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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拥挤的广州火车站上认识他的，看他的第一眼我竟觉得我们以前见过，我熟悉他。他那天穿的黑色风衣那么眼熟，黑色中一双明亮的眼睛。但我以前是不可能认识他的。在我所生活的小镇上，粗鄙的自以为是和固执的模仿代替了本应有的自然和从容，他们的身上缺乏宁静的气息，静止的躯体所散发出的内在生气。我象孩子一般期待和他交谈，我要了他的电话和地址，是我自己将我自己推到他的面前的。然后，就有一些事情发生，一些在别人看来是不幸的事。
但如果可以让我重新选择，从新回到五年前，回到火车站拥挤的人群里，我依然会象小孩子一般的对他说：“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我无法形容快乐大极致是什么，快乐里我们根本忘记了时间的存在，我们整日地呆在床上，在床上看书、吃饭，我们紧锁房门不让任何人来骚扰，我们不允许对方离开视线，彼此监督，犯错误的一方只能站在房间中央，一丝不挂。快乐的时光总是如逝而过，留下让人感叹的惋惜。
我常常在深夜里想起他，他仿佛在夜色里象我微笑，他俊俏的面容、深深的目光、抿紧的唇、清淡的笑容，还有，还有他匀称的身躯、平坦、温润的腹部。
此刻的灯光就在对面的高楼上闪烁，红绿相间，我听得到灯光里笑声：无顾忌的开怀大笑。笑声刺破屋内的寂寞，将陷入麻木中的冷清唤醒。醒后，将房间的灯一一关闭，反锁住大门，卧室落地长镜里是一个赤裸上身的男子，水一般的月色投在他的身上，他的眼睛有轻轻的忧悒、匀称的身体、睡莲一般的容颜，那是我还是三年前的他？我喜欢听锁挂上的声音，那一声的黑暗中似乎又能听到他的叹息，我融化在他的叹息声里。
镜中年轻的脸，不似五年前的迷惘。曾经以为漫长的隧道将是我的归宿，我最后的方向是通向黑暗；曾经以为隧道的出口将永远对我封闭，稀薄的空气中我为自己点亮一根蜡烛，我希望有人能看到我眼睛里的渴望。
镜前，我无声地笑，脱掉所有的衣衫，我象处子一般的羞涩，我如风花雪月般的成熟。我越来越象他，象他一般的漫不经心，象他一般的清淡无欲。一个不经意的笑容流露出内心不可测的悸动。轻轻地抚摸自己的面颊，短暂的无措，回忆与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心痛，那痛，只能让我变得更加坚强。
每个人眼里的快乐是不相同的，世上大多数人的快乐是白色无味的。我的快乐是黑色的，美丽的花蕊在黑夜里绽放，放射黑色诱人的光芒。我是一只黑色的夜鸟，杂黑夜自由愉快地飞翔，捕捉黑夜黑色的快感。我喜欢夜晚，习惯了白天世俗快乐的人们怎能知道黑夜激情迸发的淋漓尽致，这如同，白天怎知夜的黑？
我去广州火车站搭车回家，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我来广东后第一次回家。来广东半年多，能在东莞某个镇上一家台资厂当仓管，我洋洋自得，我甚至以为这对才高中毕业的男孩子来说已是相当不错的了。我自我感觉不错，有些洋洋自得，尽管那间厂的台湾人常骂我们是猪，猪就猪吧，我们背后不也常骂他们是“王八蛋”吗。
我们打工的经常要在广东的尘土中奔走，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从一个管理区到另一个管理区，从一间厂到另一间厂。刚来的时候是为了找工作，有了工作要去找同学和老乡。出来前不知道广东有这么多的打工者，一个小镇竟容纳了十几万的外地人。一到星期天，辛苦了一个星期的人们涌上街头，涌入买水货的小店，涌入简陋的汽车战。我们是一群令人惊讶的消费者，是他们支撑起街边一个接一个的小店，当地的繁荣不应该仅仅归功于外商，还应有我们，一群灰头灰脸的人。
我们极易辨认，在广东这个极度物质化的地域。当地人操着他们引以为荣的方言，穿与香港同步的衣着，笑容比广东以外省份的人短暂、表面。在他们看来，我们更象农民，他们认为。我不是农民，私下，我以此为豪，我们厂里面不是农民的还没几个呢。我可是吃商品粮的，在中国也算个有点特殊的人吧。起码，比农民强，不能算“盲流”。这也是我自得的一部分。
而我的确是个农民，正象广东人所说的：“老土！”春节前我去广州火车站搭车回家，一副典型的打工者形象：内地小摊上买的西服、东莞镇上所谓超市上买的冒牌旅游鞋、人造革大挎包，但没打领带，自尊心使我没打领带，这使我看起来象个学生，比较讲究穿着打扮的那一种。我不是个轻浮的人，应该不是。学生穿得好一点并不意味着他就好吃懒做，并不意味着他的成绩就不好。可这话从我这样一个从小镇上出来的人口里说出来多少有点可笑。再说，我的穿着和乡下人差不多，我凭什么说穿着打扮之类的话呢？
说实话，我当时还是有点洋洋自得的，我认为我在外面混得还可以，出来才半年多，一个月能拿五、六百我认为不错了。我只是个高中生，还是男的，能混到这样够可以的啦。但我还不至于得意到象我那两个同学那样：叼着外烟、戴着日本表、星期天没事都要下馆子。
我可不象他们那么“飞”，我大抵算是安分守己的，只是不那么听话。我们高中班主任自称对佛洛伊德有深刻的认识，他说我是个“怪种”，说我既不象外向人那样坦荡，又不象内向人那样安静。他说我眼睛里有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还说我不是一个单纯的人。搞得那段时间班上的女生经常向我投来意味深长的目光，让我发毛。
当然其中我的外形还是起了一部分作用的。我同学刚的姐姐的女儿，有次指着她书包上的一个男明星对我说：“叔叔，你好象他噢。”他是黎明。
有时候我好奇怪，黎明的一举一动我好熟悉。他的动作就象是我做出来似的，我不用想就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他的笑我太熟悉了，就象我的笑一样，都有些羞涩。
他是明星，笑得多过我，也灿烂过我。要我猜，他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在大众场合他是那么的不自在。所以，他不是我喜欢的港台明星，但是我还是挺留意他的。
我不是黎明，我也没说我们是同一类人，我只是有些象他而已。我不是他，没人请我拍广告，更不用说给二百万以上的报酬了。
我带着有限的自得到了广州火车站，一个人。我来的不是时候，春节前的一个月。同学、老乡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走，我们厂--应该说我打工的那家厂（我们不是主人翁）是做玩具的，圣诞节前将货赶完，节后进入淡季，厂里没接到什么订单，放我们的大假。想请假回家的，厂里给假，最长的两个月，不回家的，厂里免费提供伙食，每天另给五块钱的补助。每个部门留下一部分人正常上班，其他的人大多选择了回家。
