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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士，在非典病房里激战
——健康报记者王燕松二赴非典病房采访纪事
健康报记者 甄学宝
“目前，爸爸正作为一名特殊的战地记者“埋伏”在中日友好医院的ICU病房中进行采访。用他的话讲：“要在非典病区拍摄出最具时效性，最真实，最感人的新闻照片！”四月初，他刚刚奔赴了广州的“非典”一线，这会儿又急匆匆地去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隔离区，急得都还没来得及向家人告别，也没有人送行……就这样没有带走一丝惆怅、一丝负担，也同样没有带走一句祝福……
爸爸每天夜里给我和妈妈打一个电话。我们天天在为爸爸鼓劲和祝福。
我们还共同祝福所有不幸染上“非典”的人们，祝福战斗在一线的白衣战士们，祝福像爸爸一样奔赴非典战场上的记者们。
让我们为他们祈祷吧！祝他们凯旋归来！”
这是在北京非典疫情严重时，健康报记者王燕松进入重症病房采访后，女儿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的一篇日记中的话。
王燕松两次勇敢进驻非典病房采访的敬业精神，不仅在京城新闻界及市民中广为传颂，而且也感动了他的女儿。
在非典病房，王燕松克服了种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困难，用健康和生命为代价，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展示了医护人员的风采，留下了珍贵的医学史料。中日友好医院在感谢信中称赞他有“战地记者高尚的精神境界、无畏的献身精神和高度的敬业精神”，目前，健康报社已将他报请为卫生部系统的优秀党员。
欣然领命，首赴广州。“不报道好这些可歌可泣的医护人员，就是我的失职；畏惧病魔，就是记者的耻辱。”
军人出身的王燕松有着很强的新闻敏感性和敬业精神。他曾多次主动请战赴灾区采访，他的工作信条就是——有重大事件发生时，摄影记者必须要到现场。
从2月份，王燕松就一直关注着广州非典的情况，可一直没机会去采访。4月初，报社决定，派两名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王燕松采访非典疫情。报社领导和王燕松谈话时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以来，首次遇到的重大疫情。希望你能记录下这段历史，完成好采访任务，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非常感谢领导给我这次亲临一线的机会，冲锋的激情使我忘掉了对非典的恐惧。”
跃跃欲试的王燕松非常兴奋，下飞机后，稍做休整，就直奔广州第一人民医院非典病房。
为了更好地起到隔离作用，医院将病房设在了一座本要拆除的旧楼里。进楼后暗淡的光线破败的景象，使王燕松产生了几分恐惧，到了4楼干净明亮的工作区，呼吸科主任赵子文接待了他。
赵主任说：“这个病传染非常厉害，你别进去了，让医生们出来接受采访、拍摄就行了。”
“不进病房，我来干什么？”王燕松诚恳而坚定地说。
没办法，见王燕松的态度太坚决了，主任只好指导王燕松穿好3层隔离衣，戴上一个N95口罩并交待了注意事项，就带领王燕松进了5楼的非典病房。
