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自杀——二元思维
李 霞诗歌是艺术的艺术、哲学的哲学，可是近年诗歌同其他艺术相比却越来越走向边缘化、多余化、没落化，原因一言难尽。
主观原因说认为，诗歌的萎缩是诗人造成的，诗人不再是灵魂的代言人了，而成了肉体的一部分，不少诗人已堕落了，不仅糟蹋了诗也糟蹋了人。
客观原因说认为，不是诗人抛弃了社会，而是社会抛弃了诗人。现在是唯物主义的时代，谁还去看重情。诗人只重心跳，只有成多余人。
还有人说，诗歌只是个人的事，只要自吟自乐就是了。过热过冷都不正常，现在诗歌的处境才是诗歌的处境。
还有人说，诗歌因网络出现的兴盛只不过是回光返照，中国新诗已走向穷途末路。
还有人说，现在全世界的文学都在没落，诗歌当然首当其冲。
从新诗走过的足迹里，我们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1918年新诗落草。新诗的产生是在白话诗与古典诗、自由诗与格律诗的斗争中出现的。后便在歌颂与批判、无产阶级性与资产阶级性的对立中曲曲折折前进。
20世纪80年代，有关朦胧诗的争论，虽起于“懂”与“不懂”或“朦胧”与“明白”的争论，实质上是新诗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的争论，可是二者的对立已经上升到了不能再上升的地步——竟阶级斗争化了。北岛、顾城、舒婷、杨炼、徐敬亚、谢冕、孙绍振等是代表人物。艾青、臧克家等也参加了对朦胧诗的批判。
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歌写作出现了两个明显对立的写作现象：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双方由你长我短，发展为互相攻击甚至互相辱骂，一时战火纷纷，演为战争。知识分子写作注重神圣、智性、意象，被对方攻击为唯西方文化资源为写作资源的后殖民语境写作，主要代表人物有欧阳江河、王家新、程光炜、西川、臧棣、肖开愚、张曙光、西渡等。民间写作注重平民性、当下性、日常性、口语化，追求原创和本真，被对方攻击为口水写作或俗化写作，代表人物有于坚、伊沙、韩东、严力、徐江、候马、沈奇、杨克、谢有顺等。
2004年下半年，有人把诗坛分为两个相互对峙的阵营，即“高诗歌”阵营与“低诗歌”阵营。在“低诗歌”阵营中，有沈浩波、尹丽川、徐乡愁、小月亮、皮旦、杨春光、张嘉谚、丁友星、虚云子等诗人，他们主张“解构、崇低、反饰”；在“高诗歌”阵营中，有谭延桐、鲁西狂徒、白马非马、王文智、罗青山等诗人，他们主张“结构、崇高、粉饰”。“两个阵营互不相让，一场正在改变中国文化历史的战争——现代文化战争，终于打响了！”可是，我们环顾四周，并没有发现什么狼烟。
北师大教授吴思敬先生对时下的写作有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之论。
汉语新诗出现以来，其发展的痕迹基本上都是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中移动的。汉诗发展不尽人意，与此有极大关系，这都是二元思维做的孽。
二元思维就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例子太多了：好坏，真假，红黑，东西，左右，高低，上下，快慢，大小，矛盾，软硬，香臭，中西，雅俗，真理谎言，朋友敌人，革命反动，开始结束，城市乡村，传统现代，开放保守，唯物唯心，物质精神，主观客观，灵魂肉体，内容形式，文言文白话文，口语书面语，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
二元思维是人类低层次的思维方式，有人称之为儿童思维。为什么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仍乐此不疲呢？也许与人的本性有关系，人只有男女，这是二元之本？也许与中国长期农耕社会有关系，丰收，有吃，喜悦；绝收，没吃，悲惨。也许与中国原始文化有关系，道家认为，一阴一阳之为道。
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辜正坤在一篇文章中说：纵观世界诗歌史，我们会发现东西方各民族心灵的钟摆总是在禁欲与纵欲、古典与浪漫、理性与非理性等二极对立之间作有规律的减幅振荡。趋向于纵欲、浪漫、非理性的这一极可以称之为阳极；趋向于禁欲、古典、理性的这一极可以称之为阴极。与此相对应，趋向阳极的诗叫阳性诗．趋向阴极的诗叫阴性诗。这种阴阳二极振荡效应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即是说，从宏观上看，世代与世代之间有阴阳之别；从微观上看，各时代（甚至更小的单位时间）内亦有阴阳之别。用阴阳概念来解释文学现象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十分常见。最早者当推曹丕，后来的刘勰、钟嵘、严羽、司空图等都曾从艺术风格角度探讨过这个问题。当前世界诗歌的主潮是阴性诗，这一主潮很可能已经越过了顶峰，阳性诗潮势必将要兴起。