出来第一次回家，以为有些衣锦还乡的荣耀，给家里每个人都买了一份礼物。老爸爱抽烟，给他买了一条外烟，老妈腰不好，给她买了一盒德国产的辣椒膏，给小妹买了一套刚刚流行的丝袄。第一次用赚来的钱为家里人买礼物。
春节前的一个月，火车站还不是很拥挤，排对买票的人却已经将广场围满。众人苍白的脸色正适合此时阴沉沉的天，天空阴云密布，浓云压得低低，似要将整个广州称裹起来。丝丝的冷风在广场上无阻隔地来回吹动，吹得排对的人不停地跺脚。
来之前我准备去镇票务中心订火车票，同宿舍的人说我傻，说现在这个时候还去定票，是不是钱太多了。我也觉得自己不象一个聪明的人，我也希望我能变得聪明些，我更希望能节省下那三十五块钱的订票费，那是我两天零三小时的工资。
我不喜欢广州火车站，站在入口处，我不知所措。我不喜欢这里极度拥挤的人群，在这里，我觉得人变成了一个个无足轻重的蚂蚁，我不喜欢我们仅仅为了一张票而要在一个我们不喜欢的地方呆上半天，同样地，我不喜欢我们身边的警察和票贩子，和那些自以为拥有什么特权的铁路职工，我更不喜欢使我们陷入这种无足轻重地位的无形环境。
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为什么要和这些不相干的人贴成一团？为什么要被别人喝来喝去？我为什么不能即来即走？
那我为什么要听别人的话不去订票？
队伍已经很久未动了，也不知前面的人高什么鬼，我惟有耐心地等待。从早上七点种到中午一点种，我一站了五个小时，五个小时里没吃一口东西，没上一次厕所。好难受！我那一点有限的自得早就不知跑到哪而去啦。有一阵饿得特别难受，旁边有小贩热情的叫卖，一只面包要卖五块钱，那只面包大概只有一两多，咽咽口水还是没买。腿一不是用酸就能形容的，明知还有几个的队要排，心里安慰自己：快到了，快到了，一买到票，就去吃顿好的，买两罐可乐喝。
周围的票贩子却多，大多是中年人，抱着一个小孩，装成买票的，看见合适的凑过去：“要票吗？哪里的票多有。”远远瞅见警察来了立马抱着孩子挤进人群里。票贩子的票比车站售出的票要贵五十到一百，真伪难以辨别后悔没在票务中心订票，票务中心要收三十五块钱的手续费，是我两天多的工资。看来俗话说得对：任何的得到都要付出响应的代价；任何应付未付的付出也是要用代价来偿还的。
排对买票的大多是和我一样的打工的，身着时髦而廉价的新装趁新年来临前赶回家，和家人过一个长一些的假期。他们显得很有耐心，以中国人特有的耐心坚持着。他们中的多数昨晚是在这广场上渡过的，在地上铺一床凉席，一床发黑发亮的被子里钻进去几个人挤一晚，清晨被值勤的警察用警棍打醒。
我不行，我不能吃这样的苦。我不能象他们那样睡广场，我不行。我一定要睡在房子里面，要有暖和的被子。昨晚我睡的招待所，虽然只是间小小的招待所，虽然一间房里睡了八个人。
去年七月份高考完之后，我带着灰色的心情和另外两个同我一样不知未来的同学来到了广东，都说广东人有钱，十万、百万都不算有钱，我们只想要个零头。
考完试知道自己考砸了，一个人跑到江边。夏日的夕阳分外的绚烂、多姿多彩，从江边到远方山丘的背后，火红的霞光燃烧着，缓缓流过的江水上行走着几艘船沿肮脏的客轮，长长的汽笛声长久地回荡在空中。汽笛声之后又是铁轮船单调的排水声，轮船划出的波浪涌到江边，江边游泳的年轻人乘浪飘起顺浪下沉，借力享受着上下起伏被外在力量推动前行的乐趣。
若在平时我早已跳入水中，迎浪逆行。这相当地危险，逆行容易被船下的气流吸到船底。游完泳浑身无力地躺在岸边，任傍晚的凉风吹过湿漉漉的躯体，夕阳将我染成玫瑰色，若是身上有钱，买一瓶五毛钱的本地产的冰冻汽水，那已是莫大的享受了。
家里本对我没抱多大的希望，考不上就考不上呗，虽然我的成绩一直位于前十名。始终，我就读的中学只是间普通中学，每年的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二。我对自己也没抱多大的希望，一旦知道自己真的上不了大学还是有说不出的难受。
现在不想这些了，想也没用，就不要自己往这方面想。好在台湾厂没几个大学生，我也就不用对人生悲了。出来是没和家里打招呼，拿着五百块前就出来了，过了两个月才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父亲回的信，臭骂我一顿，让我自己好好照顾自己，还当心我吃不了外面的苦。
他就是在我若有所思时出现的。带着若有所思的表情。
他问我去哪，我说去武汉。他说他多的票问我要不要。
“你有多余的票？我要！”我从队伍中站出来。前后的人跟着围过来。
“票是我的，我是第一个！”我大声说。
“谁说的？我出一百五！”
“我出一百六！”
“我出一百七！”
“我......”我无助地望着他。
他退后一步，将票放进口袋，脸上的表情冷漠，“他是我老乡，我原价给他。”说完示意我跟他走。我跟着他到一个人少的地方，他将票给我，我掏钱给他。钱放在我的衬衣口袋，我掏了半天才掏出来，他在一旁平静地等着，一声未出。
“上车怎么走？”我拉住他的胳膊。
他低头看了下我的手，我马上将手缩回去，说了声不好意思。
“你没坐过火车？”他的眉一扬，下句话没说。“我是第一次到广州火车站，我去年七月份才出来的，这是第一次回家。我来时是坐的班车，我没到过这里。”
他轻轻地点点头，“跟着我吧，我们坐在一起。”“那太好了，听很多人说广州火车站好乱，挺怕被人打窃。”
他笑起来，爽朗的笑。他不笑时的严谨和冷漠给我的感觉是他完全的自我，不求他人的自我。他笑时，我看到他眼中的暖意，给人以温暖，让人信赖。
我这才注意到他卓而不群的风采。他的神情沉静，从内心焕发出的优雅与宁静使他拥有一双深深的眼，深深的、定定的，如深山幽谷星夜的一道明光，他看我的目光很深。我呆呆的注视着他。他的身材修长，身体处于已发育但尚未完全发育的阶段，象一朵已经开放但尚未怒放的鲜花一般夺目，滴着清晨的露珠。他的皮肤并不太白，也不似女孩那般细腻。他的左手腕上套着一只宽约半厘米的钢制手环。它令我迷惑，硬质的钢与他温文的气质不符，它太强硬了。仿佛它套住的不是他的手，而是他生命中的某一部分。
他微微蹙眉，看了看我的行李，我立刻惭愧起来，我的行李包是从厂旁边的小店里买的便宜货。我注意到他的行李包是真皮的。“你的两个包都这么大，你怎么拿呢？”他的声音平静而温柔。
“我的力气好大的。”我抢着回答。“不是，我是担心待会儿人多恐怕你不太方便。”他平静地说。“没事的！我的力气真的好大，你不用担心我跟不上你。”他笑笑，“这样吧，你将你的大行李放在我的推车上，反正我的行李少。”
“那太谢谢了，我来推行李车吧。”“很轻的，你背上你的包包就好了。”他轻声地说。