这次，见赵主任没戴手套，王燕松也就没戴，相机也没有进行防护包裹。一开始，他也有点顾虑，但在采访中，他就发现，有一个病人呼吸衰竭，难受地折腾着。赵主任走上前去，毫不畏惧地握着病人的手耐心地安慰，鼓励他战胜病魔。赵主任是当时广州惟一一位接触过300多位非典病人而没有倒下的呼吸科主任。看到他这么接近病人都安然无恙，那时，王燕松对非典的恐惧已荡然无存了。
他还看到一个护士为一位重症患者喂水。因为病情厉害时，一口水病人得分几次喝，护士只好用大号的针管帮助病人往口里推，手和病人的口离得那么近，随时都会有被传染的危险，然而，护士非常专注地一滴滴地往病人口里喂水，仿佛什么也不会发生。
这种为了患者不顾个人安危的崇高精神，使王燕松的灵魂受到深深地触动。“不报道好这些可歌可泣的医护人员，就是我的失职；畏惧病魔，就是记者的耻辱。”王燕松不由自主地靠近他们，最近时仅距患者仅10公分，猛按快门，记下了这感人的一幕、一幕……
当时，广州非常潮热，王燕松看到墙上的都是湿漉漉的。穿着隔离衣的王燕松在病房里汗如雨下、头晕脑胀。在这种条件下，他咬紧牙关，不辞劳苦地拍摄了200多张反映医护人员辛勤工作的照片。
后来，他还拍摄了写护士日记的护士张积慧。
另外，他还采访了钟南山院士。当68岁的老院士呼吁全社会关爱医护人员时，老泪纵横。王燕松将这感人的一幕定格成永恒的纪念，也成了独家新闻。
主动请缨再入非典病房，没获批准，请战书为其开启了绿灯。 “我是共产党员，危急时刻应当冲锋在前”。
4月底，北京的非典疫情严重起来。
从广州回京经过休整后的王燕松发现，报社也不让外人进入了。
正如英雄希望浴血战场一样，王燕松去一线采访的心又开始涌动起来。
他向领导口头请示了几次。出于对他的保护，领导没有答应。王燕松非常着急。
当时，从没干涉过他工作的妻子也有点不忍，婉转地劝他说：“你都去过一次了，非得再去一次吗？”然而，他认为，“作为健康报的摄影记者，国家出现严重的疫情，我怎能不到现场采访。”强烈的使命感使他突然想起了部队常用的办法：郑重其事地向报社写了请战书，充分地表达了三方面的理由：一、我有进入非典病房采访的经验；二、父母虽年事已高，但健康暂无问题，孩子大了学习生活能够自理，没有后顾之忧；三、我是党员，危急时刻应该冲锋在前。
诚心可鉴！报社领导也被他的这种精神感动了。就这样，王燕松的请求很快得到了批准。
出于安全和采访等各方面的考虑，社领导为其联系好了医疗条件最好的专门接受非典病人的中日友好医院，而且是ICU病区（非典重症监护病区）。
只有在ICU，才能真正体验到非典病毒的可怕及医护人员的辛苦。这，才是真正的抗非典的前沿。领导的这个安排让王燕松兴奋起来。勇者无畏，他非常感谢领导再次给他的这此生难得的机会。那一刻，非典的恐怖，在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位置。
5月9日，王燕松带着全套的摄影器材和换洗衣服，抱着打“持久战”的决心，非常高兴地到中日友好医院报到。下午，他就急着去病房。
在路上，带他进病房的ICU中心主任李成辉，给王燕松介绍了一些情况，说病区有20张床位，全是最重的非典病人，传染性很强。
突然间，李主任非常严肃地盯着王燕松问“你真敢进病房？”
“我必须进去，我是摄影记者，必须到现场。”王燕松回答得斩钉截铁。
见王燕松如此义无反顾，李主任的眼神也亮起来。在李主任及护士的帮助下，王燕松穿好了四层防护服，戴了三层口罩和三层手套，将相机包了三层塑料布，再一次勇敢地进了非典重症监护区。
首次感受重症监护病区，厚厚的的隔离服闷得王燕松直发晕。出病区他最想做的就是：摘掉口罩，大口喘气！
进入ICU，透过护目镜有限的视野，王燕松看到护士们紧张地忙碌着。
病床边一条条垂下的管子、各种仪器的“嘀嘀”声和病人不时发出的呻吟声，形成令人压抑的氛围，让王燕松心里也有点打鼓。这毕竟是传染最严重的重症病房啊！
