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曾明确表示要“暂不抵抗”，一是为了“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14 二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目的是为了“准备好了再干”。15 欲如是，无非因为一是国弱，二是国乱，三是“惟冀除我民族之根本大患”的“赤祸”、即“俄祸”。四是要为抗战尽量地做好思想、物质、军力等各个方面的充分准备，五是要尽量拖延日本全面侵华的时间表，以使得我国抗战能够与国际战争“接轨”，即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体，从而赢得国际间的支持和援助。此其一。

   其二、正因为“和战并用”的决策，是出于蒋介石对日本和对本国均有忠实估计的结果，所谓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才该打即打，该和即和。和为手段，打则为根本，“应战而非求战”，并且忍辱负重，甘唱白脸，以“国人要打、政府要和”之双向策略，来对付日本，诉诸国际。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就曾将分别驻扎在京沪和京杭线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合编为第五军，命张治中率领赴沪协同十九路军作战，却又将抗战的荣誉尽付十九路军。八九年后中国大陆的史家曾对此详细地叙述道：二月十八日，他（指蒋）曾致电勉励第五军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亦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更是足以表现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为？”虽然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而，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亦因此而致电张治中曰：“在前线必须让功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竞争，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16 其意无非是为了向外界标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华民国的国民诚不可欺。如大陆史家借《陈布雷日记》所言：“蒋如此精诚，真堪泣鬼神而动天地者。”17

   其三、一九三三年春长城抗战爆发时，据中国大陆史家称：蒋介石从抗战总战略出发，为堵敌西进，曾于是年元月十日、二月六日、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四次致电张学良，一方面具体部署集中热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锋三点之长城抗战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励张说：“时至今日，吾等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唯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在张学良守土无能、引咎辞职以后，蒋介石又亲自北上石家庄、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励作战，命宋哲元部的冯治安师和徐廷瑶部的关麟征等三个师死守古北口，激战两个多月，遂创长城抗战之最为可歌可泣的业绩。18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在亲自视察芦沟桥防御工事时，曾携一工兵营长，亲自匍匐爬行千余米至我方河边堤下考查地形，然后指示在永定河我方略高之河岸下构筑反斜面阵地，以将枪炮口对准己方。后来，当事变发生，日军横跨芦沟桥对我作正面攻击时，立即受到我反斜面阵地的巨大火力阻击，果使敌攻击受挫。

   四、“和战并用”的决策之所以正确，还因为这一决策在事实上赢得了全民抗战的准备：一是于国难当头之下赢得了制止内乱的时间，使中华民国政府军对中共江西苏区的围剿获得基本成功。二是次第平息并团结了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之后，曾打著抗日旗号以继续称叛的某些新旧地方军事势力，如迫使陈济棠下野和团结李宗仁等抗战。19 三是召开国民党“五大”，从而造成全党团结起来积极准备抗战的局面，从而维系了国家统一之根本。四是利用这个决策所赢得的时间，积极地在军事、物质与国民精神上准备抗战。这具体表现在：

   其一、积极培训军队，购置武器装备，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已购买一万金马克的武器装备和兵工设备，装备成四十个师的兵力。20

   其二、据大陆史家称：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将全国战场分为五个方面。一是正面，包括山东区、河南区与徐海区。二是晋绥侧面阵地，包括山西区、绥远区。三是东正面，包括江苏区、浙江区。四是南海区，包括福建区、广东区。五是警备区，包括陕甘宁青区，湘鄂赣皖区、广西区、滇黔区和川康区。然后在郑州、开封、徐州、海州和京沪一带设置防御工事。其中，在江浙区的五个防区、十六个阵地上，计划建造二六零六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二二六四个。在山东区、鲁东阵地计划建成三三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初均已建成。在河南区的豫北分区九个阵地计划建造一三五三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一二七三个。其它三个区均有建设工事的计划。同时，蒋介石还将南京一线、上海一线与杭州一线的工事构筑任务，分由谷正伦、张治中和张发奎负责，前后投入一百多万圆，并由驻军八十七、八十八师担任构筑任务，至一九三七年春全部完成。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速，连日本侵略者也叹为观止。21

   其三、修好西南地方势力，使云、贵、川等半独立省份能够出于避免赤患、繁荣西南之考虑，同意在彼建立全国抗战根据地，为坚持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至为重要的地域基础。一九三四年中共残余流窜西南时，中央军曾有应邀进入西南、“保护”他们逃过云、贵、川的做法，22 目的就是要向地方势力表示，中央政府非但要保护西南不受剿共战事的破坏，而且对他们并无企图之心。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单骑走西南”时，即能够使四川的军政始统一于中央，亦不能不说是得力于对西南的正确方针。