我们随着人流进了候车室，进去时每人买一张空调候车票。候车室时比外面的广场暖和，但仍有过多的人气。他从提包里掏出几张报纸，垫在地上，放好行里，坐下来，又从包包里拿出一本书。我还记得书名、作者，作者叫三岛由纪夫。他低勾的脖颈弯出优美的弧线，耳朵后的肌肤白皙，我站在旁边，他问我为什么不坐，我低头看他在看什么书，他抬头，用眼睛问我：“有什么问题吗？”后来我才知这是他的习惯表情，当时我则非常不好意思。
“我想看你看的什么书？”他将书一抬，三岛由纪夫的作品集。“哪国的？外国的吧？”他点点头，“日本的。”
“我看过屠格涅夫的《初恋》。”这是愚蠢的回答，我的脸马上红了。那时，我的阅读还仅限于金庸、梁羽生、古龙之类的，那本《初恋》试着看了一遍，看了三个月，每次看之前要鼓起莫大的勇气，越看越泄气，书看完了，那一点所谓提高文学修养的梦碎了。
“是吗？我还没看过呢，好看吗？”他认真地问。我笑着摇头，“老实说，我不喜欢，太啰嗦，闷的很。”他笑笑，放下书说：“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
“好啊！”我热烈地响应，“不过，我没你聪明，你可不要出太难的题。”“不是考智力，测试一下你的性格。你不用太紧张，只不过是个游戏。开始啦，你喜不喜欢买衣服吗？”“喜欢，但我没钱，买不起好衣服。”“如果你有足够的收入你会买那些名牌吗？”“会。”“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黄色，黑色。”“喜欢性感的衣服吗？”“不太习惯。”
他停下来，下结论：“你是一个热爱生活，性情比较温和的人。”“不会吧，我们班主任说我复杂的呢。”“但你真的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是吗？我不觉得，我们班主任说我既不内向又不外向的。”他猛地大笑起来，“你可真有意思。相信我，你真的是个性情很好的人。”
“或者，我们接着来？”他提议。“好吧。”
“深夜，你看到一位女孩子在哭，你是走开还是过去询问？”“走开。”“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在一个没有熟人的聚会里，你是主动地找女孩子聊天还是一晚沉默不语？”“我不会主动地找女孩子聊天。”“你认为情人节一定要送鲜花吗？”“不。”“如果送，你会送白合还是玫瑰？”“白合。”
他再次停下来，说：“你不是一个适合谈恋爱的人，对女孩子而言，你不是个好的情人。”“我还小呢，我可没有女朋友。女孩子挺烦的，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想要什么，你对她们好一些吧，她们觉得你啰嗦，你对她们冷一些吧，她们说你做作。和她们在一起，挺麻烦的。”
“是吗？不完全是吧？”他轻扬眉头。“我觉得是。”“你才二十岁左右吧，这么快的下定论？”他看着我轻轻地笑，“有些女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上十倍，而且，她们一点都不烦人。
“是吗？”“你到我这么老的时候再说吧。”他开了玩笑，然后转移了话题。他清晰的嗓音伴着深而轻的笑容，他微昂的脸上散发古典、神秘的光芒，想晚霞，却无晚霞的艳丽。我不等他说完插入去，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说我高考失败，说我现在东莞一家台资厂打工，部门主管老是找我的碴子，我说个不停......
上车前他已经详细地知道了我过往的主要经历。我是一个中意诉说的人吗？对着一个陌生人。我平日的沉默寡言呢？我平日的固执呢？
我抢在他的前面进站，找进站的车道和车厢。我们在8号车厢，吉利的数字。我抢先跑到站台，他在后面不急不慢的，我在站台等他，人流将我挤得东倒西歪，我大声叫他的名字，他皱皱眉头加快了步伐。我们挤进车厢，车厢内已挤满了人，我们的位子被人坐着。他拿出票叫那人起来，我们坐下发现行李架上已是满满的，我们只好将行李塞进座位下。
一坐下，浑身冒汗，我脱下西服和外面的毛衣。他在我对面解开风衣，露出鲜黄的高领毛衣，艳丽的黄。这种黄极少有人穿，特别是男孩子。它似乎太艳了。我注意到周围的目光即刻向他投了过来，大多是被深深震撼的那种目光。
他似乎浑然未觉，可我的脸微微发热，那目光实在是太集中了。他后来还是看了那些人一眼，将风衣挂好，递给我两份报纸，左手托腮，眼望窗外，沉思。我小心地看他，他眼里隐隐藏着忧郁。他就这样一直望着窗外，我开始看报纸，边看边用余光打量他，报纸看完了，他还在望着窗外。
“噹、噹”列车轮的滚动声催人入睡，累了一个百天我困了，趁他喝水的时候我问他：“不困吗？”他笑笑，客气地说：“你先睡吧。”连着两天没睡一个好觉，我一趴在茶几上就睡着了。睡前，他将茶几上的东西整理了一下。
车上人多声杂，有聊天的声音、有人从走道经过的脚步声及人的责骂声，还有，小孩子的哭闹声。与这些相较，沿途上车人的喧闹声更容易将人惊醒。微醒，换个姿势接着睡，半睡半醒之间触到他的手，我感觉是他的手，放行李时碰过他的手：暖和、修长。我轻抓他的手，摸索一下，接着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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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半火车广播室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广播员义正词严的高调嗓门将我从梦中醒来。还想睡，边睡边听沉闷的新闻，又碰到他的手，不敢再摸，只能睁眼怔怔地望着他。
新闻播完他才醒过来，他闭眼想了一会心事，睁眼。“你这么早？”他发现我在看他。“没有，刚刚醒。”我掩饰。“洗了吗？”“还没有，我的东西在那。”我指指他手边的小塑料袋。“哦，不好意思。”他将塑料袋递给我，让我先去。
列车上的列车员迫不及待地推着小推车出来，沿道叫卖，把过道上的人赶过来赶过去。我要掏钱买早餐，他说不用买他的，我买了一碗面。他拿出牛肉干、蛋糕、蒸馏水，慢慢地吃，他吃得很少，水却喝得不少，一瓶蒸馏水不用一个小时就喝完了。
天已大光，火车上的人满脸疲惫，而他的眼睛却分外明亮有神，神采飞扬。“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呢？”他微笑道。“叶寒，叶子的叶，寒夜的寒。”“那到底是哪个夜哪个寒呢？”他开玩笑。
“我的名字是不是很怪？”“没有啊，蛮好的。”“是吗？那你呢？你叫什么？”“王伦，叫我阿伦吧。”“你是做什么的？”我好奇地问。他笑笑，“你看呢？”“老师？”“不是。”“学生？”“不是。”“到底是做什么的？”“和你一样。”
