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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贸易建设。据中国大陆版的《陪都史》称:抗战全面爆发后,因国内运输阻滞,内地传统输出品难以到达上海等沿海口岸,中国的外贸额急剧下降,上海外贸额减少一半左右……一九三七年九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提出《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大纲》,决以重要外贸政策如:为应付对英、美、苏诸国易货偿债起见,对部分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为集中外汇,商人须依照政府规定汇率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售结;为削弱日军作战,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公布禁运资敌物品条例等。由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间出口总值达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万美圆,其中国营外销系统的出口值竟达八千六百四十万美圆……其对于指定外销农产品得以输出,维持国民政府之债权,换取抗战建国之急需物资方面,作用不可低估。71 四、科技建设。据中国大陆版的《陪都史》称:国民政府的战时科技政策,以抗战建国基本方针为其指导思想,即:“对于科学知识之追求,科学技术之深造,科学教育之普及,必须于抗战中集中精神,积极推进,以促成我中华民国之现代化和工业化……”72 一九四三年四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曾说:“……总体看来,战时中国科学技术在应用技术方面进步最快……”73 时工矿企业还获得大小发明三百余件和专利五百余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化学家候德榜潜心研究制碱技术,于一九三九年首先提出了联合制碱法的连续过程,并相继完成工艺设计,使之实际投产,对纯碱和氮肥工业作出了贡献。“候氏制碱法”是对西方长达半个世纪的苏德维法及蔡安法传统工艺的重大突破,是艰苦抗战时期科学进步的一朵奇芭。此外,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吴大猷关于《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的研究,马士俊的《原子核及宇宙线之同予理论》,苏步青的《曲线影射研究》,锺明来对《几率论》与《数论》的贡献,李四光对南岭地段地质构造的研究,丁毅对四川纂江铁矿的新考察,冯景兰对于川康大铜矿的《纪要》,王恒明发明的《浮游选矿剂》,马延英关于《珊瑚层的生长断定古代气候的分析》,四川大学教授方文培的《峨嵋植物图志》等,都是抗战时期科学研究的重要成就。74 思想的自由,国家的重视,自然亦带来了抗战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兴盛局面。“各种学术,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有长足进步”。75 是时,仅重庆就有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一百四十一个。朱光潜的《诗论》,冯友兰的《新理学》,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刘节的《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等均成一时之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更是由各党各派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出色的生力军,是“一所新型的学术机构,人才荟萃,硕果累累,时人称齐之稷下”。76 虽然它很快就被中共所“挖心”,并成为中共制造抗战阵营分裂和为发动内战而制造舆论的重要巢穴(详见下卷第四章)。 五、教育文化建设。抗战时期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教育文化建设。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民国政府对教育的一贯重视,即便是于烽火国中的战争岁月,非但不稍挫之,甚至尤有发展。另一方面,则证明了在人民享有思想和出版自由的时代,即便是在血溅中华的战争年代,我国文化的发展,亦非但没有断裂,更没有被毁灭,甚至反而创造了非常的繁荣局面。较之中共夺取政权后践踏教育,毁灭文化,甚至竟能为一党之内讧,便能取消高等教育和破坏中、小学教育达十数年之久,形成了鲜明的历史对照。 特别令人感动的,也是中国大陆出版的《培都史》所著重指出的是:抗战爆发后,为了保存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大批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完成了向大西南地区的战时内迁,全国百分之三十四的高等学校汇集于重庆。据当时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孙定文先生的统计,抗战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中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中十分之三以上西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化教育中心由东向西的战略大转移,成为中国历史上为保存民族文化国脉的第四次文化教育大迁徙。该书还称:“抗战时期统一高等院校教学、管理的各项制度规范,标志著传入中国几十年的近代高等教育,由初期的无计划放任状态,转入统一组织与规划,从而进入与中国抗战建国的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阶段……以陈立夫为首的教育当局,对战时教育体制所进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克服了战争给教育所带来的危机,为抗战时期正规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77 其次,抗战时期由于人民拥有充分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是故,文化的发展也就伴随著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激情,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蓬勃景象。据该书称:“……美术大师群集陪都,戏剧创作迭呈高潮,电影事业空前繁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著港、澳及南洋等地的相继沦陷,“数月以来,上述各地归国文化人,且数千人”。同时,“为了抢救沦陷区内的广大文化知名人士,国民政府的官方机构,军事部门,及地方人士,如张发奎、杜月笙、戴雨农等均做了大量的救援抢救工作……到一九四二年七月,港、沪、南洋各地的文化人士,还在陆续内移中”。78 “政府方面,亦于今年(指一九四二年),又特拨专款,办理此项招待和安置工作事宜,除沿途妥为内移的文化人士照料外,并在重庆等地设立招待所,又代为安插工作,期以人尽其才,给每一个文化界的人士以归国服务的机会”。79 据统计一九四三年重庆的全国性文艺团体就有三十五个。全国作家三百七十七人中就有一百二十一人集中于重庆。彼时,文学、戏剧、话剧、美术等均为抗战而创作,又在为抗战而创作之中,产生了大量的文艺刊物和优秀的文艺作品。