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标志著制宪国民大会和制宪的成功，标志著由孙中山先生所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历经外患内忧和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终于由军政、训政而走向了实行宪政的历史进程，标志著中华民国之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由此而被确认。

   制宪的成功，迅速地推动了行宪的实现。一九四七年元月一日，“中华民国宪法”正式公布后，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立即开始了行宪的准备。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公布《行宪国民大会组织法》，《行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立法委员选举罢免法》，《监察委员选举罢免法》和《五院组织法》。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又与民社党领袖张君劢，青年党领袖曾琦，以及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王云五等，于南京为筹备宪政政府签署了一项协商施政方针（十二条）。主要有：改组后之国民政府，由参加之各党各派即社会贤达共同负责；二、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为合作基础；中共问题仍以政治解决为基本方针；行政院长人选，应先征求各党之同意；凡因训政而颁设之法制及机关应予废止或裁撤；严格保障人民之各种自由；各省、市、县参议会，尽量由各党派人士参加……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国举行国大代表选举。参加选举者约二亿五千万人，共选出代表三零四五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各省市议会开始选举监察委员。原定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立法委员选举，因各党派代表名额问题而延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03

   行宪国民大会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召开。根据宪法，总统、副总统选举不由党派提名，而由代表自由组合一百人连署提名候选人。蒋介石以一次选举所得二四三零票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当日出席会议人数二七六五人）；副总统选举出现六人公开竞选状态，会内会外，舆情起伏，竞争激烈，历选数次，最后由李宗仁当选。由是，虽然行宪后的国民政府仍由中国国民党执政，但是，中国国民党已经是经过民选的执政党，已不具有原来一党训政的意义。

   上述事实证明了战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已在真诚地和迅速地推进著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其由军政、训政而宪政的建国、治国目标，也终于在内战的烽火中得以实现。如果此时的中国没有内战，即没有中共为夺取政权所发动的战争；如果此时的中共能够遵守自己亲自参预和通过的“双十协定”与“政治协商会议”各项条约，包括它亲自参预修改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如果中共在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不仅一再为它保留庞大的席位和一再敦请、等待它出席的情况下，能够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停止内战，参加国大，遵循而非坚决推倒由它亲自参加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04 则战后的中华民国，不仅因此而能够迅速地走上全面民主政治的道路，而且一定能够象战后的其它国家一样，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建设发展起一个美好的战后中国（详见下卷第五章）。由是，中国大陆人民非但不会再度历经残酷的内战，而且更不会在嗣后半个世纪既无外患、更无内忧的和平环境下，只因中共专制统治集团的迫害和蹂躏而横死八千万之数，超过日本侵略者杀害我同胞的数倍以上。以至今日，中国大陆人民仍只能“苟全性命”于中共专制复辟政权之下。然而，也正是中共五十年的专制复辟统治，才又为全体中国人民补上了谁是专制、谁非专制的历史一课。虽然，中国人民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由是而论，称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内战，乃是一场民主进步与专制倒退的残酷较量，难道还不是正确的吗？

   第一、日本侵华战争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历史原因

   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盖其根本的原因，为日本帝国对我国的十四年疯狂侵略。这是因为：

   一、正是日本帝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不仅给刚刚统一的中华民国带来了无穷外患，更为中共在苏俄指使下的持续叛乱造就了“天赐良机”，尤使因阴谋策动“西安武装政变”而绝处逢生的中共，终因全面抗战的爆发，而获得了图存和扩张的大好历史条件，从而导致了国、共两党力量的相消长。中华民国几为抗战而将“国底掏空”，相反，中共却在“一分抗战，两分宣传和十分发展”中“成长壮大”起来了。05

   其一、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的惨重伤亡已如前述（参见第六章）。相反，中共却在决策“日蒋火并”和乘国难以扩张的“抗日”总方针下，从不足二万人马发展成了拥有一百二十万正规军队和二百万民兵的农民造反力量。所谓战争的“创伤”和战争的损失，在中共只是一句笑谈而已。加之中共既不打日本，日本也就不打中共，双方甚至暗通款曲，互相默契（参见下卷第四章）。由是，日本只对远在重庆的蒋介石黄山官邸进行轮番轰炸，一再发动大举攻势以叩重庆门户，却从不对近在咫尺的延安稍作进攻；只将国民党军队、主要是中央军当作他们狠狠打击的对象，甚至咬牙切齿地叫嚣“务必鹰惩蒋政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叫喊“集中火力消灭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却声称“对地方杂牌军则不必理会”。06 整个抗战中，日军共击溃中华民国政府军七十五个师，中央军即占三十五个师。所以，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军队与中共军队的比例虽是四：一，但国民党军队已主要是“地方杂牌”。

   其二、在经济上，八年抗战庞大的军费开支和长时期的战争破坏，造成了中华民国政府在经济上的极大损伤。一九三七年政府收入为八七零百万圆，军费开支却为一一六七百万圆；一九四一年政府收入为二零二四百万圆，战争费用为一九三三百万圆；一九四五年政府收入为二一六五一九百万圆，战争费用为一二六八零三一百万圆。这种情况，除掉逼迫政府借外债和内债以外，只好大量发行钞票，如此又为战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的恶化带来了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相反，中共既无对国家的责任，又因不打日本而无战费的巨大负担；既能不断要求扩编军队而获得国民政府所给予的军费，又能自己开展“大生产运动”，即种鸦片、卖鸦片以买枪、买炮准备内战；既不需要维持和发展战时国家经济，却能依靠劫夺地主土地、财物和强迫农民交物纳粮，而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战后，中共既无通货膨胀经济恐慌之虞，却有苏俄的大量军援和经援之获。因此，中共的“穷家”，也就实在比国民党的“穷国”要容易对付得多（参见下卷第五章）。