“然而，见医护人员神情自若、紧张、有序地工作，一些旁杂的念头只在脑子里一闪，我就立即进入病房开始拍摄。”
多层防护衣对王燕松的拍摄影响很大。三层防护手套，再加上三层防护的相机，找快门按钮都费劲，更别说调整相机上各种数据了。跟着李主任十几个病房查下来，王燕松的护目镜前已是雾气朦胧。因连采访带拍摄，王燕松的手被汗泡得越来越难受，头也开始疼起来，几个小时下来，他越来越觉得“脑子不够用了”，“气”也不够用了。
晚上9点多，李主任对他说：“咱们可以出去了。”听到这几个字，王燕松像听到了特赦令。当时他最想的就是：摘掉口罩，大口喘气！
脱掉几层隔离服，再漱口，消毒鼻腔、耳道，洗澡，点眼液，在口腔鼻腔喷药。全套完成后，刚走到ICU的门口，一位医务处的同志急匆匆来找李主任，又有5名患者即将送到。李成辉主任立即返身进去安排了，王燕松看了一眼表：晚上10点整。
当夜，写稿，整理照片，再向报社传稿，他忙到一两点钟。
第一天，他拍摄了300多张照片。
一点飞沫、一滴脓血，也许会夺去他宝贵的生命。然而最危险的，也正意谓着是最珍贵的。在最危险的时刻，王燕松总是和医护人员并肩战斗。他铁了心要做一个忠实的历史记录者。
5月15日上午9时左右，13病房的一位女患者由于发病时间较长，加之药物的反映，开始出现严重的烦躁情绪，甚至出现了轻微的幻觉，坚决不再输液，拒绝治疗。
她大嚷大叫，氧气面罩已挣脱掉，身体大幅度地晃动，脚使劲地蹬踹。护士长赶紧冲到患者身边，帮她戴好面罩。可是患者情绪更加恶化，坐起来大喊要撞死在床上，这时，她的氧气面罩又掉了下来，空气中充满了患者喊叫时喷出的飞沫。为了安慰患者，让她安静下来，护士长始终站在这位患者面前，充满耐心、充满柔情地一遍一遍劝说，轻轻地抚摸着患者，一次次地为患者接吐出的痰液。30分钟后，在护士长不懈的努力下，患者终于安静了下来，同意接受治疗。当时，王燕松也一直站在旁边，他全然不顾自己有被传染的危险，用相机记录下了这惊险的一幕。
5月18日，中日友好医院第一批患者要出院，这也是一个历史时刻。王燕松正准备去拍摄。午饭的时候，气切组（气管切开组）的同志说下午要为一位患者进行气管切开手术。
气管切开时，气管和肺里脓血会喷出来，其中的SARS病毒浓度极高，传染力是喷沫传染的几百倍，上千倍。谁只要被溅到皮肤上一滴，第二天就会倒下。根据广州的经验，几乎每做一例气切手术，就会有一名或数名医生护士被传染。其危险性不言而喻。
拍摄出院的机会很多，然而拍“气切”抢救的机会错过了，就可能终生遗憾。不论多危险，王燕松铁了心要拍下全过程。
可向院方申请时，医院怕他出危险没有批准。没办法，王燕松只好去找医院的郭生贵书记。
郭书记一开始也不同意。因为这个手术的传染机率太高了，他不想让这么勇敢的记者倒下。
“这是北京抢救非典病人的重要医疗过程，也是医务人员的冒险手术。我有义务记录下这珍贵的历史瞬间。再说，没人拍下来，不是少了珍贵的医学资料吗？”王燕松肯求说。
即使这样，郭书记也没有立即答应他。后来，医院研究同意了他的请求，但要求他只准隔着病区的玻璃拍摄，尽量不要进手术区域。并给气切组的同志提出要求，一定要保证王燕松的安全。有一点不安全因素，都不准王燕松拍摄。
实际上呢，那一天，王燕松在手术前一个小时就进了病区，从手术的准备工作开始拍摄。手术中，就站在3位手术大夫的旁边，将手术的全过程拍摄下了来。一位著名的专家术后说：“真没想到，王记者这么勇敢，有他站在我们身边，对我们也是很大的鼓舞！”
病人的气管切开时，他看到病人的脓血喷射到医生们的防护面罩上，在这最危险的时刻，他和大夫们并肩战斗，丝毫没有退缩。虽然他深知，一滴微不足道的脓血，或许就能夺去他宝贵的生命。
