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一如既往地重视和发展教育

   辛亥之后，特别是北伐之后，因为中华民国对教育的长期重视（如本卷第六章所述，包括血溅中华的抗战时期），02 中国现代教育才得以蓬勃发展。迁台之初，中华民国政府虽有“一夕数惊”的外部政治压迫和“承载过重”的内部经济压力，仍然坚持大幅度投资教育，兴办教育。此为中国大陆民众所不能想象。一九四六年，台湾的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一，至一九八八年，因适龄儿童就学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九，故文盲儿几已绝迹。日据时期，日人为对台湾实施奴化教育，特别限制台湾同胞进入普通高中，最多只能进入初级职业学校。但一九八八年高职和高级中学学生数，已占全体中学生数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九九。日据时期台湾人进入大学者极少，并且限读医理工科，文法艺科则不准华人就读。但一九八八年专科学生已达二五六六一零人，大学生已达一九二九三三人，硕士研究生已达一二四二六人，博士生已达二六九五人。出国留学者比比皆是，其云不鲜。近十年来更是有所发展和提高，业已进入全世界高教育水平之列。其在科技、经济和教育方面实为人才济济。华裔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者已有六人，但是，唯于中华民国（五人）、或于境外（一人）所培养的学人才有此荣誉的事实，实在不能不说与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有著绝对的关系。台湾教育的发展，对于近年来民主政治的全面推进，对于所谓技术官员队伍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亦早已为世界所有目共睹。

   第五、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对人民公民权力的保障和发展

   自中华民国创建伊始，人民即开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教育、就业和迁徙等自由。即便是在三十年代前后的训政时期，甚至是在袁、张和北洋军阀假共和、真复辟时期，上述自由亦只有一定范围的限制，因此才可能产生中国现代史上至今仍在遥领风骚的思想文化成就。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在一九四九年后的特殊艰难历史条件下，应该说除掉事关全岛安全、即为防止中共颠覆，才在少数领域进行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外，处于非常时期的台湾人民，不仅拥有居住、迁徙和出国留学、移民的相当自由，而且拥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很大自由。诚如同一位大陆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给予党外政治空间的第二个体现，就是允许非党报刊的存在。“五十年代初，台湾当局虽然制定了《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但实际上党外报刊杂志仍然存在。《自由中国》、《文星杂志》、《大学杂志》及《台湾政论》等刊物的思想笔触，都完全独立于国民党之外。其中最老的《自由中国》于四九年十一月创刊，一向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腐败发出尖锐的批评，甚至敢于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对这一切，国民党政权都予以容忍……七十年代中期之后，查禁报刊的尺度更有相当的放松。一般批评国民党政权和其官员的文章常见于报端。这样就给党外反对势力的存在、汇聚、集结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一九七九年五月，行政院新闻局解除了《停止杂志登记》的禁令。仅一个月后，《美丽岛》、《八十年代》等杂志即行出版，在台湾社会掀起了更大的波涛。办民间报刊，参加地方选举已经成为党外反对势力汇集力量，培养储蓄人才，扩大其能量和影响面的犀利武器。一九八七年国民党政权取消‘戒严令’，彻底开放了党禁、报禁，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篇章。”03 至于后来台湾民营报刊之多，私营出版事业之隆盛，民间报业巨子之举世闻名，就更为幅员辽阔的中国大陆，人才济济的中国大陆，民怨沸腾的中国大陆，所不能和不敢想象了。五十年代，一个年轻的出家女子，竟能在花莲筹办“慈济功德会”，并广收门人，兴旺时，人数竟达上百万之多，收入竟达数亿万之巨，这在绝对不容许人民有任何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中共大陆，无疑只能造成千千万万人人头落地的悲惨结局。然而，在台湾，甚至是发生了“高雄事件”那样的大案，在蒋经国先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指示下，亦只有“军警人员之伤亡，而无人民之被伤害”。04 尤其是近年来由民主政治的全面展开，所带来的政党、社团的蓬勃发展，就更是使得中国大陆人民，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们，产生了无限的羡慕和追求之心。

   一九四九年的蒋介石诚然是那一场大规模内战的失败者，是中华民国政权和中国国民党在大陆遭遇失败的代表人物，更是一九四九年中国那一场历史性悲剧的主角。但是，蒋介石作为曾领导北伐成功的革命领袖，作为曾领导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民族英雄，作为一位始终坚持保卫国家主权与独立，一贯追求和平与统一的中华民国领袖，他虽然不象中外历史上一些幸运的和不幸的英雄们那样，既因其卓越的功勋而获得了纯洁的英名，亦未因其巨大的失败而只能走上亡国甚至是亡命之途。作为一位坚强的民主战士，他固因天性中缺少推行革命专制的残酷力量，而没有象罗伯斯庇尔那样，被阴谋叛变者和阴谋复辟者送上断头台；作为一个曾被一群真正的封建独裁者所指骂的“独裁者”，他因在实际上远远没有做成一个革命的独裁者，亦没有在死后如同克伦威尔那样，被复辟王朝开棺戮尸，或如拿破仑那样被终身囚禁在大西洋的孤岛上；作为一位在中国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历史进程中，既领导了革命的成功、又遭遇了巨大失败的历史人物，他既无拿破仑敢于称帝的革命君主式胆量，因而又保持了他作为一个民主革命家的纯洁性。然而，他的智慧，他的胆略，他的坚定性，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失败者而拥有的坚韧不拔精神，才使他深具一位悲剧英雄的美学意义。而他作为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无疑是他在台湾作为威权总统的魅力之所在。