   其三、在统治区域上，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因为坚持八年抗战而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亦获得了最后的光荣胜利，但是，胜利后的中华民国却迎来了所谓“国统区”和“解放区”之分。在八年抗战中，被中共到敌人后方去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竟已成为从中华民国政府手中“解放”出来的“解放区”。在中华民国，非但“一国已有二主”，而且中华民国政权竟已变成了仅仅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国家政权，统辖的人口不仅比战前少了四分之一，统辖的地区亦比战前少了四分之一强。由是，因抗战，而使中国成了一个破碎的中国，更使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一个破碎的政权，其力量之大大被削弱，也就可想而知。相反，在战前，仅剩下二万乞降人马和仅“统辖”了数十万人口的中国共产党，却在抗战伊始便拥有了陕甘宁和晋察冀这两个合法的和独立的边区政府，战后更拥有了面积达一百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以上的统治区域。至一九四四年，中共从一九三七年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在全国发展到了十六个活动基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府，八个设立了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其势力已远远超过一九一一年以后任何一家持枪称乱的大军阀。

   其四、在政治上，由于中共使尽了“宣传”的伎俩，因而，在中华民国有舆论自由，而在延安却绝不容许有任何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中共才不仅骗取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不明真相者的同情，而且它的在野党地位，和它有枪、有地盘、有实力、更有“共产主义美好理想”作为欺骗的旗号，又使许多不明真相者和深怀野心者与之相互勾连，狼狈为奸，并利用它来要挟政府和反对政府，甚至恃共产党以挟国民党。就前者而言，国民党在明处，共产党在暗处，故国民党有错，举国皆知，甚至举国皆反；相反，若共产党有错，则举国无知，也就更不可能反了。是时，姑不论共产党在实际上不抗日，假抗日，甚至做出了种种“联日反蒋”的卖国行为，单就延安的“整风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和“深挖国民党特务的运动”，及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杀人如麻的情形，在“国统区”就非但无人揭露，甚至连知道的人也没有。但这些事情若发生在“国统区”，为国民党所为，则不知要给共产党和所谓的民主人士们闹到怎样的地步。苏军在东北不知蹂躏了我多少同胞女子的惨事，竟不为人所知，更无人敢讲，但由中共一手制造的所谓美军强暴中国女学生沈崇案，却能把全国闹得天翻地覆。就后者而言，即那些曾拥共产党自重，而敢于大骂国民党、大骂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所谓民主人士们，他们虽然认共产党为民主，指国民党为独裁，为共产党做尽了帮凶、帮忙和帮闲的勾当，但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不是被共产党送掉性命，就是被共产党强迫劳教、劳改、流放，或终于成为巴儿狗的悲惨命运，实在将当年他们敢于大骂和横骂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的“勇气与风采”，抛到了九霄云外，从而成为今日中国大陆人民所极端不齿的形象。因而，在国民党统治区乃是民主的和开放的，在共产党统治区却是专制的和封闭的这样一个极不相同的历史状态下，中共的舆论欺骗实在是欺骗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和无数的国际人士，尤其影响了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而舆论作为一种积极有用的武器，再加上为所谓的民主人士们操之在手，它就在促成国、共两党政治力量的消长上起到了极端重要的作用。嗣后，尝足了制造舆论甜头的中共一旦夺取了政权，也就绝不容许任何舆论的存在了，直至连人民说话的自由也全部为他们所剥夺悖尽。

   二、八年抗战虽然使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获得了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辉煌胜利，但是，却使它立即面临了内战爆发的巨大内忧，更使她立即处于“战、和两难”的极端困境。因为中共在长期不抗战中种种图谋反叛中华民国的表现，尤其是它在日本投降之日就立即制造种种赤裸裸军事行动以发动内战的行径，早已将它要夺权的野心，诉诸在不可遏止的欲望之中。但是，刚刚结束了长期外患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面对共产党逞之不及的全国性叛乱，不打则势将被中共所颠覆，打则不仅要顶内战的罪名，而且，因八年全面抗战的胜利而刚刚得以喘息的军队和人民势必厌战。再加上内战一开，长期战争的创伤非但来不及平复，特别是经济上的创伤就更是没有可能迅速抚平，此无疑又为国民党政权增加了一个至为重大的罪名。如前所说，国民党在阳面，共产党在阴面，国民党稍有战争动作，则全国反对之，为共产党在“国统区”所一再策动的“反内战”示威游行，便会随时随处爆发；相反、共产党早已发动了内战，甚至已经大打特打在前，却无人知其真相。即便是你美国来的调停人要视察，它也只给你看它愿意给你看的，或将那些早已做好了样子的给你看。因此，国民党在此被动局面之下，一方面只能主动地和一再地邀请共产党和谈，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美国人来调停，留下庞大席位以敦请共产党参加两个“国大”，从而对和平存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又在中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的内战行动面前，不打不甘，打又不敢，捆手搏脚，羞羞答答，以至一再诒误战机，坐失良机。这就给共产党的一个党、一家军队和一心一意地要打内战、打江山，带来了对于对手的绝对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