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后，共产国际在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四周年发出的呼吁书中曾称：“侵占满州 ── 这不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战争，这是对中国劳苦群众、对中国革命的战争，这也是对我们的战争。”从而进一步号召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由是，中共乃假托日本侵略我国的目的是为了侵略他们“工人阶级的祖国 ── 苏联”，而加紧了武装叛乱的步伐。此后，中华民国与苏联虽然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间谈判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已经互派了大使，但是，在此期间和在此之后，苏俄仍然在指挥中共继续叛国，直至指挥中共制造“两个中国”。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国际仍希望中共“通过革命战争来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全国政权”。17 由是，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就继续向中共提出了“发展苏区与红军”和“推翻国民党”等六大任务。

   一九三三年九月，共产国际又派出军事顾问李德抵瑞金，任中共“苏维埃国”军事顾问，控制红军指挥权，与在莫斯科的王明遥相呼应，坚持命令并指挥中共继续武装叛国。

   此时，虽然日本帝国的侵略日渐扩张，中华民族的危难日趋深入，但据中共党史专家“揭露”说，唯“共产国际认为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形势很好，称这个时期为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共产国际所指的“武装干涉”，自然是中华民国政府军对叛乱和叛国者的围剿，而非日本帝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

   于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产国际通讯》发表米夫“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一文，称：“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同时用各种文字精装出版毛泽东鼓吹“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和只有煽动农民造反、建立苏维埃政权、坚持武装割据才能颠覆中华民国”的小册子（参见下文）。苏俄欲假手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愿望，显然一时难收。

   第三、苏俄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

   应该说，中共自建党以来就将苏俄的任何指令当作圣旨，即令有想不通之时，最后也都是按照苏俄的命令办，即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九二七年之后，已经被国民党清除出了国民革命阵营的中共，就更是以苏俄为依赖，样样以服从俄命为天职，直至不惜以叛国为效忠。诚如中共一位党史专家所言：“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共六大（一九二八年六月于莫斯科召开）所通过的党章极其强调共产国际集中领导，极其强调对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极其强调服从共产国际。”19 如前所述，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曾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党章另有十二处规定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所以，一旦中共叛乱叛国失败，就一定是中共没有坚决执行苏俄的命令和指挥，罪过只能在中共，绝不允许诿于苏俄或共产国际。再则，尽管中共对苏俄的命令和指挥已经照办执行，但稍有不足或稍有逾越，或者仅仅是自产自销了一些土政策，苏俄亦绝不容许。其最为典型的表现，便是苏俄在中共党内“倒李扶王”事件的发生。

   在中共的党史上有一次著名的路线斗争，即第一次路线斗争，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王明路线同立三路线之间的残酷斗争。但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却说，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都是左倾路线，都来源于苏俄共产国际的理论和路线。他们说：“共产国际理论和路线的重要影响，是立三路线形成的一个直接原因；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是立三路线制定武装暴动战略总方针的理论根据；把俄国武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是形成立三路线城市中心论的主要缘由；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反布哈林的错误斗争是造成立三路线大反右倾的重要因素。立三路线从整体上来看，来源于共产国际。”20 并且，“无论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还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长期指导下发生的，他们的左倾路线从根本上说也都是来源于共产国际……”。只不过“王明的特点是洋教条，完全不折不扣地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而李立三则搞了不少土政策，别出心裁地制定冒险主义暴动计划，成立总行动委员会等等。……虽然王明在某些左倾冒险做法上有所收敛，但在实质上比立三路线更左。用王明的眼光来看立三路线的错误，自然也就要得出立三路线是右倾的结论”。21

   但是，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也过于地轻描淡写了一点。苏俄之所以要掉马换将，打击李立三，扶植王明，其根本原因，一是李立三在一省或几省发动叛乱和叛国的行动失败了，共产国际必须诿罪于李而不能自张其罪；二是李立三未经共产国际批准，就擅自通过了他的叛乱和叛国计划，并敢对共产国际称大和闹独立，所以共产国际才深感权威发生动摇；22 三是李立三为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成功而设计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计划，居然就敢将苏联拖进危险的境地，23 这自然使得一切都必须服从苏联和听命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无法容忍和不敢容忍。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苏俄必须在中共党内扶植一个绝对恭顺的奴才。于是，彼时“不要祖国和没有祖国”的王明，便扶摇直上了。

