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初，我的自杀冲动逐渐猛烈，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手脚。爲了给我治病，某社会福利机构采取了强制措施。尔后，我被迫从文学的名利场隐退，与世隔绝四年。开始很不自在，因爲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没人把我当作诗人或作家来瞻仰，没人说“久闻大名，如雷灌耳”之类既中听又肉麻的恭维话。我发觉自己一旦不写字，就被社会遗弃得太快，象一截狗屎，刚拉在阳光灿烂的街头几分钟，就被踩得不象狗屎了。我甚至连话都不会说了，在许多经验和生活常识上，一个四肢抽筋的疯子都可以冒出来教训我一顿。

   开头两年我想表现自己，却没任何机会，憋坏了。我老是与人打架。医生慈父在把我电疗得像一只呱呱蹦□的青蛙之后，劝我面对现实。我不得不学说人话，此前，我同目前国内衆多先锋诗人、作家一样，只会说书上的话。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书读，没音乐听，没高雅的话题可供思考、讨论，这绝对是一个人文知识份子所无法忍耐的，但我还来不及忍耐就扛过去了。我在与疯子们的朝夕相处中，精神病有了明显好转──“心静自然凉”，我通过学箫明白这个理。

   海子和顾城都是因爲“心热”而自杀，我与他们的区别是我在诗和女人之外有广泛的爱好。我无法在一种想法里跑一辈子马。我写诗写得太久，同朝秦暮楚的读者关系太近，再不发疯，就说明我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九十年代，坚持写诗并混出人样来的，都是些精明的卑鄙小人。因爲这是商业的天下，哪来的诗意?

   这本《中国底层访谈录》缘起于我吹箫的经历。我师父姓司马，是个83岁的和尚，我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但我至今除了箫，对他的过去和将来都一无所知，他吹了60多年的洞箫，却什麽也说不出口。中国民间还有多少这样的人物?

   我陆陆续续与我所认定的江湖中人交往了七年，并无多少功利目的。由于过去养成的记者习惯，我总是把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谈话私录下来。当然也不排除儿童式的猎奇冲动。我的朋友马松认爲，“这是本世纪前所未有的精神奇观”；而评论家唐晓渡认爲，“这是中外新闻史上都不曾有过的采访。”

   我不敢作非分之想，因爲我怕名利心又会诱发疯病，而这本书中的每篇采访录都是治病的。空虚、压抑、失去人生的方向感；或者人生的方向感过于执著，乃至狂妄得不可一世的人，都可以把它当作医疗手册──我就是这麽过来的，“老威”这个长期混迹底层的名字，我直到现在还在用。

   从古至今，中国都有极深厚极成熟的“底层思想”，如果将这些东西编排成小说，绝不亚于高尔基的《人间三部曲》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它们都是能流传后世的具有见证意义的作品。可惜，中国作家都耻于这样做，耻于向脚下的土地汲取养分，他们追踪世界文化热的同时，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同一种大文化背景所复制。当然，要凭这本书改变一种时尚几乎不可能，但它至少在世纪末提供了一条“回头是岸”的老路。

   这个岸，不是大家熟知的“死人传统”，而是许多活生生的人生经历。我觉得从一个影子杀手(疯子)或一个碎尸犯的口中得到的敍述，也比大批当红作家的小说、散文精彩数倍。这些文人都是标新立异、著作等身，以猛攻诺贝尔文学奖而闻名于世的。就此打住。相信读者诸君自有判断。

   10/23/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