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仅仅在三年半之前、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曾致电蒋介石，对中国人民在蒋领导下独立坚持四年半抗战尤表敬佩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居然就能为了敦促苏联对远东用兵，以使自己能够及早地退出战争，便能轻易地将战胜国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当作“贿赂的礼品”，悄悄地送给了新沙皇斯大林。这个贿赂的“礼单”就是“雅尔塔密约”。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必须维持（即继续逼迫中国放弃对外蒙的主权）。

   （二）将一九零四年由于日本背信弃义攻击（即指一九零四年日俄战争）所受侵害的帝俄旧有权利予以恢复：一、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都必须还给苏联。二、保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利益，并应该使该港国际化；以及恢复作为俄国海军基地的旅顺港租借权。三、东清铁路（满州里 ──绥纷河之间的横贯线）、南满铁路（长春 ── 大连之间的踪贯线）应由中苏设立合办公司，共同经营，但须保障苏联的优先利益。同时，则使“中华民国在满州保有完整的主权”（引号为作者所加）。

   中华民国虽因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才获以废除不平等条约，然而，此刻，一纸“雅尔塔密约”，竟又使她重蹈了晚清时代丧权辱国的境地。无怪乎蒋介石在得悉“雅尔塔密约”的部分内容后，曾痛彻心脾地说道：“就只是这些问题，已经是足以置我们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此也，就连美国本身而论，在今后百年之间，也将很难探寻到在亚洲安全与和平的日子”。“未来的世界情势，又在重蹈第一次大战后霸道竞争的历史覆辙了。”07 斯言之痛，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给予了最为确凿的证明。

   斯大林正是手拿著这样一分“密约”，以所谓五项先决条件（雅尔塔密约的数条内容）作为前提，才愿意对日宣战，更以消灭日本关东军为诱饵，来迫使同为战胜国的中华民国政府与之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然而，直到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才对日本开战的斯大林，不仅由此而在我国东北捞到了无数的战利品，而且如其所愿地将整个东北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参见下卷第五章）。这就在国、共两党的整个战略态势上，决定了中华民国政府完全可能失败的命运。

   总而言之，仅从上述三个方面看来，我们就可以确凿无疑地认定，如果没有日本帝国的侵略，则既不可能有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中国内战的爆发，也就没有中华民国政府第三度统一中国战争的失败。中国人民既不会因此而遭受较之日本侵略更为漫长与痛苦的共产专制复辟，亚洲亦不会在战后成为苏美“冷战”的战场，而世界也决然不会是今天的这副模样了。追根究底，二十世纪上半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为造成中国人民痛苦历史的万恶之源。今日中国大陆老少妇儒皆能道的一句话，恰恰就是：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哪有共产党。

   第二、 苏俄蓄意颠覆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外在原因

   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另一个重大外在原因，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便是“苏俄对中华民国长达二十八年的蓄意颠覆”。本书上卷第三、第四及第五章已经指证了苏俄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和它持续命令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罪行。本书下卷还将进一步揭开上述阴谋罪行的事实，以及二战结束、内战开始以后，苏俄支持中共发动内战以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阴谋行径，藉以说明新沙皇俄国的蓄意颠覆，乃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外在原因。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土地问题未能解决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现实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在内战中失败，有一个根本的现实原因，就是未能实现“平均地权”的理想。她虽然在一九三零年就颁布了一个十分进步的“土地法”，并且，即便是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也始终在摸索著和实验著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一因内乱频仍，二因外患连连，三因重视不够，才造成了只有土地改革的进步纲领，08 而不能向广大农民兑现。然而，辛亥以来直至抗战胜利的三十四年间，年年战争所给中国农民带来的痛苦和负担，非但未能稍减，却常常是急剧加深。这既是北伐时期中共就能够煽动农民造反的最重要原因，又是抗战时期中共能够于敌后夺地扩张的最重要条件，更是中共能够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下，发动起一场传统型中国农民战争的重要社会基础，特别是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之所以遭遇巨大失败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现实原因（参见下卷有关章节）。

   第四、中华民国从未真正统一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内在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会在内战中失败，还有一个重大的内在原因，便是中华民国在实际上只获得过形式上的统一，却从来不曾获得过内在的统一。

   一、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易帜”初获统一，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其间十年，内有包括西安事变在内的新、旧地方军事势力十三次公开武装叛乱，外有日本帝国对于中国侵略的逐步扩张和东北等地的先后沦陷，以及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的相继爆发。虽然内部的武装叛乱，在性质上为残余专制势力对于民主革命再造成功的再反扑，并且次第被中华民国政府所平息、所荡平，但他们的叛乱对于中华民国的统一和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作用。至于外部敌人 ── 日本帝国对我国的侵略和扩张政策，不仅造成了对中华民国统一与和平的最大破坏，更为国内残余封建军事势力的反叛，带来了“假国难以谋乱”的天赐良机。

   二、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汪精卫的武汉“俄国政府”亦实现“分共”以后，中共在苏俄直接策划下，欲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虽遭失败，但是，在苏俄的直接命令、策划与指挥下，中共遂在南方农村持续了十年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并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俄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嗣后，虽经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历次围剿而惨遭失败，但是，中共又因策动西安事变成功和全面抗战爆发而绝处逢生，从而导致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形成。这不仅是对中华民国统一与和平的持续破坏，并且终因对日抗战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而使之成为对中华民国的致命威胁。