   王明之所以能够被苏俄相中的自身条件，一是他在苏俄时就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弟子和红人，曾参预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对苏共的“大清洗”，甚至利用大清洗打击和打倒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内的异己力量；二是在中东路事件发生，苏俄大举入侵我国时，王明居然能够一口气写出十二篇文章，鼓吹“中共必须武装起来保卫苏联”，并把反对“武装保卫苏联”的陈独秀骂得狗血喷头，其忠于苏俄和叛变祖国的积极表现，从此获得了苏俄的欢心；三是卖命反对立三路线，狠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24 提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口号，以明确反对“立三路线”，鲜明地拥护“国际路线”，从而既为共产国际命令和指挥中共叛乱、叛国的失败作了辩护，又在推倒了立三路线之后，能够更加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总此三条，终于促使共产国际派米夫来中国强行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强行扶王明上台，使一个在中共党内名不见经传的学生娃，竟成为中共一党的领袖，从而保证了中共对苏俄和共产国际命令的绝对执行，保证了中共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将叛乱和叛国推向一个又一个新高潮。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论，“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决议，充分地表达了米夫、王明等人的观点，认为只要举起‘两条路线’斗争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鞭子，就可以把国际路线贯彻到苏区和红军中去，实行王明左倾错误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25 新沙皇俄国及其工具共产国际，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实在要比老沙皇远远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这个长达十年的时期内，苏俄命令并指挥下的中共叛乱叛国有三个阶段：即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武装叛乱阶段，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八月的武装叛国阶段，与一九三四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制定假抗日真图存阴谋策略的阶段。

   第一、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中共武装叛乱

   本阶段中共武装叛乱的特征及手段，是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认宗苏俄、背叛祖国”的城乡俄属苏维埃政权。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为转变中国革命，首先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招回了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并不指定新的总书记或临时负责人，所以，在紧急时期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继之而来的罗明拉兹，就取得了更高的决策地位。罗明拉兹被授予全权“纠正过去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同时，“共产国际考虑以瞿秋白代替陈独秀……因为瞿秋白同意按共产国际方针实行中国革命的政策转变”。 26

   由是，在罗明拉兹的决策和指挥下，中共掀起了武装叛乱的第一个浪潮，即发动“八一南昌暴动”。罗明拉兹和新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这次武装叛变。是时，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共产党掌握的武装有：隶属于国民革命军张发奎的叶挺第二十四师，由原叶挺独立团改编的周士第第七十三团，贺龙的第二十军，卢德铭掌握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部，和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大队，以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部分学员。27 叛乱发起后，乃推出宋庆龄、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人组成主席团，并仍盗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由贺龙任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参谋长，号称下辖三个军，总兵力三万人。但是，不数日，只因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发兵平叛追剿，叛军乃逃出南昌，逃至广东，兵败潮、汕。嗣后，千余残部乃迂回逃窜，于翌年四月由朱德、陈毅带至井冈山落草，为毛泽东所接纳。

   中共武装叛乱的第二个浪潮是在八七会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所主持的中共八七会议，决策了中共叛乱的三大政策，或曰三大手段、即武装暴动、发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于是，该次会议首先批判了前中共中央“不敢发动武装暴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指责了大革命时期的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著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著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武装队”，因此，号召要“造成真正的革命的工农武装队”，以实行武装叛乱。28 其次，因土地革命是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给中国革命提出来的路线和任务，所以，本次会议不仅确立了土地革命的方针，而且，据中共党史专家称：“自罗明拉兹来华后，土地革命变得异常激进，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派赴各省组织农民暴动，土地革命真正变成了全党的革命行动。”29 八月九日，由于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了“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指示，于是，九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的决议”。决议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是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该成立苏维埃”。同时指出“苏维埃组织应当首先在广州、长沙这些确实取得胜利的关键地方建立”。嗣后，“只是因为攻打长沙没有进展，所以没有提出苏维埃，而广州暴动的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