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之所以会在思想文化战线持软弱态度，取错误做法，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他们自身受到了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和自由民主理念的制约，一方面则是他们尚缺少对于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深刻认知，从而才会在思想理论上显得贫弱无力，缺少建树，缺乏批判的精神和力量。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现程序”的演讲时，就曾说出了“共产主义只重经济、近于民生主义，却不重视民族与民权主义；共产党人倡导民主、亦只重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兼顾全民的利益；法西斯主义注重民族主义、却不重视民权与民生主义”这样一些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均有著明显错误认识的话。至于他一生都将“礼仪廉耻忠孝节义”作为做人准则和教导原则的做法，就更是凸显了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对他的影响之深。如前所说，蒋介石不愧为一位卓越的民主革命家，一位有著坚定民主理念的民主战士，但是，正是在民主革命思想与民主革命理论的建树上，他才与他最为敬佩的孙中山先生，具有著相当的差异。在他坚定地保卫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艰难历程中，凭心而论，亦有相当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他对现代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认识，而是来自于他对孙中山先生本人，和对于孙中山先生所交付的国民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胆与忠心。

   第二、权威领袖不威，民主横遭利用 ── 反被指为独裁

   蒋介石作为孙后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权威人物，不仅是历史造就的，亦是当时绝大多数党人和民众所承认的。在一个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历史环境下，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新权威，才有可能外抗侵略，内平叛乱，使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能够次第完成，更使得民主建国能够获得醒目的成就。但是，也正是这个被承认的新权威，盖因他“重然诺，儒气太深”，11 矜名节而重恕道，因而，他才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和非常时刻，不敢以其权威之心和威权之行来保卫新秩序和新制度。这既是当时训政举措不力的根本原因，更为日后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深藏下了种种危机。

   一、如前所说，自一九二七年中华民国南京政权重建，直至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对中共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割据采取了征剿的政策，但对中国共产党不拿枪的反叛，即中共对共产主义的戮力宣传和对中华民国的恶意攻击，非但没有给予坚决的反击，甚至为了民主的理念，而给了他们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的种种自由。这就不仅使初获统一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训政措施，遭到共产舆论的一再歪曲和围攻，而且予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势力在中国的滋长、发展、甚至横行，直至予中共争取知识青年、统战知识分子、骗取民众舆论，带来了过分自由的时代条件。这个条件无疑为中共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优势，因而也就为自身的失败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二、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华民国政权虽然对于旧、新地方军事势力的次第反叛采取了平息和平叛的方针，并且获得了胜利，但对于屡屡发动叛乱的残余军阀，以及某些对中华民国政权名归暗抗的地方封建军事势力，手段过于软弱。非但没有及时剪除，甚至任其再兴、再起和再叛。这就为中华民国来日的失败，在自己的内部埋下了再度分裂的祸根。如前所说，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国内战中，从国民党阵营里反叛出去的叛将们，几乎全是地方封建军事残余势力的历史事实，便是国民党对这些“逆子贰臣”过于宽容的一个直接恶果。

   三、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既是由中共和地方军阀联合谋叛的武装政变，策略上虽应该予以和平解决，原则上却无论如何不应该就此而将“八年剿匪之功”毁于一旦。只要能够保证民主国体不再被颠覆，民主革命不再遭遇专制复辟，宁可被人指为“独裁”，甚至是“背信弃义”，却不可仅仅为了“重然诺”，而置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祸福于不顾。然而，蒋介石这位权威的国民革命领袖，虽有民主理念，却更有儒家传统，因而才在应该以权威的力量来保卫新制度和新秩序的关键历史时刻，却“不愿和不敢独裁”。设想一下，正因为西安事变才更加了解自己极负民望的蒋介石先生，如果能在西安事变之后，一边向全国人民示以抗战的决心，一边则决心剿灭中共，以坚持执行“安内攘外”的正确国策，则二万中共残余既难逃覆灭的下场，中华民国政权亦从此避免了后来的内战和失败，中国大陆人民更不会在中共专制统治之下痛苦地辗转至今。如是，则“一时之骂名”与“千秋之功绩”又何能相比。一九四九年以前，一些所谓的民主人士，曾利用国民政府所给予他们的言论、出版自由，公开地奚落和嘲笑蒋介石“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但在实际上，训政时期的蒋介石先生乃是“独裁不愿和民主过量”。因为我们只要从反面拿他与毛泽东的独裁和残暴稍作对照，或从正面将他与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稍作比较，他的崇尚民主理念、注重个人名节和深恐被指为独裁之种种表现，就恰恰是造成他和国民党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当年的美国驻华大使魏德迈将军，不仅认为“大陆剿共的失败，是因为国民政府没有获得强有力的威权，以使得政府的政令有效实行”，而且认为，“国民政府被攻击独裁，是颠倒事实”。他说，“这个政府对于个人的干涉太少，而不是干涉太多。它最后失败的原因，是未做应做之事，而不是做了不应做之事”。12 魏德迈的话，便是指国民党政府绝非独裁的政府，蒋介石亦绝非是一个独裁的领袖。今日中国大陆人民常说“国民党和蒋介石要是有共产党和毛泽东万分之一的独裁和专制，那么，中国早就没有共产党了”。历史是无情的，却也是公正的。

