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一向讨厌概念，说它窒息灵性，然而世间众多事物却脱离不了概念命名：文化交流、理论研究、教科书、受众、媒体，都需要借助命名对现象进行统摄，抽取或提拔，这样，不管宏大叙述或时尚言说,便变得简约方便多了。当然，其间误读、遮盖、与漏缺肯定难免，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众所周知，朦胧诗的命名来自外部反对势力，最早“令人气闷”的棒杀竟成全它最后“定身”；第三代命名是在Pass基础上形成共识，并迅速传播开来；而“70后”的飞幡则是搭乘网络弹头车，自盘峰论战后的“真空”扬起的。
 
    那么中间代呢？它确乎处在两代“夹击”中——第三代尘埃落定和接续者“抢摊注册”后，带着一种迟到的无奈——多少有些被“掩没”的苦楚、缺少位置感的失落，以及多年苦熬，整体浮出水面的扬眉吐气。其实命名的必然性，原来早就客观潜藏在那里。只须适当时机、适当口号，连同配套运作。实际上中间代命名的精准度，现在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科学也会，强制也好，误读也好，它仅仅做为一种代码和符号、不致太离谱就得了。设想，如果早先有计划提出“中生代”，我想也是可以成立的。历史看重的，主要是命名下的负载。

    它无疑相当宽泛，宽泛得教外延也受到损害。既含纳六十年代出生诗人，又特指第三代与“70后”的这一中间部份。特指内涵加码强调时，已留下交混重迭嫌疑，但它毕竟托出一个基本事实，并采取行动——即为两代人“预”造了半代版图，而这“半代”版图中的大部份人，在90年代曾多少有些被漠视、被遮蔽。故尔今次全面舒展，何尝不是历史的一次正常冲动？

    在我看来，这里“隐藏”着一个时间差问题。从长远角度上看，第三代投入的人力物力时间，堪称新诗史上前所未有。（想想发韌期2000余个诗社风起云涌）近20年来（第三代第一次出现于86《大学生诗报》）已然发展到一个拥有前、后期时间段的规模。我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第三代，可视为前期，年龄段主要为50年代出生，早就出现一批代表人物。而后期则是同代人的稍迟者，一般认为起步晚五年左右。这一批人多于90前后写作，有十余年诗龄，各具特色，但其被关注程度远远逊于前期代表人物。当前期代表人物及其族群，被谈论、公识到相当程度或时间时，公众的美学疲惫，便会期待新的面孔；同代的稍迟者，亦即后期这一部份人，一旦他们的文本拥有足够说服力，也就逐渐进入人们的视域，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是任何力量都阻隔不住的，尤其处于传媒时代。故尔把第三代的后期（即“第三代后”）称之为中间代，我想未尝不具备命名的等值。

    诚然，中间代仅仅是个时间概念，而非美学命名。中间代更不是一种诗潮，因为它没有明确或潜在的宣言、相近的主张和倾向，而是缘起一种自我显影、自我追补，自然也少不了自我推销。它全景式推出“半代人”，其直接效益是完成诗歌史一次更细微的身份确认（与第三代前期分开）。从诗歌外围看，它笼统亮出一个“条形码”，别在“半代人”的前胸，有交叉之嫌却不无言说方便；而从诗歌内部看，它集结起60晚生代的诗歌合力，全局上维护了先锋诗的生态平衡，促进先锋诗的良性循环。
 
    客观的说，中间代是对整个第三代“漏网之鱼”的一次大捕捞，一次并非晚到的作业。前期捕捞，自然遵循肥者上钓、成熟先收割的规律。而那些出生稍迟、处于边缘的“慢半拍”，此时却值生长期，正好迎来新一轮潮迅。命名的广角，以及大面积曝光，使先锋的风景，不再局限于前期少数代表人物——的特写和局部趣味中心，而是加深彰显，另有丰富层次的其它诗歌景深。

    此番“拾荒”，无疑给第三代晚辈们整体性肯定，恢复他们部份被遮蔽的面目，继而进一步挖掘、催生他们的真价值。不过，集体命名肯定会伤害那些被“网眼”盲视的、更为潜行的“个人之鱼”。因为诗歌写作是最为个人化的，集体命名的网撒得再大，永远也代替不了个人范本，况且那些偏偏不愿入网、远离“捕”具或捕器有意忽略的独行侠——我指的是那些更具特立独行的诗写者，多少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希望借整体升力，有助于个人浮出水面；一方面又担心个人潜在范式，被集体无意识的耀眼幌子所摆布、所扭曲，所以依然会有少数者转身而去，不愿就范，或自甘一隅，无动于衷。命名对类似这样的“局外人”，只是一场空穴来风。