“你也是打工的？”我不相信。“是啊。有什么问题吗？”他反问。“不是，你不象。不过，你应该是主管吧？”“就算是吧。”他接着问我在哪里打工，我说在东莞，原来我们在同一个市，在不同的镇，隔的还不远，坐车只要半个多小时。他所在的镇我去过几次，那边没我们这边热闹，却比我们这边干净。
“那，我以后可以去你们那儿玩啦。”“行吧。”他淡淡地说，不是很热情。
“那怎么找你呢？”我热情地追问。他沉吟片刻给了我一个地址和电话，我也将我的地址给了他，他看看折好放进风衣口袋。
“等会儿我还要转车呢，我家在镇上。回来前我打听好了，火车站附近就有长途汽车站，在那转车就行了。快的话，下午我就能赶回去，可以在家里吃晚饭呢。”
“但是，”他说，“春运期间的汽车票怕也不太好买吧，你应有思想准备。”
“不会吧？”我夸张地叫道，“家里人还等我回家吃晚饭呢。”“希望不会。”他安慰我。列车员将小货车推来推去，我问他想吃点什么，他礼貌地婉言谢绝，说他很少买车上的东西吃。
“是啊，车上的东西比较贵。”我替他解释。他不置可否的笑笑，问
我有什么磁带，我说有张信哲的。他说他也喜欢张信哲。
车进武汉，我站起来活动手脚，他收拾茶几上的杂物，用一个塑料袋装好，将我们的行李从座位下拉出来。我们等着下车。车上的人已没那么多了，列车员开始清扫车厢。快回家了，我显得非常的兴奋。
武汉的天空飘着细细的雨丝，冬天干冷的风吹到脸上，生疼。寒气从脚下生起，我在车上添了毛裤、羽绒服，还是觉得冷。乌云覆盖着，从天边闪进几丝惨淡的光芒。候车大楼在寒风中瑟瑟发颤，在我印象里它曾是那么的雄伟，它几时变得这么苍老？它的疲惫让我惊讶，它似一个心事太重的中年男子，身负重荷，无力摆脱，属于它的欢乐早就逝去了。
我印象中的武汉是这样的吗？它那高高的黄鹤楼屋檐下的古朴图画还是那样的清晰，站在汽车上一望及视；马路依旧那么宽广，熙熙攘攘，而从黄鹤楼下蜿蜒而去的长江大桥却是那么的平淡，看不出它曾有过那么多的荣耀：它有什么令人向往和自豪的地方。是时间催老了它，还是时代遗弃了它？
“嘎吱、嘎吱”作响的公共汽车它车厢的油漆已经脱落，底盘发出沉重的喘息，它行使在大桥上，突兀的很，淡青色的江面上来往着一些陈旧的船泊。那船儿，远远地从大桥上看去，是一个个青色的点。
身边的--和我挤在一起背靠背的武汉人面色灰暗，他们固执地沉默着，一双空洞的眼睛望着车外阴沉沉的天。武汉的男人大多长着一张瘦长、营养不良的脸，眼睛凹进去，皮肤粗糙。武汉的女人穿着一望即知是从汉正街上买来的廉价时髦时装，嘴涂得血红，自以为是地挂着假皮的挎包，神气的很。一开口说话，不忘将他们的祖宗带出来，精神饱满、音域宽广、音调高得惊人。
“做么事唦？”这是句典型的武汉话，典型地反映出武汉人的虚张声势。这是双方较量前的试探，说话的态度、语气视对方的身份、衣着、举止而变化。有时是恶狠狠的鄙视，那是对一般的外地人；有时是避重就轻地争执，那是对本地人；有时是冷漠的矜持，那是对身份高过自己的。
武汉人的咒骂声响彻街头的每一处角落。读高中时几个同学要攒几个月的零花钱才能来一次武汉，那时觉得武汉什么都好，什么都贵，一天都不够玩，来之前会兴奋地一晚上睡不着。
可阿伦也是武汉人，而他却是那么的不同，他不象武汉人，他象哪里人呢？
长途汽车站就在火车站边，阿伦帮我照看行李我去排对买票。买票的人挤满了不大的候车大厅，外面是瑟瑟寒风，里面却是烟雾弥漫，阿伦在一棵树下，望着穿梭的汽车，黑色的风衣敞开，里面是鲜黄的高毛衣，他只是在高领毛衣外添了一件青色的紧身羊毛衫。队伍摆来摆去，我索性从侧边进攻，插对买到票，即便这样，阿伦已等了半个多小时。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我一买到票便飞奔过去。他笑着摇摇头，问：“买到了吗？”“买到了，可惜是明天的，今天走不了了。”“那你今晚睡哪里？”他问。我觉得他的问题好笑，“随便找一家旅店就好了，正好顺便逛逛武汉。“
他沉吟一下，说：“如果不介意的话，去我那将就一晚。我在汉口有一间老房子，我一个人住，不碍事的。”
我吓了一跳，我没想到他会帮我这么多，他是我出来后碰到的第一个好人。“那怎么好意思？已经烦你够多的啦。”“反正我是一个人，你介意吗？”“不！不！”我赶紧回答，心里甜甜的。
他领着我坐车，领着我穿汉口迷魂阵般的小巷子，领我到一条靠江堤下的一条巷子，说：“到了。”巷道冷冷的，无人向他问候，他摸出钥匙打开门，房间出乎意料的干净。没有灰尘，没有房间久无人居住的那股生气。
“好干净！”我由衷地称赞。“平时有人住的，老同学，他暂时没房。”他解释。“你的东西蛮整齐的。”“是吗？我的同学是个爱干净的人。坐吧，累了在床上躺会儿，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呢。”
“没事的，我们台湾厂经常加班加到十一、二点，我都惯了。”“帮我将电暖器打开，把床上的报纸扔掉，再打开窗帘。看，亮堂多了，卫生间里有热水器，你要不要洗个澡。”“我前天才洗过的。”“看你一身汗，洗个澡会舒服些的。”
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他温暖的目光照着我，我的心暖洋洋的，我觉得此刻我们的距离好近，我们已认识了许久，我们彼此关心，就象一家人。
高中的班主任说我是个怪种，对什么人都爱理不理的，我也以为自己天性冷淡，不爱与人打交道，是那种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人。可现在，我的心里充满了柔情。
“你先去洗个澡，我去买点菜，快过节了，应应景。你喜欢吃点什么呢？“
“鱼头豆腐汤、藕，其他的无所谓。”“典型的湖北人。洗澡前先将热水放一放，去去寒气，不然会冻的。”“知道了。我不怕冻的。”
他出去了，房间里留有他温暖的笑容，我就着这温暖的笑容在温暖的气息里去掉衣衫，洗了一个长长的热水澡。洗完后迅速地套上毛衣、毛裤。他还没回来，我用煤气炉烧水，水壶“噗噗”响着，近窗听得见门外人走过的脚步声。
他回来时提了四、五个塑料袋，裹入一股令人为之一振的寒气。我找一个脸盆将他们装起来。
“我弄菜，你打下手。”他吩咐道，我愉快地答应道：“好哇！”我将鱼泡在水里，鱼使劲地折腾，猪肉由他来切，砧板上跳出均匀的“跶跶”曲，开着的收音机传出流行歌曲，煤气炉开着蓝荧荧的火花，炉上是噗噗的热水壶......一切，如家一般，熟悉、平淡、亲切。
他做了几个家常菜，一个清蒸鱼、一个糖醋排骨、一个小白菜、汤是鱼头豆腐汤，两个人吃多了点，但他的手艺的确不错，有湖北菜的风味。他特意买了一瓶红葡萄酒，酒勾起人的欲望。
他从包包里翻出一盘磁带，放入录音机，立刻传来回肠荡气的乐曲，一个嗓音略带沙哑音质多变的男人唱着外国歌。他的歌与我以前听的流行歌不同，他的声音象是从胸部发出的，到高处嗓音透明似的，他胸怀激情但他压抑着。
“他是谁？”我惊讶地问。我一方面惊讶歌手的歌艺，另一方面惊讶阿伦的听歌爱好。以前，我还不知道有人喜欢听英文歌。
“乔治.迈克尔。”他淡淡地回答。