   诚然，他在那一场内战中遭遇了巨大的失败，然而他却在失败之后，凭著他个人的信念和精神，既能够死处求生，又能够“苦撑发展”，并终于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理想，与他自己一生对于民主建国的追求，实现在台湾岛上。不仅为全岛的人民带去了进步和繁荣，而且使中国大陆的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不仅引导中国大陆人民纠正了“错把复辟当革命”的历史性错失，又为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的万难追求，提供了由历史反思而得来的巨大力量。同时亦为他个人 ── 一个伟大的悲剧式的历史人物，争取到了被再认识、再肯定直至被再推崇的历史条件。今日中国大陆社会所普遍存在和迅速发展著的“恋蒋情结”，固然是因为有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独夫民贼毛泽东做了他的陪衬人，但如若缺少了他自身的历史魅力和历史功绩，则中国大陆人民也就不会在痛苦、并且是深沉的历史反思过程中，予他这个曾被推倒的英雄以再认识、再肯定和再推崇了。

   一九四九年之前，曾被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冠以独裁罪名的蒋介石，唯其是真正的不独裁，唯其没有大胆地进行过充分的训政，即特定历史阶段上的“良性独裁”，才为一九四九年中国民主进程的巨大逆转，埋下了失败的先机。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遗憾。但是，正是这个遗憾，却使他在退守台湾之后，才决心为保卫台湾的政治安定与和平发展，甘冒“独裁”之骂名而不讳。

   然而，他甘冒骂名的“独裁”统治，在形式上既是为保护台湾安宁和推动台湾进步的威权统治；在性质上，则更是为保卫台湾安宁和推动台湾进步的持续训政。具体言之：第一、以其个人的威权在五十年代初一夕数惊的台湾，于宪政体制之内恢复训政，以及他个人的领袖地位。由是而果断地消除了形形色色的叛变阴谋和叛乱事件，保卫了台湾的安宁。再不似在中国大陆那样，对于旧军阀的叛乱和共产党的叛国姑息养奸。

   第二、以其个人的威权于思想、文化领域取缔宣传共产主义的自由，严禁为共产党张目。在言论、出版、教育等各方面，对凡是散布共产革命思想，或借所谓民主思想来鼓吹共产主义思想的种种思想行为，予以明确的限制，以彻底杜绝中共企图制造台湾内乱以一举颠覆的任何可能。

   第三、以其个人的威权来制止对台湾安全与发展有害的种种过激民主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有过激民主要求者的自由直至法办。不再象大陆时期那样一再地姑息和迁就。以使得极少数虽有民主追求精神、更有私欲膨胀、直至有明确输共之心的知识分子，不再拥有蛊惑人心的自由。

   第四、以其个人的威权保证正确方针政策的决行和贯彻。诸如当土地改革遭遇大地主反对时，盖因他的威权坚持，而使之顺利达成；当十大建设横遭物议之时，亦因他的威权坚持而得以拍板定案。

   第五、以其个人威权，在选择他自身的接班人时，面对种种舆论，虽经内心冲突，终能决意“内举不避亲”，以蒋经国续其重任。历史已经证明了他选择的正确。05

   第六，以其个人威权，使台湾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岁月里处变而不惊，循序而发展。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初，当以美国为首者相继与中共建交，甚至言欢，以至台岛飘摇、人心惧祸之时，盖因他的威权，才使得“庄敬而自强，处变而不惊；忍一时之痛，谋经济之独立”的精神贯遍全岛。

   …………

   非知此便不能理解，一九七五年，当他辞世时，岛上人人悲从中来，痛不欲生者比比皆是的原因。自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留下了一个与毛泽东的中国大陆所完全不同的中国台湾，一个已经和正在走向繁荣和昌盛的“三民主义模范省”。

   无庸讳言的是，正是蒋介石和他的威权，才为保证台湾政治安定与和平发展带来了政治上的巨大保险系数。反之如若没有这样一个威权总统，则台湾岂只不会有今日的进步和繁荣，甚至连其存亡也难有定数了。因为连李登辉总统也不能不承认：“今天，我们所缔造的发展成就，是建立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先总统蒋公的保卫台湾，以及经国先生的政经发展基础之上。”（李登辉：《台湾的主张》）笔者亦曾在台湾问过一个反蒋的学人：“如果蒋先生于四九年败守台湾之后，便立即象今日的李登辉先生这样，实现全面的民主政治，则阁下认为台湾的命运又将若何？”这位学者乃不暇思索地对我说：“台湾怕早已被中共‘解放’。”

   必须指出的是，今天，被台湾的某些朋友指责为“白色恐怖”的蒋介石威权统治时代，确有可能存在著少数“受委屈者和被迫害者”，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台湾人民来说，却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威权统治，才使得他们能够走上自由、民主和繁荣的道路，或曰为台湾今天的自由、民主和繁荣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基础。如果谁不是这样地看问题，谁就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和客观主义者。谁如果只是对蒋介石威权统治时代所出现过的缺失和错误，和当时为了台湾的安全与发展而不得不实行的“限制”，充满怨怼和仇恨之心，谁就等于在实际上不承认“安全”在那个时代对于台湾的特别重要性，谁就是根本不承认当时的台湾唯有安全才能发展，谁就是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作专制，什么叫做独裁，什么才叫做“白色恐怖”，谁就更不懂得他们自己所说的“宁静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