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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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作品选编
  • 挨揍的诗兽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 蔑视
  • 诗人孙静轩灵魂如虎
  • 箫殇
  • 老红卫兵张承志
  • 木匠顾城
  • 海子自杀
  • 诗人曾德旷重返北京街头卖唱
  • 老威在底层(代序)
  • 过时的大师
  • 古今之道与弱者荆轲
  • 辞、海、叶、灯、雪、渊
  • 廖亦武给王力雄的一封信:恶法比无法更恐怖
  • 民间访谈录 ___蜀派古琴大师王峪
  • 民间访谈录____川西神医张松
  • 中国底层访谈录 ____民刊主编罗吉
  • 中国底层访谈录____严打幸存者左长钟
  • 中国底层访谈录____ 老右派冯中慈
  • 中国底层访谈录____ 法轮功练习者曾氏
  • 中国底层访谈录____老红卫兵张承志
  • 中国底层访谈录----戍边女兵之女刘思湘
  • 中国底层访谈录----蒋派遣特务于东山
  • 中国底层访谈录----朝圣者旺吉
  • 学 箫 记
  • 冤死者杨继年
  • 《底层中国》原著者的话
  • 命在旦夕
  • 为刘晓波和刘霞而作
  • 左翼鲁迅的伪自由书
  • 犯人的祖国
  • 人、虫与动物
  • 地下天主教徒刘圣诗
  • 工作组组长郑大军
  • 反革命分子刘德
  • 上书者蒋朝才
  • 廖亦武简历(新)
  • 《扫荡报》记者羊定清
  • 同案犯李齐
  • 被收容者李明凯
  • 偏三轮胡小松
  • 陈家桅杆见证人周开里
  • 采购员霍海仲
  • 村民谢明
  • 死刑犯牟大路
  • 上访诗人老陆
  • 江洋大盗崔志雄
  • 碎尸犯卢人标
  • 狱霸田洪
  • 八九反革命万宝成
  • 影子杀手赵苗苗
  • 胡风牢友张广天 
  • 被勒索者胡牛
  • 打工仔赵二
  • 赌徒周忠陵
  • 街头瞎子“张无名”
  • 酒鬼高马
  • 居委会主任米大喜
  • 亡诗人海子邻居孙文
  • 嫖客唐东升
  • 三陪王小姐
  • 写手茜茜
  • 嫖客耿东风
  • 三陪林小姐
  • 作者:象罔与罔象:『闲闲书话』阉本、足本与禁本之廖亦武篇
  • 拆迁户罗月霞 
  • 风水先生黄天元
  • 厕所门卫周明贵
  • 食客迟福 
  • 《中国底层访谈录》书评会部分专家发言纪要(根据录音整理) 
  • 村小老师许长久
  • 给台湾牧师陈公亮博士的信
  • 《中国底层访谈录》目录
  • 国民党老军人廖恩泽
  • 老军人廖恩泽侄儿廖觉
  • 老知青廖大矛
  • 同性恋者倪冬雪 
  • 床下作家汪建辉
  • 百岁和尚灯宽
  • 高氏兄弟:寻访上访村
  • 筑路人刘世昌
  • 色情狂梁寒
  • 象罔与罔象/文: 二零零三,我的电子书
  • 冤案访谈录----戒毒者木邸
  • 家庭基督教徒袁福生
  • 民运列传: 许万平
  • 在赢家通吃的汤锅里放一把耗子药
  • 作曲家王西麟
  • 黎明:四川六诗人被捕的前前后后
  • 天安门母亲
  • 民运人物:杨伟
  • ●《活下去》第四卷《证词》——从诗人到犯人
  • 《證詞》將震撼出市
  • 大 屠 杀
  • 《证词》附录:狱中信1
  • 《证词》附录:狱中信 2
  • 《证词》附录:狱中信3
  • 《证词》附录:狱中信4
  • 《证词》附录:狱中信5
  • 《证词》附录:狱中信6
  • 《证词》附录:狱中信7
  •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工作组组长郑大军

    采访缘起
       2002年6月28日下午,星期六,我与妻子搭长途客车去崇庆县回龙沟躲避酷热,黄昏在沟头红纸村某农家大院投宿时,认识了山野散步归来的郑大军先生。
       郑老72岁,原籍河北,宽身板,亮嗓音。一望便知颇有来历。他是县团级离休干部,但目前已习惯了闲云野鹤的生活。当其回首几十年前,自己初涉仕途,任县委下乡工作组组长的历史,不禁悲从中来,几番欲潸然涕下,“大冤案啊,”他叹道,“饿死几千万人,可至今没个正式的交代。”
       老威:老人家好逍遥!