“他的歌好怪，我不知怎么说，我听不懂英文，但我听得出他的忧伤和激情，他的歌能打动人，让人感动。我是第一次听他的歌，他的歌与中国歌不一样，完全不同，与他的歌相比，中国歌太幼稚啦。”
“是吗？”他笑笑，给我盛了一碗汤。
我注意到他的缄默。从与人交谈的微笑到转化为收缩自我的缄默。他的脸变了，脸上涂了一层金属般的光泽，神情木木的，有一丝完全自我的冷漠，精神上完全与世界分隔，他超脱了他身处的环境，他在这熠熠发光，周遭的一切与他无关，他是一个自明体。他全然地投入自我，周遭的万物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而他便在这无意义的废墟里闪烁蓝色丝绒般的光泽。
他默默地喝完汤，我惶惶不安，我觉得我做错了什么令他沉默。他给自己添一碗水饺，不小心滚落出两个，我赶忙用手去检，碰到了他的手，他看了我一眼，触电般地醒来，他笑着说：“不好意思，刚才，我走神了。”然而，我看得出他并没有抱歉的意思。
为了转移话题我问他：“你喜欢他的歌？”“是。我喜欢他。”他简单地说。
“是吗？”我自问，我不了解那个歌手，我的英文有限听不懂他唱什么，当然，他唱的很好，可阿伦需要这么地投入吗？我奇怪阿伦沉默时的自我，他这么轻易地沉入自我，他内心里蕴藏着什么样的风暴呢？
磁带放完，阿伦的饭也吃完了，我感觉不好，我觉得自己象是个唐突不受欢迎的客人打扰了喜欢宁静的主人。我不该来到这里，我不应该茂然地和他在一起，我们不过是相逢者，在我眼里，他是那么的陌生。这种感觉我无法派遣压在我心里，我的心沉甸甸的。
我主动洗碗，油腻的洗碗水泛着洗洁精的泡沫，我将碗一个一个放进水里，心里想着家里的晚餐，一家人说说笑笑的，可能平淡但心里踏实。我又将洗干净的碗一个一个地放进碗橱。
他抹好桌子，扫完地，到水池边，从我手里拉走抹布，帮我洗。我们近在咫尺，我听见他的呼吸，看见他脸上细微的毛发，他的皮肤是这样的光洁，象丝一般。
“我来洗吧。”我轻声说，“我来吧，你的碗洗得可真干净。”“我在家常洗，我还会缝被子呢。”我高兴他打破了沉默，我也高兴他的夸奖。“是啊，看你的手就知道啦。”
我看看自己那双有疤痕的手，出来半年多天天做苦力，手变得粗糙宽厚。“我的手以前可秀气呢，修长修长的，秀气得很。”“是吗？”他露出开心的笑容，“跟你人一样。”
我一振，侧脸看他，他笑着说：“你不知道你是个漂亮的男孩子吗？”
我的世界倒了，我是个漂亮的男孩子吗？我漂亮吗？以前可有人这样地夸过我吗？似乎有的，不是有几个女同学总是在我面前暗示着什么吗？她们中的几个不是给我写过纸条让我去江边散步，我全都拒绝了。我只是以为我和她们不熟没什么话好说，我不觉得那意味着我是个漂亮有吸引力的男孩。
班上女同学中我只个小梅谈得来，我们从小学到高中都在同一个班，高中是他坐我前排，留着一条粗辫子，经常穿碎花的衬衣。她，一张瓜子脸，说话轻声西语的，走起路来却身姿婆娑。我常和她一起去江边游泳，她穿一件打红游泳衣，在混黄的江水里用自由泳轻盈地向前，我则顺着水往下游漂，不用使多大的力，水的惯性会将我送到对岸。
夏天的长江是热闹的，轮船的汽笛声和人群的叫嚷声混成一团传向暴晒一天后发热的赤红色的田野，一天的酷热后，徬晚的凉风从平原的北边吹过来，江面上传来的风还带着农田的水气。江边的防洪堤顺江蜿蜒向东，堤上凉风袭袭，江对面是另一个城市，江对面是另一群搏浪的年轻人。
我将要顺流而下，将小梅一个人留在岸边，她大声地叫我的名字，我潜入水里，假装听不到她的叫喊。水温柔地抚摸我的身体，它我的腋下抱住我，我心里涌出万分柔情。我仰躺水中，天空晴朗、万里无云，红色的晚霞映红了天边，圆橙般的太阳正缓缓下沉，向西方的群山下沉。
“你回来！我不理你啦！我以后再也不和你一起游泳啦！”身后小梅的叫喊已经那么遥远，她气急败坏的样子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不禁会心的笑出声来，然后将她置于脑后，继续自己的航程。
乘着夕阳归去，家人已吃过饭了，他们留给我的饭菜在客厅的饭桌上，饭桌旁边的沙发上放着我的衣服，知道这是小梅送过来的。大人们坐在楼下，摇着扇子，说着闲话。
再过两天，问小梅原不愿意和我一同去游泳，她立刻应承，忘了前几天自己所说过的话。“你有没有钱？”我问她。“干吗？”她警惕道。“没什么，游完泳口干，买水喝。”“要买自己买，我才不上你的当了。”“不买算了。”我无所谓。等游完泳，她不吱声主动地买来两瓶桔汁汽水。所以，我喜欢和她一起游泳，但她从未说过我漂亮。
好象有一个男同学说过我漂亮，他是这么说的：“叶寒，你张的蛮正的。”在我们镇，“正”等同于漂亮。他当着班上十几个同学的面说的。晚自习后，班上男同学没走，谈论班上的女同学，说水漂亮谁丑，又说谁和谁在谈恋爱，说了几对，又说班上的哪个男同学张得“正”讨女同学喜欢。其他同学说了几个，班长、学习委员，平日常扮歌星的伟突然制着我说：“叶寒，你长得蛮正的。”
我正看杂志，突然被他这么一说，心里怪不舒服的，平日我就不喜欢自以为是的伟，他们也太随便了，把自己当作谁啦任意地批评同学。我站起来说：“全班最正的就是你，谁比得上你。”
“你这人可真怪，我是在夸你呢，发这么大的火干什么？”“那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难怪老师说你怪。”他低声回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不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聊天时的毫无顾忌吗？他们将自己当作了裁判，经常对老师、同学评头论足的，在我看来，他们是一群肤浅的人。
过几天，“歌星”求我给他抄作业，他讨好地问：“那天你怎么发那么大的火？”“谁象你们？整天捉弄同学。”我没好气地说。“我捉弄你？你组不知道自己长正吗？”他的回答让我惊讶，我以为所谓的“正”就是应该象他们那样：穿露胸的衣服、烫发、走路一摇三晃。“歌星”在这方面一直是领导全校的，他也被认为是全校风头最足的，他说我“正”只是让我惊讶而不是高兴。我和他们不是同一类人。
阿伦说我漂亮而不是“正”，这叫我喜欢。
“你不要开玩笑了，我哪里漂亮？”我故意说。“你不知道吗？你比你知道的要漂亮得多，以后你会知道的。不说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赶早了。”
“但是，我真的漂亮吗？”我执意要问下去。“是。这也许对你是重要的，但男孩子并应该太在意别人对他外貌的夸奖，人都会老的。”他并不是在指摘我，我明白他的善意，“好吧，睡吧，明天你不用送我了，我自己可以的。”我斩钉截铁地说。
“真的不用我送吗？”“不用，我行的，放心吧。”“早餐呢？”“我还有面包呢。”“那你自己起来？”“我们公司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呢，放心吧。”
