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指出的是，良性独裁，在台湾即所谓持续训政，并非是把训政当作目的，而仅仅是要把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的一党训政或一人独裁，只当作建立、保卫和巩固民主秩序和民主制度的手段，并随著民主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民主制度的逐步稳固，而必须逐渐地削弱直至取消之。就理论上而言，它无非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后，面临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和复辟之时，民主力量或新生民主政权所必须采取的革命手段。这才是训政的本质。就历史的发展而言，唯其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存在，才能保证民主秩序得以最后的确认和确立。唯其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不曾存在，则刚刚建立的民主秩序或民主制度，便极有可能有创而覆之的危险。近现代各国凡爆发过民主革命的国家，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足以证明它在理论上的真理性和实践上的重要性。而蒋介石作为一个成功者却遭遇了失败，又作为一个失败者却走向了成功，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他于北伐成功之后，曾为了体现民主，害怕被指为独裁，而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保卫民主的“独裁权力”。在他失败退守台湾之后，盖因他“前事之师，后事不忘”，敏锐地意识到若不实行威权统治或曰良性独裁，便很难不再重蹈失败的复辙。由是他才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威权的独裁统治”，从而保证了台湾的和平与发展，更在中国历史上，首造了“身在边陲，却不仅有能力对夺取了中原的统治者予以持续的对立和抗衡；而且更因其进步与繁荣，而傲然于中原的专制统治者”这样一个史所未有的先例。这在他个人，无疑既是教训，又是经验；既为所失，又为所得。在历史，则因此而发展成为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局面，实在不能等闲而视之。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对于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承继和坚守，和蒋介石以其个人的威权对这一承继和坚守所进行的保证，不仅带来了台湾的政治安定与和平发展，而且推动了民生主义理想在台湾的追求和实现。“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思想，不仅成为失败者 ── 中国国民党人治岛的原则和方向，同时更将“非实行民生主义，难以富国裕民；非实行民权主义，难以民主法治”作为重大失败教训的一种，以激励中国国民党人在台湾励精图治。而励精图治的重心，便是推动民生主义在台湾的发展和实现。

   如前所说，是中华民国固有的自由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才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而土地改革的全面成功，又为其“发展农业、培养工业”的方针，带来了可行的社会基础。同时，迁台之初，为稳定经济而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如改革金融管理，改革财政税制，实施货币改制，整顿公营事业，实施单一汇率，有效运用利率，抑制通货膨胀，恢复和开创各项生产事业等等，则使因战乱和“涌台”所造成的经济恐慌景象，得以抚平。此后，政府不仅设立一系列经济建设的综合机构，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来制定经建计划，以推动和实现经济的发展，而且抓住历史机遇以求经济的高速发展。韩战固然有助于台湾人心的安定，六十年代世界经济萧条则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越战又为台湾中小工业的发展制造了契机。之后，十大建设既为台湾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历史性发展的基础；嗣后进行的二十二项大规模经济建设，又在交通、能源、造船、制钢等重工业发展上建立了雄厚基石。并从此迈向已开发国家行列。五十年代初期对于教育的极大重视，不仅迅速地提高了教育水准，更为经济发展造就了人才；对外贸易的迅疾扩张，则使全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八十年代英国著名的《欧元》杂志，在它对世界作第五次经济评估时，已将台湾经济对内对外表现评列为世界第六位，就发展中国家而论，则为第一。埃及作家德特亦在“台湾能，为何埃及不能”一文中说：“如果日本经济发展是奇迹，台湾就更了不起。”美国专家顾柏克则在《中国现代：两个中国的比较》一书中说：“台湾没有马歇尔计划协助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开发，但台湾却成长快速，现已成为美国第五大贸易伙伴。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六，社会并能做到均富，私人企业繁盛，中产阶级正快速兴起。”美国史丹佛研究所发言人迪西纳于一九八六年曾对美国议员和专家们说：“台湾的成就，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合理的策略，勤奋的工作和耐心所至。”

   台湾 ── 一九五三年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仅有三亿二千万美圆，一九八八年则增为一万一千零二百四十一亿美圆，三十六年间增加了三百四十四倍，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之一。

   台湾 ── 一九四九年人均收入尚不如中国大陆，一九五零年代人均收入还在一百美圆以下，一九六七年亦只有二百四十九美圆，但自一九六八年起即已快速增加，至一九九零年已达人均八千美圆的纪录，四十一年间增加八百倍，超过大陆数十倍之巨。