   其四、为张扬新生活，反对旧习俗，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的思想与生活素质，乃发动“新生活运动”，以为坚持持久的民族战争作精神和人格的准备。是故日本官员阿部信行曾强调指出：“新生活运动是排日运动的结晶。”又称中国有三件不可轻予看过的大事，就是“整顿财政、整顿军备和新生活运动。”23

   其五、诚如蒋介石所预言，“设若中国战事延长，势将扩大为世界战争”。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因决以“和战并用”的战略策略，才既未予日本提前全面侵略我国的借口，又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终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了一体，从而得到了欧美从自身需要出发，而在道义和物资上所给予的援助，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增强了战力。

   应该说，七七事变之前，蒋介石决以“攘外安内”与“和战并用”的国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对于“持久战”思想及其决策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和保证的作用。反之亦应该说，正是蒋介石先生自“九一八”始，即产生并逐渐地成熟了他的“持久战”思想，才有力地推动了“攘外必先安内”与“和战并用”之决策的制定。而蒋介石先生之所以能够产生并形成“持久战”的思想和决策，原因在于：

   一、他具有日本随时可能侵华的思想准备

   诚如他后来在《中国的命运》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样，“要知道济南、五卅事件之后，日寇大陆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随时可至”。所以，一是在二七年访日会见日首相田中义一时，他就曾直率地告诫日本说：“勿再以为中国革命成功，其东亚地位动摇”；“勿再利用中国南北分裂，从中操纵”；勿再“利用（中国）无知军阀，压制（中国）民众”。24 并于是年十月二十三日发表“告日本国民书”，要求“日本方面对辛亥以来的对华政策有所反省”。二是九一八事变两年后，他在分析日本何以会公然侵略中国的原因时，曾剀切地说道：“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们和帝国主义的斗争，都是局部的冲突，没有正式的作战。我们历来的革命对象，始终是国内的军阀，而帝国主义也始终没有正式出兵进攻我们，有企图消灭我们的决心。这就是当时我们革命军的力量，还不充足，所以帝国主义不大注意；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在当时看不起我们。但是，到最近几年以来，他们看到我们革命的力量一天一天的发展起来，快要把整个国家统一起来，就要打倒实行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了，因此遂嫉恨而且惊慌起来了，所以不得不乘现在中国天灾人祸齐相逼来的时候，赶紧拿军队来压迫我们，并且下最大的决心来消灭我们。”“九一八以来，帝国主义积极侵略我们的原因，一是他们恐惧我们的力量，一是我们国内再无可拱他们利用的军阀。”“这是我们革命力量增长的结果，也就是我们革命的直接对象之转变。”25

   二、他具有坚决抗战的决心与抗战必胜的信念

   蒋介石在“九一八”后一日的日记中曾写道：“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唯有鞠躬尽瘁然后而已，拚我一身以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此其一。

   其二、九一八事变，“据中正意见，可为两点之实验：一，实验国际间有无正义……。二，实验我国是否能全国一致，发挥爱国精神，以御外侮”。26

   其三、他之所以在“九一八”以后采取“和战两用”的策略，是为了“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蒋介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九一八事变后四天，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的这一讲演，无疑和他在数年后国民党“五大”上的报告，尤其是“七七”事变发生后他那个著名的“最后关头”的演讲，互相映照，相得成证。他在“最后关头”的讲演中曾这样说道：“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性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你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

   其四、因他怀有“必至最后胜利”的信念，他才有著“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正是这个信念和决心，才促使由他所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能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之内忧外患交相逼来的艰难时世之下，既决策“和战并用”，该和即和，该打即打；又决策“攘外必先安内”，一求党内团结，二求国家统一，三求剿共胜利 ─ “冀除我民族的根本大患”，四是以建设为本，同时以“社会、交通、经济等各方面建设工作的方式，来掩护作军事抵抗侵略的准备”。至“七七”事变爆发，他对抗战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已公开地表述得十分清楚。除著名的“最后关头”讲演以外，同年八月三十一日，他还在答法国《路透社》记者问时又一次坚定地表示说：“中国必须保持其主权，维护其行政和领土完整。”并且宣称：“我个人坚强的自信，假如日本继续侵略，中国一定不为日本所败。中国将要保护其领土以至最后一弹一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