各种文艺丛书的出版,更予各类创作带来了大量的出版阵地;数度雾都公演,尤给话剧的演出和兴盛带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80 只需稍稍比较一下,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对于文化和文化人之再三、再四的围剿和迫害,回顾一下中共于国家和平建设阶段,数度大兴文字狱以摧残文化、逼杀文人的行径,两个党和两个政府的德行和本相,又何需论之与辩之。 六、战时农业建设。一九八九年,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出版了《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一书。该书称:“重庆政府坚持抗战,其物质基础是经济力量的发展。它实现低息长期贷款政策,大量投资于国家建设,使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对农业主要也进行积极的贷款,兴办水利、灌溉、开垦等工程,扩大耕地面积,维持了抗战的基础……从抗日的角度来看,重庆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是失败,而是成功的。”81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蒋介石曾向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提交了“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提出了十条纲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条: 私有土地应由所有人申报地价,照价纳税,税率起点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进至百分之五;为实施战时之经济建设或公共设施之需要,得随时依照规定之报价征收私有土地,其地价之一部分,并由国家发行之土地债券偿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样不能超过报定地价之百分之十;确立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 纲要还对“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在此原则下,“嗣后农地所有权之转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为耕作之人民为限。不依照前项转移之农地,或非自耕农之土地,政府得收买之,而转售于佃农,予以较长之年限,分年摊还地价”。 由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之原则得以确立。 这个纲要,上承孙中山“平均地权”之本义和一九三零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下衔一九四九年后台湾三阶段和平土地改革的实践,虽为战时,却走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正确道路。据大陆版的《陪都史》称:“战时后方如重庆北培等扶植自耕农实验区的建立,已基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土地关系。朝阳镇第十九保的九十户农民当中有七十户被扶植为自耕农。如一自耕农所言:‘扶植自耕农,这是政府对我们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现在政府无论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也不会推辞的。’”82 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抗战胜利后没有中共在战争的废墟上为夺取政权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场残酷内战,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势将与同时期的台湾一样,也能够走上一条“非杀人以夺地”和“非强迫自耕农为党耕奴”之正确的土地改革道路。因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和内战失败退守的岁月里,在土地问题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真正的和平建设时期,也就一定能够做得到了。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理想,也就一定能够实现。 中华民国在长期艰苦抗战中的民主建国成就,实令今日之中国大陆人民“百感而交集”。
兼 论 民族英雄 ── 蒋介石与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 (一)民族英雄 ── 蒋介石 为什么说蒋介石是民族英雄? 第一、就历史而言,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外国或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有两次被亡国:一次是宋,一次是明。唯一没有亡国、并且全面战胜了侵略的,便是中华民国。那么,既然亡国之国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诸反抗侵略的人物,都能被历史称为民族英雄,则领导了中华民族长期守土抗战,并最终赢得了胜利的蒋介石先生,倒反而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吗? 第二、就二次大战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国家,在欧洲除掉苏俄,在亚洲除掉中国,没有不亡的。英国本土只遭轰炸,未遭登陆,故不在此列。由是,未亡国家的领袖,如苏俄的斯大林,其沦陷的土地既不比中国小,伤亡的人数亦不比中国少;被亡国家的领袖,如法国的戴高乐,都能身负民族英雄的荣耀;相反,非但没有亡国,并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竟有卓越贡献的战胜国 ── 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倒反而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了? 第三、就二战期间各国的国内情形而言,应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比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更加难以领导。因为刚刚统一了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所面临的,不仅有外患,更有内忧;不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赤色帝国苏俄的颠覆;不仅有军阀残余的连续反叛,而且有中共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和叛国。当是之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面临“数面作战、国无同类”的困境,却仍能团结国人,内平叛乱叛国,外抗强敌侵略,非但没有亡国,并且正是在这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荡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 ── 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如是,作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先生,如若他不是民族英雄,则谁可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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