他睡靠窗的那头，我睡另一头，他让我睡里头他睡外头，我们睡同一张床，我的脚贴着他的手，他的脚碰了我的手，我翻身，用双手抱住他的脚，他的脚冰凉。他没什么反映，他的脚在我的怀里慢慢地变暖。他睡觉穿着长袖套衫，他脱下鲜黄的毛衣，里面是一件蓝色大羊毛杉，脱掉羊毛衫后他身着紧身长袖衫，显出他匀称的身材，稍瘦，但结实。
盖两床毛毯身体热乎乎的，暖和的身体生出暖暖的情怀，柔情四溢，抚摸自己平坦的腹部，触摸阿伦温和的肌肤，只想将一团物体揽入怀中，和自己的肉体贴在一起。近一年来，渴望与人相拥的柔情时常涌上心怀，想对一个人好，想一个对我好的人，这种渴望朦朦胧胧的，让自己摸不着边际却分外甜美。近来梦中，液体会从下体喷发，极度的快感在朦胧中依然甜美，不惊，不特别的冲动，只是在半睡半梦之间任快感电般流过全身。第二天，看到那一块黄莫名地慌张；我没病吧？
有一晚与同宿舍的强去看黄色录像，内心慌张不敢看周围的人，怕被同事撞到。强买票请客，时间未到我们四处逛小店，碰到一个女同事，她问：“你们干什么呢？”
“看录像呢。”强回答。“怎么还不进场？”“还不够时间。”“哦，你们是看第三场的。”她说着瞟了我一眼，目光里似有谴责和失望，我想辩解说我是被强拖来的，我不想看的。“你不要将他带坏了哟！”她半开玩笑地说，说完便走了。
“你看不看啊？没关系的，你男朋友不在我们陪你呀。怎么不敢看呀？我请你呀。怕什么呢？”强放肆地说。听到这话，她回头恶很很地骂到：“看？看你的死人头！小心得艾滋病！”
“她也看这种片子吗？”我悄声问。“当然，和她男朋友一起看，一个人，借他一个胆子，她都不敢的。”
看的人还真不少，我们进去晚了点就剩下最后排的位置啦。放录像的老板先是放下两边的门帘，在放了几首流行的歌，接着正式放片。
那晚的片子是美国的，我听懂了几个英文单词。片子一开始便是那种镜头，我吓了一跳，血冲上头顶，人半天喘不气来。瞟瞟周围的人，他们个个神情安怡，坦然自若，顿觉自己的孤陋。片子里有男人同女人一起做的，有女人同女人一起做的，每一节十五分钟，到高潮处，男人总要将精液射入女人的口中或她们的身上，这代表什么呢？男人征服了女人？后来一直想。
3
散场时大家都显得有点不太自然，下体膨胀着，走路要侧着走。强问我片子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说刺激吧，我不好说谎话惟有点头。他说那些外国的女人个个真他妈性感，要是能同她们做一次一千块都行。我说那些外国男人也很性感啊。
“当然，但你怎么会去注意那些男人呢？女人都看不过来。”他奇怪地问。“有什么不对吗？不是有男有女吗？”“不是这个问题，问题是，怎么说呢？男人当然是来看女人的吗，哪有男人对男人感性趣的？你真是个怪人。”他并不真的觉得我怪，他随便说说，或者，他认为我是第一次看这种片子才会这样的吧。
以后，我便一个人去看，一个星期看一次。强有时约我去，我找些借口推掉了。录像厅第一场、第二场放香港的武打或警匪片，第三场放三级或四级片。片子有美国的、日本的、香港的。香港的片子表情夸张，激情动作欠奉，最闷；日本的比较变态，美国的最露骨。看香港的片子看了半天你还看不到你想看的动作，日本的看到一些，美国的一开始就是真枪真刀。变态的日本男人个个是色鬼，眉目萎缩，一看就是生活中的失败者，他们将情爱当做了生活中的偷窃：卑微而令人憎恶。女主角只知道死尸一般地躺在那，闭着眼睛哼哼。美国的不错，自然、爽朗。当时更希望美国的片子中能有一些情节，有一些故事。但心里还是喜欢美国的。一般，放美国的片子的话，录像厅能够满座，放日本或香港的，最多只有2/3的观众。
但，或许强说的是对的：我是有点怪。我的确注意片中的男人，我发现那些身材高大、肌肉匀称的外国男人令我热血沸腾，他们是那么的性感，加上他们那一派成熟自若的洒脱更是令人心襟荡漾......我不知该用什么字眼来形容，总之，我喜欢看他们。
有一个，金发碧眼，留一头长发，气质更为独特，他浑身散发紫色水晶般华美的光彩，眼神迷离，举止间有着一分脱俗的自我。阿伦的气质很象他，他们两人都有着蓝色丝绒般的华贵。
想着这写，带着笑容睡着，梦中我和阿伦一起畅游在艳丽晚霞照耀下的长江，他穿着白色的泳裤，胸膛、大腿裸露着，他鱼一般地行进，穿过江面上的磷光，我尾随着他，一同游进火一般的光芒里。
早上六点种准时起床，阿伦被我惊醒，他侧头问：“要我给你做早饭吗？”“不用啦，你睡吧，天冷着呢。”“外面冷，穿多点衣服。”“知道啦，你睡吧，我没问题的，谢谢你的照顾！”我对他恋恋不舍，他清俊的面容如此亲切。他笑笑，笑容象黑夜里幽柔的光，温暖、明净，还有神秘。
我离开他，离开温暖的小屋，外面刮着刺骨的寒风，巷口里空无一人，清冷的月光投在屋檐上。我在这个寒冬干冷的清晨迎着刺骨的寒风奔向回家的路。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他的依恋，有一刻，我空虚得近乎麻木，我问自己为什么不在他那里呆多几天，我为什么不让他来送我。悔恨纠缠住我，我却只能继续向前。
他流在我记忆里温暖使我渴望与他的再次相见，暖暖的情意一直陪伴着我，伴我回到家乡。一见到家乡陈旧、朴实的房屋，不由得开心的笑起来。
到家，父母、妹妹正担心着我呢，我回来前给他们打过电话说昨天到家的，昨天和阿伦在一起忘了通知他们一声，他们以为我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我将礼物分给他们，他们个个喜笑颜开，特别是母亲，不停地说：“小寒也知道给我们带东西啦。”
我高兴我象个大人了，可以象大人那样给家人带礼物。我和家人一起准备过年的事，趁那几天天好和父亲一道买过冬的煤粉，用三轮车将煤粉运回来，堆在院子里，第二天用黄土将它们和成煤球，晒在屋檐下，到下午四、五点种，煤球干了，我和小妹笑闹着收煤球，收到一半，小妹突然说：小梅姐来了。“
“什么大梅小梅的，你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姐？”我取笑到。“你们班上的，经常和你一起游泳的那个，人家可经常问候你呢。”
小妹的声音未落，她已站到我的面前。“这么快就不认人了吗？”几个月不见，她变了，头上的小辩不见了，长发披在肩上，脚蹬高跟鞋，换下了以前的布鞋，人便亭亭玉立起来，苗条的身上穿着蓝色呢大衣，人变得秀气好看了。
“怎么会？你倒是变得好看了，脸上涂了什么，变白啦？你以前可够黑的。”我打趣，她皱眉：“讨厌！跟谁学的一双臭嘴。”“生气啦？你以前可很大方的。”“谁会生你的气？才不呢。”她笑道。“这还不错，我还给你带了东西呢，我们那刚流行的丝巾，特别漂亮，等我收完煤球拿给你。”她的脸突然红了，我感到奇怪，便说：“脸怎么红了？还站着干吗？还不帮忙收煤球。”她没还嘴，低头笑笑帮我们收煤球。小妹和她说说笑笑的，一边说话一边炫耀我给她带回来的丝袄。小梅只是轻声地笑着点头。
