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局面，是在中华民国初步获得统一之后，盖因新旧军阀不论大小都已经参加了国民党，因而，以李、冯、阎为代表的所有大小军阀的叛乱，以及后来出现过的多次小规模反叛，都变成了“国民党的内战”。这不仅使国民党陷于有嘴说不清的窘境，而且使外界，尤其为中共将新旧大小军阀对于中华民国政府的连续叛乱，均指骂成“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找到了顶顶合适的借口。这一指骂乃极其有效地诋毁了国民党作为一个民主革命政党的形象，不仅为她在内战中的失败预留了影响，而且，更使得这一诋毁的效应，延留在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的领域，至今仍为一些不识真相的作家和研究家们所津津乐道。17

   第四、蒋介石在战后外交和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一、从“以德报怨”到“全力返俘”的错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深夜，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中午，蒋介石即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声称“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至高至贵的德性，中国将对日本帝国的八年侵略战争以德报怨”。这个以传统的中国恕道，和西方基督教所谓宽容精神为蓝本的“以德报怨”政策，虽然从亚洲的长远利益和战后亚洲的形势来看，并非没有它积极的意义，但是，若将它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同年九月二日为《日本投降文书》签字所发表的演说相比，我们就能看见两者之间的绝然不同了。杜鲁门说：“我们不会忘记珍珠港。日本军阀的罪恶绝不能涤清，也绝对不会被忘记。如果和在恐怖战争中牺牲的美国男女性命比较，任何胜利都是渺小的。”然而，正是这个“以德报怨”政策的影响，才使得何应钦在外战刚结、内战立起的险峻形势下，竟将遣返日本战俘置放到了头等大事的地位。不仅调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车船，于两个月之内即将日本战俘全部安全送归日本，而且每一个俘虏还奉送大米三十斤，作为临别的安抚。当此国共正在争夺东北的紧接关头，在国共两党的大规模内战已经迫在眉睫、运兵尚嫌十分困难的情形之下，竟如此地来实施“以德报怨”的精神，说轻了，是谓本末倒置；说重了，岂非有讨好之嫌；说白了，如此宽待日俘的国民党，因很快就要被迫应付内战，又将使不知内情的民众产生怎样的联想？更何况我以德报怨，善待日本，战时、特别是战后的日本，又何尝曾以德还德于我呢？七十年代伊始，抢在美国前面与中共建交的是日本；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后，第一个与中共握手言欢的还是日本。日本甚至至今都不愿承认它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所以，因以德报怨而在遣返战俘中所犯下的错失，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负面影响远远超过正面影响的错误决策。

   二、甘奉“弱国外交”的严重错失

   如前所说，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曾将中华民国对东北的主权悄悄地当作“礼物”送给了斯大林。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获悉了《雅尔塔密约》部分内容的蒋介石曾立即电令在旧金山的宋子文拜诣杜鲁门总统，反对《雅尔塔密约》中有关“租借”的措辞。是年六月十五日，当赫尔利大使送来《雅尔塔密约》的全文时，蒋已深感“此约将使亚洲永无宁日”，更意识到“斯大林获东北权益后必对于中华民国造成极大的威胁”。但是，仅仅为了顺从美国的意见，蒋竟于是年六月至八月，两次派宋子文与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并终于在八月十四日、即美国已经对广岛和长琦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夜，与苏联签下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无疑又是一个严重的错失。因为，一是日本强占东北和苏联进占东北，在我国同为对东北主权的丧失。因此，被迫同意罗斯福的叛卖而与斯大林签约，其结果不过是“撵走了老虎又迎来了狼”而已。二是当时日本成为战败国，已是定数，败军之师关东军无论如何强悍，也只能是“强弩之末而不能穿鲁缟”了。即便想负隅顽抗，在其国家已经投降并已经被美国控制以后，其动荡的军心亦不容其不降。所以，推迟对关东军的受降，既能外挡苏俄，又能内抵中共，岂非以逸待劳？换言之，宁肯让败国之军暂驻东北，亦比让刚刚在西线战场上打赢了德国的苏俄骄兵占领东北为强。因为前者侵略心理已经崩溃，后者却因战争的胜利而野心正炽。斯大林之所以一直延迟到日本宣布投降的八月八日夜、即迟至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以后才正式对日宣战，也就是在等待著关东军整个心理防线的崩溃。而关东军之所以两日之内即被苏联军队摧枯拉朽似地“打败”，皆因败国败军不堪一战而已，绝非中共向中国大陆人民所吹嘘的那样。三是苏军对东北的占领必有助于中共发动内战。然而，时至八月八日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仍然委曲求全地希望能够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结果无非是为苏联出兵东北、占领东北、掠夺和破坏东北资源，特别是支持中共发动内战，送去了一个“合法而又合时”的借口。更何况斯大林早就在谈判中明言“条约是靠不住的”呢 ！18 历史的事实是，苏联军队在占领我国东北以后亟欲长期侵占和大肆掠夺的罪行，特别是它将中共秘密放进东北和把东北让给中共的做法，实将它要继续颠覆中华民国、并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罪行昭然而若揭（详见下卷第五章）。