   第三、数度容降容叛，党争内兴外连 ── 困惑党人民心

   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自身原因，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因为数度容降容叛而造成了自身的高度不纯，以及由此而造成了党争连连，从而造成了党人和民心的困惑。

   一、中国国民党在思想和组织上均遭到了中共的长期渗透和严重渗透

   如前所说，中国国民党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一个民主革命政党。但是，如果说它的前身中国同盟会乃是一个有著高纯度的民主革命同盟的话，则于一九一二年扩大成立的国民党，其组织的纯洁性，已远不如辛亥之前的中国同盟会了。孙中山正是鉴于此，才要学习俄党组织严密的经验。但是联俄容共的结果，非但没有严密国民党，却反而使中国国民党陷于严重不纯，直至公开的分裂之中。一九二七年，如果没有蒋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起而救党，并在北伐中果断清党，中国国民党怕早已成为历史的骨董。虽如此，共产主义的幽灵，不仅从此游荡在中国国民党之中；中共的潜藏势力，更从此在国民党中起著分化和瓦解的作用；国民党原来的幼稚病和权力病患者们，亦只要时机一到，便会立即发病，以祸害本党，祸害中国的国民革命。尤其是全面抗战开始，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竟接受了中共的“输诚”即“投降”之后，中共“打进去和拉出来”的挖心战术，亦从此打得更欢和挖得更深。被中共收买和统战的国民党官僚及其子女，更是层出而不穷。在后来的国共两党内战中，中共深入到国民党核心层次，直至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以窃取作战机密的情形，之所以不断发生，无非是中共能够在思想和组织上进行长期渗透所造成（参见下卷第五章）。13

   二、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一九二七年的国民党清党，虽然清了中共，却并没有使中国国民党从此成为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纯洁的党。除掉共产主义的幽灵还在国民党内时有徘徊，中共的暗中渗透仍在继续以外，盖因中国国民党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军事力量以北伐打倒北方军阀，因此，其又在相当程度上，将一些旧军人和旧军事力量的代表人物招进了党内。更有甚者，则是在北伐胜利进军中，一大批投机革命的旧军阀和旧军人，不仅参加了北伐，而且也参加了国民党，军阀冯玉祥率全体参加国民党便是一例。而一大批在北伐成功后被迫归附中华民国的大小军阀，竟也被接纳到了党中。这就使得国民党变得更加芜杂。中国国民党不仅因此而成为一个“统一战线”的党，甚至成了一个“招降纳叛”的党。国民党的革命信念、革命思想、革命目标和革命纲领，在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为这些被招降纳叛者所接受。这不仅使得国中民众困惑不已，而且极易产生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感，同时更为国民党自身的分裂，和党中异己者在内战中对“本党”的倒戈，埋藏下了极大的危机。

   三、中国国民党的内部党争及其恶劣影响

   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国国民党从未有过明显的党争，更没有鲜明的对立派别。但是，自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后，中国国民党党争遂起，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它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互错杂，互相影响。概而言之，一是因联俄容共才造成了党内反俄反共派即“右派”，和奉俄亲共派即“左派”的出现和对立。二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因苏俄顾问、中共与国民党中的亲俄派联手争夺最高权力，遂使国民党党权大部落入苏俄顾问、中共和国民党亲俄派手中。三是北伐之争导致苏俄顾问、中共和党中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排挤、打击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实力派，结果反为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事实力派乘机反击并获胜算，由是才有北伐的胜利出师。四是苏俄与中共唯恐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乃阴谋挑起国民党更大的党争。此举虽然造成国民党宁、汉两个政权分裂的局面，却最终造成了国民党先后一致绝俄清党，由是而有北伐的最后成功和中华民国初步统一的告成。其后，中国国民党在摆脱了苏俄与中共的分裂和破坏以后，其党争又出现了两种新的局面：

   第一种局面是在蒋介石因功勋卓著而成为孙后的新权威以后，国民党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某些“前贤”，他们有的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忘记了党、国的存亡；有的则为了自己昔日的功劳，便绝然地要“前贤不让后贤”；有的仅仅为了一己的权位，竟能接过苏俄顾问与中共的“法宝”，指骂蒋介石是新军阀和独裁者。14 从第一次渡江北伐时的逼蒋下野，到北伐成功、中华民国统一之后的三大军阀叛乱；从大小军阀联合叛乱，到各派反蒋势力联合召开扩大会议，以另立中央和另组国民政府；15 从各派反蒋势力借机召开非常会议到三个国民党“四大”的同时召开 16 ── 上述种种不顾大局、不识大体的行为，实在是极大地减弱了国民党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光彩，更在一般党人和国人面前留下了对国民党认知的困惑。特别是为中共和企图颠覆中华民国的境内外形形色色敌对势力，指责国民党不是一个革命政党，甚至指骂她是一个反革命政党，带来了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