       郑大军:穿了一辈子制服,再不逍遥一点,黄土就埋齐脖子根了。告诉你年轻人,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已十年,每年都要来这回龙沟,找一农家乐(接待外来客的农家院子,包吃住,月费约450元人民币——老威注),避暑几个月,连世界观都住变了。
       老威:除了党报,现在可没人在乎世界观了。您以前做啥工作?
       郑大军:48年参军打老蒋,50年转业到地方,搞土改,学文化,从此步入仕途。算啦,提这些老皇历没意思,而今无官无职一身轻,正好为自己活两天。
       老威:率性而为?难得难得。
       郑大军:年轻人,你的马屁拍得肤浅,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有几个能“率性而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千万共产党员中也只有一个彭德怀“率性而为”,上书毛主席,反映真实情况,“为人民鼓而呼”,其下场如何?相比之下,我这种多如牛毛的县团级芝麻官算个屁。
       老威:您算个屁,我就只能算个跟屁虫,嘿嘿,扯个笑话。老人家,彭德怀的冤案早已昭雪,而今,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不是天灾是人祸,已不再属于国家机密……
       郑大军:党对不起农民啊,和平时期,比世界大战死的人都多,可至今没有给人民一个正式的交待。
       老威:我是1958年大跃进出生的,60年春天饿出水肿病,差点都没命了。您当时呢?
       郑大军:58年我26岁,是××县委农村工作组的副组长,在放卫星的第一线——东阳公社二大队蹲点,检验大跃进的成果。当时,反右斗争刚刚结束,中苏关系即将破裂,毛主席、党中央认识到,中国必须独立自主,以自己的方式在短期内完成初、高级社会主义过渡。形式逼人,共产风在上下一心的运动激情中越刮越猛,终于不可收拾。放卫星成为时代潮流,各行各业,钢铁卫星,轰麻雀、拍苍蝇的除四害卫星,诗歌卫星,犹为恐怖的是粮食卫星。我蹲点的地方属丘陵地带,田地肥沃,风调雨顺,盛产水稻、小麦和玉米,兼产豆类、红苕,本来算传统富庶之乡,可共产风一刮,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人类在造假方面的想象力是无穷的,比如上面一推广“合理密植”创高产,那些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们因怕戴“保守落后”的帽子,竟当着参观团的面,把秧苗象开大会一般热热闹闹地密插。小麦、玉米也如法炮制,结果青苗倒满眼绿,就是季节到了不抽穗、灌浆。那时候,只要敢吹牛,一不小心就上报纸,还配大幅图片,紧接着,各级检查参观团如潮水般涌来,里三层、外三层围住“亩产上万、几万”的示范田,赞不绝口。所谓示范田就是把山上沟边的几十亩水稻连夜抢收,并移植到大路旁的一亩田内,那光景真是密不透风,记者把娃娃抱上去拍照,谷穗竟丝纹不动。
       58年秋,“钢铁元帅”升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达到白热化。男女老幼都上山,不是秋收,而是砍树、捡矿石。当地从古至今都没听说过铁矿,乱捡回来的黑石头,与挨门挨户搜缴的锅碗瓢盆,甚至锅铲、火钳、门扣、门环一起投入土法上马的小高炉,没日没夜地架柴禾狂熬一气,最终炼出了嵌着些碎矿石块的废铁疙瘩。造孽呵,山砍秃了,庄稼烂了,颗粒无收,连苞谷杆也被秋雨给泡垮了。面对冬天,发高烧的社员们冷下来,日子没法过了。
       老威:往年存的余粮呢?