   也许，在罗斯福已经秘密将中国出卖之后，企图阻止苏联以对日宣战为借口乘机出兵我国东北，是当时的中国所阻拦不住的。但是，如果中华民国拒不与其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对我国东北的出兵，就属于不合法，世界舆情就会指苏联为侵略。此尤罢了。如果蒋介石先生在五月已确知《雅尔塔密约》部分内容后，就能对苏联出兵东北可能产生的后果周详考虑，更在六月赫尔利送来《密约》之后，一方面公开抗议美国出卖中国主权予苏俄，一方面绝对不承认《雅尔塔密约》，一方面则因预计到苏联占领东北后，一定会帮助中共出关占领东北，因而在策略上采取一边与苏联谈判以拖延时间，一边积极谋划于苏联强行出兵东北之前，先在军事上完成切断中共北进关外的部署，以造成未来“关内打狗”、即“关门打狗”的局面，则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胜负，亦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或起码不至于输得那么惨。如是而论，虽然都是事后诸葛亮的聪明，或仅仅是“非亲临其境者”的妄论，但是，无论如何，本“弱国外交”之委曲求全的心理，而受制于人，或被迫于人，其败北的成数自然便会大得多。这也是古今战事的一个普遍道理。孙子所谓“怒而挠之，卑而骄之，未战而庙其胜算，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便是这个道理。况我之卑，必助敌之骄；我之庙算不胜，则必助敌庙算之胜。实非妄言也。

   三、“美国梦”的幻灭

   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感激美国，追随美国，依赖美国，始终受制于美国和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一个悲剧结局。中华民国之所以如是，一方面固为二战结盟所使然，一方面亦为中华民国的民主国体所决定，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曾得到过美国的支持和援助。

   但是，中华民国在对美国关系上的第一个错失，是认美国是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将，却忘记了美国对内虽拥有一个最为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对外却是一个为了自身国家利益，而能够不惜背弃和牺牲盟友的“列强之一”。忘记了在战争中，中国和美国是互有支持，即：你虽支持了我的对日抗战，我也支持了你的对日太平洋战争。更忘记了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才造成了美国对我国的需要和美国对我国的援助。否则就不能解释，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还在将炼好的石油和钢铁运送给日本打中国。因此，任何高于自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知遇之心和报偿之想，都只能使自己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遭受极大的损害。中华民国政府正是在这个至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原则上，犯下了严重的错失。

   中华民国政府对美国关系上的第二个错失，是她对美国认识的偏差，才造成了对美国的过多依赖，即在相当程度上，因夸大了美国处理世界事务的能力和智慧，从而为自己的失败制造了不应有的前因与后果。近百年来，美国在对东方国家的关系上，正是因为在政治、思想、文化、语言上的种种隔阂和障碍，加上自以为老大先进，又无应有的虚心，因而，才由其对东方国家、民族认识的浅薄和无知，而迭出错误的东方政策。就其对中国的关系而言，正是美国对辛亥之后的中国缺乏正确的认知，所以，它才会在前期与其他列强一起，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艰难进程横加干扰；在后期，又对中共的所谓革命抱有浪漫式的同情，却对在内忧与外患交相煎迫之下，仍然坚持民主进步的中华民国政权和中国国民党，抱著不应有的反感心态。甚至错误地认为中共才是民主力量，而国民党却反而具有封建性质（费正清语）。特别是当中国内战已成显局，苏俄正在千方百计地支持中共打内战之时，美国不仅断绝了对于中华民国的援助，却声称“对中华民国统一中国的内战，不可鼓励，也不可在任何方式下予以帮助，以组成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19 这就不仅令人有背信弃义的感觉，而且令人有反脸无情之恨了。何况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华民国的叛卖，乃是中华民国在内战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何况一九四一年之后，中华民国明明有无数的机会足以置中共以死命，却都是因为“美国不同意”而坐失良机。20 但是国共内战开始前后，中华民国政府却处处仰仗美国，不仅请求美国大使赫尔利赴延安为国共调停，而且在内战被迫开打之后又屡屡请美国帮助实现停战，直至造成中华民国的国内政治与国内战争竟需要以美国的意见为意见。可惜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处处唯美国意见是从，却失败了；可叹的是，中共却根本不听美国那一套，甚至公然发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却胜利了（参见下卷第五章）。

   中华民国政府终于失去了大陆，美国也失去了中华民国这个亚州最重要的盟友。直至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又在中共专制统治极其残暴黑暗的文革时期亲赴北京，亲谒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专制独裁者毛泽东。美国随后竟与台湾断交，甚至将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已经实现了民主和繁荣的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直至今日，美国仍在为了它和中共的共同利益，而一再地打压民主繁荣的中华民国台湾。矗不知历史的教训何时才能够被记取。

   在中国大陆，指战后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是因腐败而失败，既是胜利者中共的刻意宣传，亦为毫无言论自由的中国大陆民众所接受。因为腐败召人痛恨，因腐败而亡国就更是咎由自取。只是今日的中国大陆人民，不仅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战后腐败的来由和性质乃与中共完全不同，而且认识到，国民党“非因腐败而失败”。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自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后才腐败起来的中国国民党政权，既然短短几年的腐败就能够导致它的失败，那么，不仅在程度上，尤其在时间上，其腐败和腐烂只能使国民党政权望洋兴叹的中共政权，却为何至今仍不见其亡党亡国，甚至一再为海外的某些华人学者们所美言、所亲近呢？21 因此，指国民党因腐败而失败，诚不足信。此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