收拾好煤球，进屋坐了会，我将丝巾拿给她，她客气地问了一下价钱，我笑着说是以前的汽水钱，她便笑了，她见我家里也没多坐，坐一会便告辞了。
过年的时候，一场大雪将整个县城包裹起来，小县城里开始有新年的气氛了。高中同学中考到大学去的也回来过年了，他们要组织搞一个同学会，大概是大学生的生活已经磨练出他们的组织能力和自信，他们竟让在几天之内联系上班上的决大部分同学，甚至将聚会的地方都联系好了。
聚会前不断有同学来串门，与在县城做工的同学比，我的工资是他们的两倍，他们特羡慕我。班上还有些同学仍在家待业，县城里的工作不好找，与他们比起来，我简直就是幸福人士啦。
看着自己不比别人差，甚至更好，心情愉快起来，和他们一同到处乱串，到同学家蹭饭吃，蹭不到我就请他们下馆子。
“叶寒，你可是阔起来啦！”“歌星”羡慕地说，他没什么后台，在家里待着，也准备出去找点事做。
年三十晚全班同学的聚会在县委大院内会议室举行，接到通知的都来了，大家围坐一起。和读书时一样，组织人买了一些糖、水果和瓜子，同学按座位顺序介绍自己的情况，考上大学和没考上大学的话题始终有些不同，太阳仿佛是他们的，我们已经步入阴沉的下午。
一位名牌大学的学子讲了太多大学里的笑话，气氛冷下来，还是以前的班长善于调节气氛，他要那些高中时谈恋爱的如实招供，气氛热起来，同学有了十足的热情。
快到十点，班长建议我们去大院放焰火，同学们抢着跑出门，占据有利的位置，班长让我帮他摆烟花，他点燃引线，不一会，红红绿绿浸染了整个大院的天空。有同学买来啤酒喝，喝得脸通红。
我和小梅站在一棵树下，灯火下她更漂亮了。
“外面打工还好吗？”她问。“还可以，比家里累。”“是吗？你看上去比在家时结实多了。”“每天要搬物料呢。你在供销社好吗？”“挺好的，就是人说得上话的人比较少。”“怎么会呢？供销社里没年轻人吗？”“可能是我刚走向社会吧。”
焰火放完，聚会宣告结束，几个组织者留下来收拾残局，我们先走了，临分手，小梅叫我有空去看她，过年她要值班。
过年在家睡了两天，初三没事了想起小梅的邀请，供销社大门前洒满了爆竹燃放后的大红纸屑，门用厚棉帘子掩着，我直接进去，她们正烤着火。小梅见到我，高兴地和我打招呼：“喂，这边，过来烤烤火。”
我对她们点点头：“不碍事吧？”“没事！”旁边的老嫂子脆声回答，接着问：“你们是......”“高中同学。”小梅抢着回答，脸突然红了。“瞧！瞧！我不过随便问问，你的脸怎么就红成这样啦？”老嫂子不依不饶。“张师傅！”小梅讨饶。“好啦，好啦，我也不说了，”老嫂子起身穿好棉靴往外走，边走边说：“我就不妨碍你们两位高中同学啦啊。”
“讨厌啦，张师傅！一张臭嘴！”小梅气得跺脚。我一旁笑着，说：“张师傅人倒是挺开朗的噢。”“一张嘴啄死人。”小梅余气未消。
“今天就你们俩值班？”我找话说。“是啊，过年没什么人，两个人够了。”我看看四周，“你们这挺好的，蛮气派的，工作不累吧？”“不怎么累，就是工资低些，一个月三百块左右。”“都算可以的啦，我在外面辛辛苦苦，一个月也才五、六百呢。”
“外面很苦的吧？”她说这话时，煤炉冒起一股白灰，夹杂几颗火星，火光旁她的脸分外光彩。“还好吧，累是累点，不过很充实，也过得挺有意思的。我们乡下人有的是力气。”“你可别把自己看低了，我们说什么也是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可不同农民。外面不行就回来，总不至于饿死。”
“没有啊，我觉得外面挺好的，苦是苦点，可充实、有希望。那边生活也有意思，广东兴听众给主持人打热线电话，我常听，好多大学生刚到广东那会比我现在惨多了，我还算可以的。给你说，我回来在火车上认识一个大学生，人斯文着呢，待人又好，我还在他那住了一晚了。”
“是吗？有这么好心的人？他为什么要帮你，他不怕你当小偷吗？”“哎呀，你可真多心，我一个打工仔能有什么？再说，我象小偷吗？”我不以为然。“你可不能这么随便地相信人，我听别人说广东乱着呢，什么坏人多有，你可得当心。”
“你可真是，你门都没出过，要你教？我认识的那个人是大学生，人家是主管，那可真是斯文英俊啊。”“跟你说正经的了，我可是为你好。”“知道，我要存够两万五就回来。我还要做五年，我们每年都有工资加，一年五千存的到的。”
“五年？那么长？”“五年耶，好快的。”
两人被时间迷惑，不说话，烤火。红红的火光将我们的脸庞染红，她的几缕发丝触到火苗，她蓦地一惊，说：“来，吃瓜子！吃糖！”葵瓜子蒙层灰，糖是县糖厂制的，烙牙。话少了，东一句，西一句，相互却保持着沉默的默契。
老嫂子的回来将我们从沉默中唤醒，她一进门就叫今天的菜贵的离谱白菜也可以卖七、八毛一斤的。“在这里吃午饭吧，火锅！”我倒忸怩起来：“不用了。”小梅说：“是啊，就在这吃吧，菜都是现成的，从家里带来的，有肉丸子、鱼丸子、牛肉、加上白菜一煮就好了，很快的！”我犹豫了一下：“那好，我早餐还没吃了。”
“那快点弄，把电炉子来出来，我去洗白菜。”老嫂子做事相当的麻利，煮火锅本来就快，十几分钟后我们已围坐炉边吃起来。
老嫂子扯了一些她家里的事，她老公是司机，在外面跑，弄了一些钱，她说她的，我们听着，没怎么插嘴，她问我在哪里上班，听我说在广东打工露出惊讶的神情，“外面的钱是不是蛮好弄的？”
“哪里，辛苦着了。”“是吗？一个月多少工资？”“五、六百吧。”“不多嘛，那出去干吗？在家呆着多舒服。”“外面有外面的好处，可以看看家里看不到的东西吧。”我回答地很客气。“年轻出去闯闯也好。”她结论似地说。“你倒挺想得开。”“那是，我要是年轻个五、六岁的，我跟着你出去。”她的话逗得我们哄堂大笑。
“是吗？张师傅，看不出你还有股热血呢。”小梅笑道。“你们可别小瞧我，二十年前我可是响当当的铁姑娘，县里修堤，我跟小伙子比着干，四天四夜没下江堤，困了堤上打个盹，饿了啃几口馒头，我带领的娘子对勇夺全县标兵呢。”
“你们那时候就没觉得苦？”小梅问。“苦啊！但我们不觉得，一门心思想夺标兵呢，哪还能想苦不苦的。”她的脸粗糙，变了行，看不出她年轻时的英姿。
吃完饭，坐一会，聊一聊，告辞。小梅出来送我。
出来，清劲的风吹在脸上，内心里充满了喜悦。朴实的街道三三两两的行人，零星的炮竹声时远时近。两旁小楼房传来麻将“辟里啪啦”的声响。
“什么时候走？”她轻声地问。
“几天后吧。火车票还没定下来，好想呆多几天。”
“不行吗？呆多几天吧，难得回来一次。”
“不行啊，要开工呢。”
拐过一条街，离家不远了。
“回吧，外面风大。”
“嗯，你在外面自己小心，不行就回来，不要为难自己。”
“没事的，惯了，反而不习惯呆在家里。回吧，再送，到家了。”
“嗯。万一有事怎么找你呢？”她象是突然想起来笑着问。
我便将电话号码公司地址给她。我忘了问可以写信给她吗？还是她主动将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给我的。