       郑大军:大办公共食堂时征用了,一平二调嘛。
       老威:一平二调?
       郑大军:就是以公社为单位,实行全面的平均分配,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任何财产,为彻底铲除私有制,走向人类大同铺平道路。说得简单些,就是一切归集体。每家的灶台都拆了,碗筷也上缴了,因为有了公共食堂,有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小家庭就不用开伙,否则违法。猪、羊、鸡、鸭统统进了集体的笼圈,有的社员甚至从家徒四壁中搬出来,住集体茅棚,好让人民政府放心。
       开头几天食堂还挺红火,大锅饭嘛。我们工作组一进食堂门,大伙就全体起立,放下饭碗鼓掌,并齐唱《社会主义好》。我问:“伙食好么?”大伙回答:“好!”我又问:“吃得饱么?”大伙更响亮地回答:“饱!”此时,有个豁嘴老头还出场打了一段赞美快板,大意是从今以后不靠天,不靠地,只靠共产党端碗了。
       我们在大队党支书的陪同下检查了厨房和每张饭桌,红苕稀饭敞开供应,玉米窝头在笼屉里堆成小山。我惊讶地问:“这也敞开吃?”支书回答:“无论大人、娃儿,每人限吃四个。”我说:“这窝头足有三两吧?小孩没撑着?”支书说:“农村娃儿撑不着,蹦两蹦肚子就瘪了。”我厉声批评说:“要有计划,不能浪费!”支书连连称是。
       由于准吃不准揣,农民们顿顿死撑,稀饭锅里的红苕没人舀,窝头皮满地扔。大队干部五、六人簇拥着我们进小饭厅,桌子上已摆好两脸盆红烧肥肠和回锅肉。我问:“这是咋回事?”支书答:“前天公社批准杀猪,经支部研究决定,留了些下来慰问工作组,这也是社员们的一番心意。”我和其他同志都拒绝搞特殊化,命令把肥肠和肉加菜烩了一锅,在晚餐时按人头分给社员。
       那年头,我们常下乡,对农村干部的阳奉阴违深有体会,但时代风气如此,谁不识时务,就要犯错误,所以没人对公共食堂的浪费现象提出异议。直到两年后,我率领整风整社工作组一行四人,进驻同一地方,落实《十二条》(即1960年11月3日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文件的核心是要求全党以最大的努力纠正1958年以来在农村刮起的共产风,彻底清理“一平二调”——老威注),才发觉其后果的严重性。
       曾经风光一时的公共食堂一派破败,靠厨房的隔墙已经打掉,以增加伙食的透明度。上百号社员排着长队,捧着碗,有气无力地绕着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绕圈,领取一勺照得见人影子的午饭。这是将政府救济的陈谷子连壳带米樁细,再下锅狠熬出来的糠米粥。后来了解到,是因为工作组大驾光临,大伙方能领到如此“见米”的上等货色,若在平时,一日三餐清水煮红苕,一人两小砣;或者清水野菜,撒几把珍贵的米糠进去搅匀,如果再撒一把老玉米或干豌豆,那就近乎奢侈了。
       我们四个人躲在门外,观察了好一阵,组员老王示意大队支书不要声张。桌子、板凳都失踪了,人们领了饭,迫不及待往嘴里倒,却没有一个人被滚烫的粥伤着。队伍继续移动,除了勺碰碗的声音,一切都显得空荡荡的。终于,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围成九个圈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非常专心,仿佛要把已经透亮的碗舔穿。没舔碗的直喘气,似乎开饭是体力活儿。我们呆了,不禁面面相觑,作为党的干部,我们深为自己没有被饿垮的身子骨羞愧!