工作40分钟就气短、胸闷、头晕脑胀。感觉强烈的是心里的孤独。王燕松是英雄，在生与死的界碑上苦战近20天，他凯旋而归。
在中日友好医院期间，王燕松一般7时起床，随首批医护人员的班车进ICU。采访完回到住的地方，吃完饭，常到下午两三点钟了。每天拍的二三百张照片需要整理，再写稿，向报社传稿。这个工作量相当大。他的笔记本电脑还常出故障，也没办法换。于是，王燕松每天都在争分夺秒，经常忙到深夜。为珍惜这点宝贵的时间，王燕松真是拼了命了。
累点倒没什么，最困难的是在病房拍摄。4层隔离衣，3层手套、口罩穿戴在身上，他觉得自已笨得像头熊。相机也被3层塑料布包着，按快门都费劲，其它什么功能也调不了。他只好用自动档拍摄。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停地把那些珍贵的历史瞬间记录下来。也许画面不够完美，“但任何左右医生和患者的摆拍行为，都是一种罪过。我不能为了出好片子而干扰他们。挽救病人才是第一位的。”
在ICU里，为了防止病毒传出病区，任何物品都是单向流动的，只能进不能出。相机、纸、笔、录音机带进ICU就不能往外拿。
为此，他准备了两台数码相机，分别放在病区内外。这样，里外发生的新闻他都可以拍摄。
没有纸、笔、录音机，一些文字采访就要靠他的脑子记。然而厚厚的着装，常常使王燕松工作40分钟就气短、胸闷、头晕脑胀，处于严重地缺氧状态。采访内容多了根本就记不住。后来，他总结了一个有效的办法：每采访一个病人或一位护士，就到护士站休息一下，回想一下采访内容，加强记忆。然后，再采访另一个目标。
病房里的生死激战，不可能不影响他的精神。期间，他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非常孤独，特别想听到亲友的电话。走的时候他也没给朋友们打电话，大家都不知其进了ICU。正好，期间，北京电视台《特别关注》栏目专门约请他做了几期连线节目。亲历一线的感人见闻和他的勇敢行为，在市民中引起很大反响。
一个朋友从他妻子那儿知道好友燕松上一线的消息，给他打电话聊了没几句，说了声：“哥们儿，好样的，多保重！”就挂断了。因为朋友已哽咽了，怕影响王燕松的情绪。但这位朋友随手又拨通了其他几位朋友的电话叮嘱：“燕松上一线了，给他打电话鼓鼓劲吧。”
一位陌生的市民给他发短信：“你面对非典，无所畏惧，我儿子称你为英雄。”
报社收到了许多市民送的鲜花。江苏的一位大夫还给他寄来了一箱洗手液。
……
从此，关爱他的电话也多了起来，这使他深受鼓舞。
当然，他还每天给爱人和女儿打一个电话，从他们那儿得到精神的支持。
母亲节那天，王燕松给妈妈打电话问候。70多岁的老母鼓励他说：“我们知道你在一线很危险，但这是你作记者的职责，我们理解、支持你，家里你就放心吧！”听到母亲的话，“不知为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流泪了。同时我也深深感到母亲的伟大。”
是啊，激战在生死的界碑上，谁也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在极度孤独的时刻，念及亲人，自然感慨万千，又有谁能不垂泪呢？
24天后，勇敢的战士王燕松胜利地结束了采访。
经历了两次生与死的考验的王燕松最深切的体会就是：与一线的医护人员一起生活工作，每一天都在为医护人员患者之间的故事感动着；以后再拍片子，一定要深入深入再深入，近点近点再近点。在重大事件的采访中得到锻炼，不断提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