    都说中间代庞杂，全体轮廓暧昧，笔者几次努力，都难以聚焦其共同的美学特征，只好在模糊影像中，加上一些相对通约、亮眼的底纹：
    （1）作为半代人，中间代依然流通着第三代整体血脉，继续带着先锋、个人化、实验、边缘、多元、相对主义烙痕。变化较大的倒是，比之当年的“运动情结”“宣言大于文本”明显收敛，心态平稳，出现了更为纷杂的美学趣味、美学流向，形成了更为兼容敞开的格局。
    （2）中间代的文化行程与库存，多为荒废年代童蒙记忆；常轨教育体制下对苍白扭曲的偏正；经济大潮漩涡中的动荡选择；和文化西移对各种思潮、时尚、信息海绵式吸收，故其精神背景葆有理想主义余烬的若干爝火，也不乏价值全面倾圮后的不受拘束、自我漂流。杂陈的写作样态，有疏离中的踏实，游走里的机敏，不确定中的稳定，未完成的焦虑。
    （3）面对朦胧诗和第三代嫡亲同胞，中间代较多领受正、反多方面经验教训，包括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的影响，变得较“老实本分”。少了“庞然大物的阴影”，也卸去历史的重负。在现代主义和现代性充分发展的平台上，拥有较结实的借鉴资源和校正坐标。
    （4）适逢经济急剧转型期，所有经过反复挣扎、从商品大潮和流行时尚突围出来、并铁定留下来的中间代，已具备抗击打的心理准备，在真正找到自己写作位置后，大都能义无反顾坚守到底。诗的自觉、文本的自觉、人格的自律，进一步得到提升。
    （5）十余年孤寂劳作，除极个别外，大部分都未成气候。也因为只有半代，尚无法出示代表一代人整体审美意识和思维方式，而常常呈现为星散、自得、自足的样貌。但恰恰就在星散里认真积蓄，终于有了大量文本做为后盾，在新世纪伊始，迎来了沉潜中的上升。
    （6）如果说第三代前期多对朦胧诗作逆向反动，表现为处处标新立异。那么后期的中间代，则在较沉稳中加入建构，表现在更注重文本实验的有效性。具体说，一是语言——“更关注语言内部的机遇”。二是技艺——突围文化后重返文本。当前，他们正处在越来越开放的集成环境，正在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给予这一沉潜期有力的佐证。
 
    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移到他们身上：
    一直鼓倡现代性的藏棣，较好化解经验质料与言说方式枘凿的写作难度。娴熟心理分析内窥镜——在事境物像与心理“潜对话”中，制造出一种相互纠缠、相互辨析的诡细张力，相对欧阳江河明澈，较西川幽微。汉语语法与修辞的通脱，运作出一种被多人认可的语言“拉伸术”。于叙事戏剧、日常生活细部，心理涟漪的节点上反复拉伸、收荡。各骨胳关节韧带所显示的柔韧性，使之成为继欧阳江河、西川之后又一位智力体操健将。
 
    处于两大门派另一极端的伊沙，喧起90年代初期后现代诗写气浪。躁激的反叛风头、刀样锋芒和痞子味，着实教诗坛惊出一身冷汗。各种点击、离间、戏谑、黑色幽默轮番上阵，继非非以来，再次对传统板结和文化积垢实施嬉皮式解构，成为大陆后现代诗写一个焦点与徽记，与此同时，自上半身开始触摸脐下部位，开了“肉身化写作”的“先声”。
 
    “冷面杀手”余怒，据说众多短诗均出自不同寻常的“复眼变焦”，致使凹凸意象，险峻丛生，有如断崖崩石。阴冷不减刻毒，“蒙面”徒增怪诞。超现实魔幻、奇异因果链、卡夫卡式变形，“岐义”构词法。直击生存病态、物化荒诞。“血的广告词”“胃里坐着受伤的青蛙”煞是接通北岛的气脉，成为意象主义在中国本土又一变异奇葩？

    安琪在《奔跑的栅栏》后，迅速转向变频加速度。“任性”的毛孔，处于全天候应激状态，几近井喷。各种潜意识、具象、抽象、臆想、断裂，经由交互式搅拌，榨出形形色色的“意识流”之浆。恣肆而放纵，挥霍间难得节制。语词的高发冲动和瞬间婚变能力，让众多须眉望其项背。这一变数所提供的杂芜包容、气势跨度，与当下其它女诗人划出明显的“三八线”。
 
    马永波则摇动记录长镜头——一种叫做“伪叙述”的视镜。切换、对位、疏离……带来客观“平远”又不失质感的效果。语像、细节，与碎片互动，散点透视调度散点式谈话“景深”，配合拨弄着复调曲式。体现作者敏于捕捉与剪辑功夫。此种“拍摄”，触动我们诗歌的微缩小说写法的可能，这是诗歌对外扩张的努力。愿高风险实验最终带给我们成功的喜悦。
 
    哑石从数学王国叛逃到缪斯怀抱，一定忍受金箭的巨痛与甜蜜。《青城诗章》幽雅高洁，充溢古典情怀。与大自然亲和、对宇宙感恩。敬畏与谦卑，借托真实而又虚拟的“山谷”，紧紧环绕——这一人生修身养性与灵魂條洗的道场，淋漓尽致。“请相信黄昏的光线有着湿润的/触须”“一丛野草/在渐浓的暮色中变成了金黄”，久违的人文暖流，源自虚静坐忘，无言而独化。在神性写作方向屡遭误解时，哑石们的坚守，叫人感佩。

