共时性。”（马策：《吁请一个合适的韵脚——关于中间代》）当然，对于特立独行、清醒自明的诗人而言，一声“中间代”的吆喝，肯定不会释放出如此大的能量，但是，“中间代”命名的慌疏、多余，乃至潜在可能的险象环生，就在马策针尖一样的笔尖下，把这命名整个儿颠覆、消解了。作为所谓“中间代”诗人之一，马策还坦率承认，他们那一代诗人“现在的写作，总体上还是后朦胧诗的余脉”（同引自前文——引者注）。马策的诗歌写作历时/地貌叙事，也许还可以更细的梳理和指证，但是，这种关于诗歌历时性的诚实打量和思考，比起那些抢摊式的“共时性诗歌手绘地图”的武断、暧昧来，无疑多了些真正诗学、诗歌史的脉动、重量和启示。

    我这样说，并不表明60后出生的一代诗人可以在当代中国诗歌史上作为白页一翻而过。恰恰相反，在这个铺天盖地、众声喧哗的群体中，已经出现了臧棣、西渡、周瓒、李轻松、马策、马永波、韦白、古马、朱朱、沈苇、余怒、哑石、桑克、森子、雷平阳、潘维、安琪等等相当优秀的诗人，其中有的诗人的写作，已经展现出个人风格的范本或经典走向的态势或品质。诗歌史将对他们作出指认和选择。害怕在第三代和70后的“夹缝”——谈不上“夹击”。谁在夹击？如何夹击？又真能被“夹”而“击”掉吗——中被遮蔽、被蒸发而惶惶不可终日，而去扯开一面代际名号的大旗，就不仅有多余、招摇之嫌，恐怕更于张惶中漏出了底气和自信的可疑。其实问题很简单，没那么复杂：不但人们很难把上述写作方向、风格和方式各异的诗人，一古脑儿装进一个标号唯一的中间代口袋，而且只要稍稍想想，没有中间代这个从天而降的口袋，这群诗人们已经怎样，正在怎样？有了中间代这个鸡笼似的口袋，这群诗人们又将会怎样？或者根本就不会因此而将会怎样？问题不就尘埃落定，水落石出了吗？至此，我对“中间代”开的这个小玩笑，或者“中间代”对我们开的那个气壮如牛的大玩笑，都该降旗落幕了。
 
    这使我再次想起中间代或别的什么代中的人一再申言的“个人化写作”。看来，植根于民族劣根性的中国诗人，还是热衷于群体和热闹，而难耐写作品质必须的个体的面对、幽静和孤独，还真难真正个人“化”起来。而中国诗人一天不真正“个人化”起来，也就一天不会有中国诗人真正的写作个体；而一天没有中国诗人真正的写作个体，也就一天也不会有中国诗人真正的个体写作。
 
    即便如此，我仍然必须对安琪、黄礼孩等青年诗人为策动“中间代”，客观上为诗歌本身的精彩集合、亮相、仪式所奉献的忠诚和艰辛，表达我深深的感佩和敬意。安琪那篇为“中间代”命名文章的标题是：《中间代：是时候了！》。这里我稍作挪用也必须说出：为了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现代/先锋诗潮，作出历时性/共时性完整而深刻的思考，以为当下、未来诗歌抒写的鉴戒，对包括“中间代”当然也包括“第三代”在内的各种诗歌名号、字号、旗号的认真梳理和审视，是极有意义和价值的，也“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