   三、虽然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重建是北伐打倒军阀的成果，次第荡平李、冯、阎等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又巩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然而两度由武力征讨所得到的统一，虽然使政权获得了较为稳固的基础，但十七年军阀混战的影响，不仅带来了小型叛乱的继续发生，而且埋下了残余军阀们朝附夕叛的重重危机，从而带来了以所谓“和平手段实现和平统一”的后遗症。并且，正是这些朝附夕叛的地方新旧军事势力，才会在内乱必定分裂的定数之下，为保存一己的势力，因时适势地制造了一系列对于中华民国的反叛。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研究著作已经指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内战中反叛中华民国的十九位著名“国民党叛将”中，除极个别有特殊背景者外，几乎均为残余军阀及其势力这一特质，实在不能不说是国民党遭遇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具体名单见本章注释）。09

   四、正因为在名义上归顺中华民国的新旧地方军事势力，乃是以枪杆子来维持实力和维护其一姓统治的地方封建势力，所以，凡是由新旧地方军事势力所统治和控制的地区，其社会状态非但与民主无涉，甚至较之正常的和统一的专制王朝更坏。这种状况，不仅是对中华民国共和国体的讽刺，而且造成这些地区的人民对于中华民国政权的不满和不信任。这就给口称革命和民主、高喊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和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奠定了又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

   第一、以传统思想文化对抗现代共产思潮 ── 思想阵地先败

   倘使要追究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内战中失败的自身原因，首当其冲者，便是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首先失败。

   一、历史的事实是，几乎在中华民国政府军于江西剿共取得成功的同时，中华民国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被共产党所战败。特别是在上海等一些大都市，在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识分子心灵深处，在那些“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化人所驰骋的文化战场上”。究其根本原因，一是中国国民党只意在剿除拿枪的中共党人，却为了在一个非常时期内能够坚持自身的民主理念，竟给了那些叛乱者以“新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结盟的充分自由”。著名的“左联”，这个以收买鲁迅为旗号，为中共配备有党组书记的纯共产党组织，在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时代条件下，不仅曾横行沪上，嚣张于整个中国文坛，并且“拿起笔、作刀枪”，肉麻地歌颂新沙皇斯大林，无情地指骂正在艰难推行著民主进程的中华民国政府，疯狂地号召中国的第四阶级起来“革命”，从而成为中共在南方落后农村进行大规模叛乱、叛国的“文化支队”。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谓左联五烈士，他们之被处决，并非因为他们是诗人和作家 ── 实际上他们也只是几个文学青年而已，而是因为，他们是在国难当头时为中共武装叛乱、叛国而效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是打著文学旗号，或曰在文学的掩护下以实行叛乱和叛国者。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那些天天都在写诗作文骂著国民党和蒋介石，天天都在作文写诗歌颂著新沙皇斯大林的“无产阶级”的诗人和作家们，为何均未遭遇被处决，甚至都未遭遇过仅仅是被批判、被斗争的厄运呢？更何况，作为文学青年，他们那些一再号召发动共产革命的所谓“文学作品”，在当时就能出版和传播的事实，恰恰证明他们已在思想文化上享有著充分的创作自由和充分的反政府自由。因此，我们只能怜惜他们作为文学青年的死，却无论如何不能怜惜他们作为叛乱和叛国者的被处决，更不能因为他们的被处决，而指骂那个已经给了他们创作自由的时代（虽然处决本身非为必须）。因为，如果他们在革命名义下的叛乱和叛国一旦成功，则任何创作的自由都将会被他们绞杀得干干净净；因为，无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处决和被迫害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鲜血，于今早已将他们这些“前驱”推到了历史罪人的地位之上（作者按：鲁迅曾著文称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前驱）。

   二、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面对著共产主义思潮，面对著来自苏俄的共产文化入侵，不仅没有予以坚决地批判和取缔，竟只想简单地依靠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来对抗这个为“科学”所包装的、东西方传统大同思想的“变种”。从而不仅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甚至不是肯定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成就，辨析它后期的错误支流，引导它走向对于传统文化中专制思想文化体系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却一味地和简单地用被新文化运动所批判过的传统文化和固有道德，来抵抗这个“被现代化了的传统大同思潮”，更要以“礼仪廉耻忠孝节义”为基本口号和基本精神，来公然地提倡旧道德和旧文化，以抵御、抵抗和批判那个被旧帽翻新了的“共产牌思想文化”。这在一些共产派知识分子和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识分子心里，无异是复古、复旧和倒退，是与“袁世凯及他的北洋军阀们同唱了一台老戏”。而由戴季陶先生等所提出的，“要以伦理的固有美德，来感化人心，增长人性”，亦同样只能为那些已经“经历过二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知识青年们嗤之以鼻”。因为他们宁肯相信甚至追求被十九世纪西方人文科学所包装过的西方传统大同思潮，也决不愿意相信和重奉“东方的固有文化和美德”，甚至只会走向它的反面。实际上，也恰恰是那个被现代科学包装的西方大同思想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才使得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识分子”与之一拍即合。犹如一位文艺史家所论，共产主义思潮“对当时的那些由于时代的动荡不安才失学、失恋和失业的青年来说，则尤足以迎合他们的反常心理，和挑拨他们的偏激情绪，而为他们所欣然听从和乐于接受。于是他们受其蛊惑和煽动，就好象飞蛾扑火似的纷纷投向了赤色的魔阵里去，甚至为之卖命效死而心甘情愿”。10 其实，只要稍稍考察一下一九二七年之后，中共领袖集团成员和一大批共产革命狂热参加者的“出身和成份”，便不难明白这个立论的正确了（参见下卷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