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本章第一节所说，中东路事件爆发之际，苏联侵略者不仅对我国大打出手，而且侵略并占领了我国东北的大片领土，只因我国政府受制于国内的残余军阀叛乱和中共武装叛国，而不能战胜它的侵略，才使它达到了要继续强占我国主权的目的。虽然祖国的失败已经若此，中共却非但不收敛它“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方针，却在这一叛国的旗号之下，将武装叛乱推向了顶峰阶段。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当李立三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中共江苏省“二大”第九次会议上发表演说时，即称： “反对进攻苏联和保卫苏联的任务，中央已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据中共史家称，这次会议的决议就是“武装保卫苏联”。43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第六十号通告的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该通告指出：“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目前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将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的残酷的阶级战争，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大爆发。”由是，中共党史专家才会坦白地说道：“中共乃由此在中国安排发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制定红军的策略。”44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即“接受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紧接著，中共又发出了“中央通告七十号”，号召全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还说“这是目前总的路线”，是“最积极进攻的路线”，是“集中进攻的中心策略”。

   一九三零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和《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大会认为，当前，中国统治阶级在“崩溃”，革命高潮即将来临，要迅速准备武装力量，与帝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在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声称：“在革命的具体发展、伟大革命高潮已经接近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对此中共党史专家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提出了全国武装暴动计划，即城市工人暴动和农村红军进攻相配合的夺取一省几省胜利的计划。”45 同时，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武装暴动计划主要有：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武昌和长沙，红二军团和红一军团出兵汉阳、汉口，红十军团进攻九江，红七军团挺进柳州，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时又要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举行总罢工、总起义，以造成全国革命高潮。”46

   中共中央所发动的各大城市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计划，均因为行不通而失败。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于七月二十七日突袭长沙，并于七月二十八日建立了以李立三为主席的长沙苏维埃政府。八月五日失败后，八月三十一日复又攻陷长沙，九月二日再次败退长沙。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红二军团由一万五、六千人减少到三千人，缩编为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撤往鄂西山中。广西红七军北上后丧失了右江根据地，部队由六千人减少到二千人，最后进入中央根据地。红十军由两万人减少到三千人，由九江外围退回到赣东北根据地。”47 中共第一阶段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计划，虽乘新旧残余军阀的大规模军事叛变而起，但随著中华民国政府军平叛的全面胜利，亦以全面失败为告终。

   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二阶段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后，日本阴谋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东北人民自组义勇军以抗日，中华民国政府曾明有十九路军、暗有第五军血战淞沪的壮举（参见上卷第六章），政府军在长城沿线对日本的顽强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轻易南下和西进。全国人民呼唤抗日救国的悲情壮歌更是波澜国中。当此国难当头之时，中共非但对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不愿与闻，相反，却乘国难而发难，一意坚持和扩大武装叛国。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乘机扩大武装叛乱。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天，中华民国政府军乃不得不停止围剿，蒋介石本人亦不得不于第二天离开江西前线。由是，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胜利”，中共临时中央竟立即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决议案”，于九月二十日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认定中间派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断定当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组织工人罢工”的计划。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二个任务，则是乘机建立附庸苏俄的“国中之国”，以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苏联的国庆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即在苏俄发表“中国的革命斗争”一文，称：“中国正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一事实本身便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因为当此日本人占领满州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了一个新的革命的中国存在！”48 一九三二年春，即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国政府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赢得了第一次淞沪抗战的胜利时，中共领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一书中，称：“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著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49 中共现代史教材甚至“揭露”说，“一二八”之后，正当我国军民在淞沪抗战前线用血肉捍卫自己的祖国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对十九路军抗战也采取了错误的策略，搞要兵不要官的‘下层统一战线’，号召士兵‘立刻组织兵士委员会’，号召‘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一领导，把领导权拿到自己手里’”。50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实行武装叛国的第三个任务就是利用日本对我国的侵略，一边扩大武装叛乱，一边反扑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围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华民国政府军被迫停止了第三次围剿。此后，直至一九三三年春，中共的武装叛国便获得了一次很大发展。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之间的‘白点’完全消失，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人口三百万。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鄂豫皖苏区和红军获得猛烈发展。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寰州、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万，拥有五个县城，建立了迄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主力部队已达伍万人。”一九三一年十月，移驻湘鄂边的红三军重回洪湖，至一九三二年春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51

   一九三三年春，正在进行第四次围剿的中华民国政府军，又因长城抗战爆发而被调防长城沿线。中共的武装叛国又得到了一次大发展。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地域更加扩大，已经跨湘赣闽粤四省，并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闽浙赣区的红十军扩大为红七军团，南下归红一方面军指挥。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二十万人。这时是中央苏区全盛时期。”“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同时，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界，开辟了川陕苏区。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陕苏区发展到东西五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总面积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余万的广大区域。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四十五个团，共八万余人……这是川陕苏区的极盛时期。”“在陕北……九一八事变后，在河北阜平起义的红二十四军转战入陕（按：不是抗日），与谢、刘（谢子长、刘志丹）的游击队会合……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在一九三三年内，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达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52

   这一切，无非证明，正是日本帝国对我国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的全盛期。为了在祖国遭受侵略的日子里武装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苏联，为乘国难当头以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并篡立起一个“俄属苏维埃中国”，中共唯以制造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为己任，虽然自称数十万人马，却非但没有派过一兵一卒以东进上海抗日，以北上长城抗日，以远征东三省抗日，甚至连抗日的口号亦不曾喊过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便必定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而已。而武装保卫苏联的行动，就是受俄命而在国难当头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中共的叛国本质和叛国行径，也就无须再作其他任何的证明了。

   最后，仍必须指出的是，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这十年间，不论是中共所称的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还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按照苏俄的命令与指挥，旨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一心颠覆中华民国和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目标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于他们的内部斗争和互相否定，不过是这个史无前例的叛乱叛国集团的内斗和内讧，或曰苏俄统治集团内斗和内讧在他们当中的表现罢了。充其量他们也只是在比较谁更忠诚于苏俄，谁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上面更有成绩，谁的思想和路线更能够达成叛乱和叛国的目标罢了。就象某个盗窃集团的一群首领们，既要在盗窃前为谁的盗窃办法最好而发生争论，又要在盗窃后为偷盗的失败或分赃的多寡而互相指责一样，不仅没有是非可言，即便有，那也只是这个盗窃集团内部的是和非而已。而当我们只需就这个盗窃集团对社会所产生的危害进行揭露、指控和清除，而非对盗窃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分别予以“量刑”时，他们内部的是还是非，又与我们何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