“我该回去了，不送了。以后，多联系。在外面，自己保重。”
她转身走了，轻盈的脚步，轻快地跳过地面的污水，头上是青灰色的天，两旁是灰色的建筑，她半低着头，背影里充满活力。她满怀希望。
风从北边来，在低处徘徊一阵继续向南，到江面。江边有寒瑟的松林，高瘦高瘦的，呈灰褐色，沙滩上几块发黑的礁石在蜿蜒向前的江边与江对面黑色的工厂相映。冷而无声的风。
临走前的一个下午随意的走，家乡的风物历历在目，多么宁静啊。又要去那种紧张 等级森严的环境过一个又一个单调而重复的日子，这一刻的自在 无拘无束多么令人留恋啊。也许是紧张前的松弛，才这样不舍吧。
从沙滩上拾两个石子，侧身向江面甩去，石子在江面上蹦了两下沉下去。小时候常玩这个游戏，一大帮子人一起玩。今天的感觉有点清冷。
江面上小小的波浪滚过来，轻柔的声响。淡黄色的水上，几只木船极其缓慢驶行，从容不迫。远方的山，是深青色的。
就这样地想到了阿伦，王伦。他好吗？二十多天来我淡忘了他，我在一班同学中肆意地疯，不得安静。安静下来，一个人，处于自我状态，他的影子浮上来。黑色的衣衫，白皙的肌肤，缄默的表情，半抿的嘴。
他是否已将我忘记？我不过是众多个从他身边经过的灰色人门中的一个，不值得他记挂。但他分明夸过我，赞我英俊，或许，他还会记得我吧。他不是将他的电话号码给了我吗？但阿英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我凭什么却找他？凭什么和他往来？
我真的好想见他，不为什么，只想见见他，看看他的脸，摸摸他的手。他愿见我吗？象我这样的人会不会丢他的脸，会不会让他难堪？碰到他的同事 熟人怎么办？
再见到他，他会有什么反映，高兴的？不会，他不会喜形于色。冷淡的？不会，他那么有礼貌，不会给别人难堪的。淡淡的，无所谓，那多没趣。
火车是晚上八点的，早上六点半我便出发了。坐两个小时的汽车便到了武汉。将行李寄存在火车站，然后坐小巴过江。节后的人还是那么多，车子在大桥头被堵住了，黄鹤楼上人声鼎沸，黄鹤楼下高大的梧桐树顽强地张开枝叉，树叉，光秃秃的，没一片树叶。
车到汉口，凭记忆找到那条深巷，找到那间灰黑的房子。
“阿伦！阿伦！”我使劲地拍门，无人回应。站一会，不死心再叫，还是没人。对面过来一个老妇人，我问屋里人还在吗？她眼珠横了一下，摇摇头，径直走了。又问一位年轻的妇女，她推着自行车，用典型的武汉话说：“不晓得。”
百余米长的小巷冷冷清清，两边的门紧闭着，天空在这里被挤压成一线。我往回走，人一下子软下来，不知该往哪里去。拥挤的人群裹着我向前，我身心疲惫。我有气无力地走着，走了一个多小时，看到一辆开往武昌火车站的中巴便跳了上去。
广场上等车时觉得自己是那么的空虚，是一只孤独的小鸟，黑色的小鸟。直到上车我都是那么地沉默，不愿意开口说话。只想睡，醒后吃一点家里带来的面饼，吃几口，想一会儿心事，接着睡。身边挎包里装着我带给阿伦的家乡特产：无籽小蜜桔。
坐十八个小时的火车，到广州，坐两个多小时的汽车，车上一股怪味令人作呕。坚持到公司，不理会他人的问候倒在床上就睡，一睡十几个小时。
新年后上班，老板请全体员工在一家酒楼聚餐，我们被命令排队，排成两列，穿着印有公司字样的厂服。饭桌上破例有酒，老板开了一些玩笑，气氛似乎很融洽。吃完饭便开始唱歌跳舞，都是那些爱出风头的人在大厅里闹，象我这样不喜张杨的人早早便回厂了。
厂里还是有一些过节的气氛的，回家的人大多带了特产，拿出来分给老乡、同宿舍的、同部门的，那几天工厂比较肮脏，到处都是花生壳、瓜子壳，多事的同事在宿舍门口贴了一个大大的福字。
总经理对此有些恼火，特地在晨训时点名批评了几位工友，并立下规定，凡违背者给以大过处分。工厂很快地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我就在这时出了一个大错。业务部开单上来要出镀铜罗母100000个，仓库里有20000一包的，有10000一包的，我装了4包20000的，2包10000的，业务部小刘急着送货没有细看便拿起走了。到了客户那，客户说我们送的不是镀铜罗母，而是贵得多的戒指罗母。业务课长打电话上来斥问，我赶忙到货架核实，天啊，我真的弄错了，两者的价值相差十倍呢。我平时很少犯错的，那天不知是怎么搞的。
仓库课长闻讯赶过来，一看见我大声叫道：“叶寒！你吃错了什么药？一点脑子都不用！吃里扒外的东西！个个象你，我们怎么做？这个月的津贴算是泡汤了，害人精！”
我低头不敢声辩，心想一个大过是跑不了的。果然，业务部将事情捅到付总经理那，付总经理念在我平时工作勤恳的份上从轻发落，给了一个中过，罚款90元，连累课长罚款30元，仓库全体人员扣发津贴一个月。
我成了货仓的罪人，我害他们每人少了50块钱，他们当然不高兴。以前我被其他同时连累，我也不高兴过，他们说说风凉话也是应该的。我想说点什么，他们懒得搭理，我心里怪不舒服的。
通告贴在打卡钟边的布告栏里。如果我是一个豁达的人，可以用几句自嘲的话掩饰过去，可我不是。一个多星期里抬不起头，在一个晴朗的下午请了两个小时的假。到小店里给阿伦打电话。心里有点紧张和害怕。
对方的电话响了半天才有人接，在我丧失勇气前。
“你好！”
“你好！请找王伦。”
“请稍等。”
长长的音乐声后听到有人问好。
“你好！请找王伦啊。“
“我就是。“
“你好，我是叶寒。你恐怕不记得我了，我年前，在武汉 ...... ”
“我们一起坐火车，我请你吃的饭。”
“你没忘记，我以为你早忘记了。”
“春节好吗？”
“挺好的，挺热闹的。只是......”
“怎么啦？”
“没什么，我出了事，害得同事扣工资。我心里好不舒服。”
“是你的错吗？”
“是。平时我都很小心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搞的。”
“心理很难受，是吧？”
“是啊。”
“犯了错，总是要受到惩罚的，对不对，下次不要再犯吗。”
“可他们都不理我了。”
“给点时间他们吧，低调一些，我想他们会理解你的。谁都会犯错的不是吗？不要这样吗。”
他最后一句话嗲嗲的，我心里涌出万分柔情。
“谢谢你，打扰你了吧。”
“没有啊，很高兴你打电话给我。”
“来广东前，我到武汉找过你。”
“是吗？我初四便回来了，让你白跑一趟。”
“哪里，我没什么事才跑过去的。我带了家乡的无籽蜜桔，不知你方便不方便。”
“行啊，你什么时候有空？”
“就这个星期天好吗？”
“行啊。知道怎么过来吗？要不要我去车站接你？”
“不用了，我去过你们那儿。”
“那，星期天见。”
“好。Bye-bye。”
我带着笑容回厂，我卖力地整理货架，我将整个仓库清扫了一遍，又替他们收货，课长骂我神经，我还笑了笑。反正，我快乐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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