   台湾 ── 一九五零年代，外汇存底尚不能进入世界排行榜，至一九八六年，外汇存底已达世界第二位。

   台湾 ── 以其居于世界第二的人口密度（第一为孟加拉国），在数十年间的经济发展成就，将中共专制复辟统治之下的中国大陆，远远地抛到了后面。这里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有的只是“社会制度不同所带来的巨大、而且是本质的差异”。台湾的经验显然有力地证明了：没有一个基本的民主政治体制，和由这个民主政治体制所决定的自由经济形态，其现代经济的真正发展，迟早都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和假话。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曾一再地向中国大陆人民“解释”说，台湾人民今天的好日子，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从大陆卷走了二百万两黄金所致，和“美帝国主义”曾给了台湾以极大的支持。前者诚属可笑，因为大陆地下埋藏著的黄金，又岂止二百万两；更何况中国向有一句古话，叫做“坐吃山空”呢。至于后者，如果“美帝国主义”当真能够对“国民党反动派”予以极大的支持，大约“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陆江山也就不见得会失去了。况且台湾根本就没有马歇尔计划协助其在二次大战后的开发。因此，直言之，台湾如若不能自强以度艰难，如若没有前文所说的那一张“政治底牌”，如若没有韩战的爆发而使美国又有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则美国的所谓支持，只怕仍旧是“千呼万唤难来台”了。

   随著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理想的实现，台湾又全面地推开了政治民主化进程。鉴于台湾人民对于自身信念的持续增强，和参预社会政治愿望的不断增强，随著增选、补选中央政府和民意机构、保证言论自由和反对派政治合法化等一系列民主改革的次第实现，八十年代后，中华民国政府决定宣布“解严”，决策开放大陆探亲，全面放开舆论，给予人民出版、集会、结社及组党的完全自由，并终于从五十年代初全体人民直接选举县、市长，走向了全民直接选举省长，特别是在中共飞弹威胁下，坚持全民直接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并获得了举世赞叹的成功。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乃以此作为训政的全面及彻底结束和宪政的全面及辉煌开始。由是，辛亥革命的民主政治目标已经达成，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想终于实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终于在中华民国台湾得以确认和确立。如果没有中共的武力颠覆，专制复辟在台湾已经永无可能实现。以辛亥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中国自近代开始的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终于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地区 ── 台湾，首先走向了最后的成功，从而为实现中国的民主统一，而不是专制一统，打开了现实的通途，带来了历史的希望。

   今日，虽然台湾在其民主政治的全面拓展与迅速实现中还存在著、并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甚至出现了台独的倾向，但是，前者固因民主制度的确认和确立，而完全可以将之视为历史遗留的问题和前进中产生的问题，而期望在民主政治的体制内，用改革或改良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后者，说到底，无非是对于中共大陆专制政权的一种挑战式逃避而已。并且，即便它另有图谋和另有企求，它亦一定会随著中国大陆人民推倒专制政治、建设民主政治的实现，以及中华民国国统在全中国的重续，中华民国法统在全中国的重建，而成为一个过时的“政治误区”。诚然，这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政治误区，但又是一个必须引导和一定能够得以解决的政治误区。历史的发展将会证明，在这个世界上将只会存在著一个包括台湾在内的、统一而且是民主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一百年来，东方强国为其侵略的野心，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分裂而不是统一；西方列强为了一己的利益，同样希望中国不是统一而是分裂。近百年来，中国在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中，因民主和专制反复较量的历程，又一再地造成了中国的分裂与分治，诚所谓“专制仆而统一成，民主败而分裂生”。然而，随著全中国的民主过渡必然要走向它最后的成功；随著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特别是中共在革命名义下的全方位专制复辟，一定要走向败亡；随著中国大陆人民对于历史的持久反思和深入反思，必将使他们重新认定新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中国的民主统一不仅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够实现。一个由孙中山先生所亲手缔造的，由蒋介石先生曾坚定捍卫过的，并必将为台海两岸人民所共同建设起来的民主、统一、强大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将一定会治愈它自身的创伤和裂痕，带著它古老的文明和文化，和今日的进取与进步，屹立在这个世界之上，为促进这个世界更新一轮的进步和繁荣而尽心尽力。

   作者愿为台湾人民五十年来因“坚守民主国体、致力民生发展”而得以“全面推进民主、实现还政于民”的伟大成功，予以最为深沉的祝福。

   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内战中的失败，招致了中国国民党数十年护国护法的惨痛失败和最大失败。但是，一九四九年后，由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在台湾坚守国统、法统，并致力民生发展的结果，却最终地带来了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理想在中华民国台湾的实现。

   应该说，除掉台湾人民于半个世纪以来的艰难奋斗之外，盖因蒋介石先生能够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才奠定了台湾和平发展的基石；亦因蒋经国先生对经济建设的倾心推动和对民主政治的有心推进，才把台湾推向了经济全面繁荣和民主政治迅速发展的境界；同样，也正是李登辉总统的努力，才推开了台湾全面民主化的历史性进程，在台湾完成了向民主的全面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