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转变过程中，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因“求仕进”的孽根未除，因而，他们才明为要民主，实为求官做。如若做成了官，便不再骂政府不民主；如若做不成官，便要骂政府是专制和独裁。罗隆基、章伯均之流便是这一派的典型。因此，他们的民主，是要打折扣的；他们心里的民主，无非成了要由他们来“作主”的代名词。由是，他们才会对民主和专制缺少真正的是非之心，也就极容易为中华民国在政治上的敌人所拉拢、所利用、所操纵。罗隆基为做官而退出民社党，并不再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又因未做成官，而立即在政协会议上帮中共横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事实，实在是这样一些所谓民主派知识分子灵魂的活生生写照。至于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内战时期，战争形势利于中共时，就喊“延期召开国大”，战争形势不利于中共时，就喊“和谈”的所谓民主派人士史良等，在实际上早已成为披著民主人士外衣的共产党了。

   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于中国由专制向民主之艰难反复的过渡进程中，由于自身亦处在转变期和分化期，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享受了太多的自由和民主时，非但不知珍惜，甚至反对、谩骂给了他们种种骂政府、骂执政党和骂领袖自由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而当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已经完全丧失了上述种种自由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仅一去做人的尊严，甚至甘当专制统治的奴才和帮凶。因早已与毛泽东暗通款曲，并为了与中共演双簧、“要民主”而天天骂国民党、骂蒋介石的梁漱溟，“解放”后连一次“发言”的权力都没有争到，便永不再争了，就更不用说骂。一心一意要做官的罗隆基，“解放”后只做了几天的部长便被打为大右派，遂横遭批斗打击而不能善终。“解放”前时时都敢公开辱骂蒋介石是独夫民贼的郭沫若，“解放”后最大的本事，就是一再地将那个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专制魔王毛泽东歌颂成了他和全中国直至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24 至于一生为国民政府所养，晚年乃用著“绍兴师爷”的尖刻文风，天天指骂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先生，日日要追求“下个世纪曙光”、即“共产主义曙光”的鲁迅，则正如文革之后的周扬所为他悲叹的那样：“鲁迅若是死他日”，也只能是“天安门前等杀头。”25

   在二十至四十年代，正是这样一些“民主”派知识分子，他们或已成为共产派知识分子；或暗中早已是共产党；或因怀有过激的民主要求，而成了共产党的统战对象。非但怀共坐大，而且拥共作乱。但是，等到真正的专制和独裁已经复辟时，他们有的仅为全一己之身价而助纣为虐，直至成为一批无耻之徒，即今日中国大陆人民口中的“老贼”，如费孝通、周谷城、史良这一伙至死都仍然要“梳妆作秀”，为中共打扮民主的“民主人士”们。这里面固然有时代的重大原因，共产主义思潮的侵扰与欺骗，和处于转变期因思想混乱、时代混乱所造成的个人悲剧，但是，其作为一种弱点、错失和教训，是否也应该使我们新一代知识分子们，能够“悟已往之不谏”，而“知来者之可追”呢？

(第七章 中国民主进程的巨大逆转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