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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枣宜会战,源于日军在襄东作战的失败。其时,敌曾于豫南、鄂中增援六个师团,集中于信阳、随县、钟祥三个地区,以南阳和襄阳为攻击目标。其时,我军一部除于随枣方面一边抵抗一边转进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队则于敌军左右两翼向外线移动,从而将敌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四万五千人,获炮六十门,马两千匹,战车七十辆,汽车四百辆。 同年三月的上高会战,面对企图扫荡赣南的敌军第三十三、三十四两个师团及二十混成旅共四万兵力,我罗卓英兵团乃先击破北路安义方面的敌军,再以两个师于一线以西和日军纠缠。然后,决以主力于日军进犯的两侧地区交战,先折其两臂,再在中路聚歼日军主力,遂致敌人伤亡一万五千有余。日军师团长大贺虽幸得逃命,却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杀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虽调集十三万余人分三路进犯长沙,我守军则逐次予日军以消耗,并陆续由平江、浏阳、株州、益阳等地合围并猛攻进犯长沙的日军,致使日军向北溃退,我军遂衔尾追击和超越追击,五日渡过汨罗江,八日渡过新墙河,残余日军遂向临湘、岳阳方面急窜,至此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又纠结三个半师七万余人围攻长沙,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长沙猛扑。我军既按预定计划沉著应战,又以岳麓山炮兵适时轰击敌人,鏖战四日,予敌以重创后,我遂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后路遂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死伤惨重,乃于四日晚间突围北窜,其急调的鄂南援军,又遭我军阻击,几全军覆灭。是役打死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多人,为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军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的胜利纪录。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尤称:“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古,败日军于仁安羌,因解英军之危,深博同盟诸国好评。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军轰炸后,为掩饰失败,安定国内人心,乃集结了十万兵力,发动了浙东攻势。我军在逐次予进犯日军以打击后,乃向敌后转进。俟浙赣全线均陷敌手,我军立于八月进行全线反攻,取腰斩日军之战略,遂连续收复失土,敌乃仓皇撤退。“纵观此次战役敌军以十余万之众,原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以掩饰其败症并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相益彰,计划被我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见,其崩溃实已不远。”60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军纠结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企图西叩重庆门户,逼迫我最后之屈服,以便专对英、美作战。我第六战区孙连仲部约十一个军,遂逐次抵抗,并在蒋介石特颁手令于石牌守军,命令固守要塞聚歼倭寇之后,石牌守军乃一面收缩,一面诱敌,俟敌过鲜阳关,猛犯要塞之时,即顽强反击,予敌以重创,日军攻势顿挫,全线崩溃。我军立不分昼夜予以追歼。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军占据外,全部恢复原态势,是役毙、伤敌三万余人。 同年十一月,于鄂西会战中挫败的日寇,为截断我军川、鄂、湘间之联络,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资源,占据我湘西北之门户常德,打破我反攻准备,遂纠结十万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师团进犯常德,第三师团趋桃源,第六十八师团进德山,第四十师团侵汉寿。因我军猛烈抗击,日军不能得逞,遂复转西攻,陷石门,沛县,径趋桃源,其左翼亦由安乡攻占汉寿,围攻常德。我余万程师遂与之激战十余日,并偕赴援的第九战区四个军,于十二月八日收复常德。第六战区各部也转取攻势,先后收复南县,安乡,沛县,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尽复战前态势。 一九四四年初,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即缅北进行反攻,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同年春月,我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反攻缅北,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关,后又克孟拱,密支那,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同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亦指挥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叠克日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军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协同盟军收复了缅北。 一九四五年后,针对日军欲确保平汉南段交通,破坏我陕南豫西空军基地的阴谋,我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与日多次激战、逐次消灭日军后,又协力反攻,先后收复南彰、襄阳、樊阳,反攻老河口,既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又于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了豫南日军的西进。作战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毙敌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后,湘桂的日军为巩固湘桂和堵死粤汉路交通,并作阻止我反攻准备,竟于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进犯湘西。我第四方面军王耀部遂于武岗、江口、新化一带予敌以坚决抵抗,并挫日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则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潭前进的日军,牵制其行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则进出武阳关攻击日军侧背,并于五月八日在我空军支援下造成钳形攻势,将日军分别包围,予以歼灭。日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蒋介石乃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我军乃于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宁,继之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向东南收复失地七百余公里。不数月后,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战胜其侵略。由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所坚持领导的、长达十四年之艰苦卓绝的伟大卫国战争,终于成为我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骄傲。本章前言所引的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的“公道”话,实在是从根本上揭穿了那些“墙倒众人推”者的说谎,从而深刻地表明了“世有公论、史亦终有公论”的这一天。 一九八九年以后,正处于全面历史反思中的中国大陆学者们终于开始放胆说道:“蒋介石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是热血抗战,前仆后继,给日军的进犯以极大的消耗,直至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党官兵的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61 历史的事实是,蒋介石不但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而且自始至终都在顽强地领导著抗战。他总是亲临前线英勇沉毅,最后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数次险被敌人所害的事迹,实已使今日的中国大陆人民感慨万端。一九九三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 ── 一九三七》一书,和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其它国民党抗战研究著作,已经对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伟大精神和英勇行为,予以了甚为大胆的歌颂。 易劳逸先生,以及战后所有历史学家们都不会、更不曾想到的是,在中国大陆,将“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之英雄史诗来予以歌颂”的日子,不仅已经来临,而且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深刻地歌颂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坚持英勇抗战之著述与作品的大量出现,早已将中国大陆人民的历史反思引向了深入,并将之推向了对中华民国之整个历史进行再认识和再认定的更高阶段。 然而,令人痛心的却是,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绝大多数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了中共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强迫劳动,并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共产党是革命的,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之史无前例的黑暗时代,他们的万古奇冤是永远也无处可以诉说的。 但是,历史与人民还是永远地记住了他们。
七 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艰苦抗战中的民主建国成就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至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其间十四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保存中华民族的血脉,曾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长期英勇抗战。十四年间,日本虽然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并在一九三七年后又陷落了我们的部分国土,但是: 第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从来不曾投降。 第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不含中共军队)迅速地粉碎了日本帝国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梦。 第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曾拟定持久抗战总战略,领导和指挥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艰苦抗战和英勇抗战,一再地夺取过对日抗战的辉煌胜利,消灭日军达其总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从而振奋和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念,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四、中华民国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在长期抗战中,将一百万以上的日军拖在著名的“中国泥淖”中不能自拔,从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太平洋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诚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言:“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 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规模进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62 第五、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的持久抗战(不含中共军队),由于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坚持要求,美、英等西方列强于一九四二年废除了与清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更因中国抗战的胜利而迫使日本将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从而使得孙中山先生的重大历史遗愿得以实现,使得近百年来压在我们中华民族头上的奇耻大辱从此得以根本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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