二元思维的人在任何场合看世界都是好坏分明，黑白清楚，其判断的标准一般依赖于外部权威。不愿意接受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是二元思维的最大弊端，不仅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且是把问题对立化了，极端化了；也就是说它不仅掩盖了问题，而且把问题尖锐化了，制造了不必要的矛盾甚至牺牲。中国人不是极左就是极右，不是忽右就是忽左。文革就是二元思维登峰造极的作品，中国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少，中国人自己都难说清。
早就该告别二元思维了。
其实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思想大解放、多元共存、多元互生的黄金时期，如2000多年前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1000多年前儒释道等各种文化共荣的盛唐时代。
伏尔泰的话：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拼了命我也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充分代表了近现代殴洲民主思想发展的程度。
早在20世纪初，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就已深入中国人的心了。
现在价值多元，经济多元，社会多元，政体多元，文化多元，思维也必须多元。具备多元性思维的人往往喜欢挑战外部权威，因为世界上有不同的标准，对一个问题应从多方面去考虑。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越来越汹涌之时，谁还抱住二元思维不放，谁就会很快被地球淘汰。
诗人应该是时代最敏感的神经。诗人不仅应该是多元思维的倡导者，而且应该是多元思维的创造者。除了一元思维、二元思维、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据说还有几种思维：情景相对思维，该思维一般能根据特定的情景和场合，收集尽量充分的信息并做出判断；坚持相对性思维，该思维在做决定时往往能够超越自己本土文化的限制，经常根据几种价值观来判断在特定的情景和场合下所能选择的最适合自身利益的决定并予以坚持；大同思维，如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还有逆向思维、发散思维、纵向思维、横向思维等。
21世纪初，伴随着网络诗歌的兴盛，第三条道路诗歌写作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们主张并实践诗歌写作的多元化，为汉语诗歌的复兴带来了希望。还有几个写作群体虽然没有大事张扬，但也在默默为诗探求，成绩不俗，其精神尤难能可贵，如回归、诗歌城市、唯物主义、无主义、女子诗报、大河风、荒诞诗工厂、短歌行、或者等。
当然，还有许多诗人并没有热衷什么知民、高低之争，只是像每天吃饭睡觉一样平平淡淡而又真真诚诚地写着诗，名利是官僚和奸商们的事，他们才是“真”诗人。
当今中国先锋诗歌的主流应属后现代。多元化、无中心是后现代的主要标志之一，有人仍搞你死我活的二元思维，是对后现代精神的亵渎。
多元化的标志，是“我”的诞生。即我的写作。
一个诗人一元，多元化之梦就成真了。
我的写作或诗人写作，比个人写作更具有思想的哲学性和世界的人本性。
“我”是一，一即第一也即一切。“我”追求第一也追求一切，艺术除了这两个追求别无他求。第一和一切的同一才是艺术的至境。
“我”是人之一，“我”乃一元，有“我”们才有多元，才有世界。
自我，不同于“我”，因为前者可能会有第一，却不可能有一切。
英语“我”即“I”,竟然一样于汉语的“1”。也许这是天合。
“我”中，第一和一切的关系，有如孔子在《论语》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诗人“我”的缺失，最直接的后果是有“诗人”而没有“诗”，这也是后朦胧诗人的致命伤。
其实，我的最高境界不是无我而是非我，因为艺术的最大悲剧就是似曾相识。可见，“打倒我！”才是诗歌革命的开始。
“我”不以诗篇作生命，而以生命作诗篇。
有人把诗的危机，归罪于“诗言志”。其实袓训并没有错，主要是我们理解错了，大多数人上了歪嘴和尚的当。
诗言志=诗：言；志
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会发现这不仅是真理，而且一些西方现代大师也成了鹦鹉之辈。
我们不禁要问：好诗在哪里？
好诗在诗人“我”的写作里！
也在哪怕他不是诗人的“诗”里。
诗歌的多元写作，才是诗人写作，多元写作的时代才是诗歌时代。
200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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