       趁我们发楞,大队支书却按捺不住提步进门,大吼一声:“欢迎工作组同志!”于是全体起立鼓掌。我们只得露面,招呼大伙。不料社员们却有节奏地边鼓掌边背诵:“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领导!”
       一连背诵三遍,就有五、六个人因元气消耗过度,倒地昏厥过去。我忙叫救人,老王掏出临出发前带的一封压缩饼干,泡在开水碗里捣散,依次灌了。
       当晚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传达《十二条》,并当众宣布将“一平二调”中擅自调拨的私人财产归还原主,许多社员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老贫民牛东山说:“终于可以死在自己屋顶下了。”而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都阴着脸,没一个吱声。散会后,大队支书埋怨说:“现在才来纠正共产风,意义已经不大,因为这两年大伙偷的偷,拿的拿,集体财产都搞光了,连米糠缸子也给砸了。大河断流小河干,住在自家屋顶下有啥用,瓦又不能吃。”我批评了这种悲观情绪,大队支书顶撞说:“凭共产党的良心,我这个书记没有亏待社员,除了上面领导视察时陪点吃喝,我没有搞明显的等级。饿死的社员一年比一年多,我不难受么?可后山的五大队咋样?都吃人了……”
       我们大吃一惊,我打断他的话:“不要乱讲,要负责任哟。”大队支书把胸脯擂得崩崩响:“百分之百负责任!我闺女前天逃回娘家来,说她们生产队几岁的女娃儿快叫吃光了。”
       事关重大,当机立断,我派老王连夜赶回县委汇报,我则立即去后山五大队,把最新“敌情”通报派住那儿的工作组刘、聂、姜三同志,他们还被蒙在鼓里!
       通过细致而艰难的调查,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的内幕终于揭开:全队共82户491口,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7岁以下的女童48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
       最早发现吃人的是生产队会计王解放,据他供述,1959年底,公共食堂无粮下锅,经常“变相断炊”。所谓“变相断炊”,即灶房只敞开供应白开水,而把从社员的牙缝里强制节余的渡春荒救命粮扣下来,供党员干部们夜半三更时享用。因为“群众垮了干部不能垮,否则就失去了革命的主心骨”。
       按当时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开伙属违法行为,所以干部们半夜填了肚子,还肩负着巡逻的重任,要保证家家房顶不冒烟——如此“坚壁清野”持续了一年余,而唯一的熟食来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实亡,广大群众只好放弃生产自救,满山疯转,捞着啥吃啥。树叶、树枝、草根、野菜、地菌,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相恐后地铲回家。
       觅食中毒的青壮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带土色,有的咽气时还发出“哞哞”牛叫。连蚯蚓和地蚕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乡村四、五十岁以上的社员,普遍尝过观音土(有的地方叫白鳝泥,一种有光泽的白色黏土),饿疯了的人们在生死关头用它充饥,一撮泥一口水,两眼翻白地仰脖数次,肚皮就沉甸甸的,并且越来越沉,终于,饿转化成痛。当人们抱着肚子,倒地打滚、痉挛,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泻药:生菜油,桐油,最厉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时也化胃肠粘膜,令你最终走向胀死的反面——泻死。
       尽管如此,观音土仍是宝物,它带腥甜味,进口感觉似乎比锯齿草还要好些。所以人们掏泥把山都掏亮了——王解放说——人吃人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开始的。
       那晚轮到我和出纳、保管巡逻,已是下半夜,我们沿着村子转了一大圈,肚皮又瘪了。出纳说:“这餐加的,屙泡尿就不行了。我说:你吃了四个玉米窝头,咋不行了?出纳说:没油荤,吃多少都不顶事。保管说:你等着吧,到了共产主义,让你一天吃一头猪。出纳说:你现在就变成猪,让我啃一口。我说:莫开这种没觉悟的玩笑,想想普通社员咋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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