    同哑石路径大抵相似还有史幼波，不仅鞠躬厉行，甚至“走火入魔”，其诗写方法近乎合十、祷告、仰望上苍、坐禅……无论是《书札》，《群像》还是《月之书》，一一亲证光的澄明。“灵魂的世界，我们还有太多值得修葺的工程。”忏悔与救赎，良知与超渡，掏心般弥漫在字里行间。信仰，再次教诗歌的基座获得最大支撑。诗歌，重新回到福音、神赐与天启的位置。据此我们可以看到，精神与情感的诺亚方舟，在中间代某些航道上，正以重得多的吨位，平稳前行。
 
    印象中还有：
    新疆的沈苇，隐忍的高蹈、缓慢的辽阔，缘着“草叶”汁脉，与河南汗漫的血性、宏厚，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浙江的潘维，这个“玻璃孩子”，先有朗澈的原在本色，后挟面向阴骘虚无的勇锐，始终葆有敏捷的灵气。
    南京的朱朱，在感性与抽象的平衡木中，精细地维护内敛与伸展，有着良好的调控能力。
    西渡在稳健风格推进中，舒缓调性，淡化抒情气息却不失抒情品质，修炼语词，眷缅古典，给人以整饰的形式美。
    叶匡政的城市系列，专窥都市文明隐疾，它的出现，预示着都市文明症候的种种疹察与透析，将是今后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领域。
    谭延桐悲天悯人主题，自“永远的圣餐”中，没有失去对现实的介入，与别人不一样的是更多温婉的绅士风度。
    越走越远的陈道辉，依然风速不减地刮着语词沙尘暴，在语言施暴这一极端铤而走险，想为后来者签署通行证。
    还有森子的“自我仪式”（蒋浩）、中岛的疼痛感、桑克的技艺主义、祁国的怪诞、林茶居的精神心像，贾薇的爽快、路也的细部描刻、蓝蓝的清纯率真、赵丽华的感悟思绪……如此等等，各路特色大汇总、构成丰繁复杂的中间“带宽”：自在、兼容。其信息量足够让人消受良久。这一迅速膨大的景观，为大陆现代诗和现代诗学建构，提供又一轮“投标”机遇和多种选择模式。

    武断一点说，第三代诗人，其前期写作基本上告一个段落，而随着中间代命名的键入，第三代的后期写作则迎来了旋升阶段。所谓暂告一个段落，是指整体上第三代前期写作，那种新鲜感、迅疾推进、被公识程度，已然达到一种规模；随之而来是处于某种平稳、维护、持平状态，有些地方甚至出现重复、停滞，下滑，这就给淡入后场准备了“退路”。（想想竞技场上种种，瓦尔德内尔毕竟是风毛麟角；而现代诗写作是属于那种充满爆发力的竞争）。所谓中间代处于旋升时期，是指他们的潜质全面释放、特色有待集结和迸发更多活力。
    
    悬挂的果子终于有了自己的收成。2001年底，《诗歌与人》推出厚达326页、板式精美的大16开本，选入50人（大约只占1/4的人数），就足以显示这个阵容的庞大。在人们不经意间，它竟蓄积了足够的能耐，既以多频道声音，抗衡了自己的前兄，也以拿得上的文本，昭示了“后弟”，并且“初选”出自己的代表人物。在中国现代诗的推进中，没有这样一支强厚的增援，是难以想象的。
 
    最后，我还得说出我保留的意见：通常，人们都是把十年作为代际划分单元，其实，它是受时间神力的“整数”影响。按我看法，科学标定，最好是把界线确定在重大历史事件对一代人的根本性影响上。比如66文革、76新时期，89后，都是一种鲜明有效的分水岭。因为谁都清楚：68-69出生与70-72出生没有太大区别，却硬划出两代；61左右出生与67后出生早有差别，却捆绑在60年代。这种“整存整取”的“代”观，由于强大的定势和公众话语习惯，人们宁可忽略差异而取纪年意义的“整数”进行“支出”，殊不知宿命地落入某种集体无意识，再科学的划分最后也得“委曲求全”了。

    不止委曲求全，其外延还会“绞杀”另一批写作者。（比如被排除于所谓第三代，失落于“集体户籍”的50年代者。每个省份至少要“丢失”几个。像吾省汤养宗之辈，落户何处？）。看来，每一次每一种命名，都要以“牺牲”一批人为铺垫的。
 
    幸好，再辉煌的庆典和仪式也只是一时热闹，（包括这一次狂欢）。时间的流逝是最残酷无情亦是最可靠的度量——面对所有人，无论他目前是处在尖顶或处在底部或被排除在“编外”。可以想见，随之而来是“各种代”的选本——众人都会在这一旗号下“分食争吃”，但时间反复淘洗的结果，最终留下的只能是那些最具才情的坚持者——也许不下十人？所以，以时间与代际来命名是不重要的，它更多成为教科书与大众话语的流通货币。只有个体诗人及其出色文本所确立的“范式”，才是最具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