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毛泽东不仅将农民当成实现中国共产革命的主力军，而且，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把“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与中国农民“均贫贱、等富贵，人人都能大碗喝酒、个个都能大块吃肉”的传统大同思想结合起来，在中国共产革命于城市遭遇全面失败的危局之下，为中共找到了一面较之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更为“科学”、更为现代、亦更能打动人心的思想旗帜，使得煽动农民造反从此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主流和主体，更为其后毛泽东在抗战中为实现他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卖国路线，以准备嗣后那一场抢天下的内战，而一再声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中国共产党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由于中国共产革命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中国共产党也就迅速地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

   一、中共在构成上迅速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有统计表明，一九二六年底，在中共约伍万余党员中，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六，知识分子、主要是小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二十二，农民仅占百分之五。但是到了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江西“苏区”时，中共虽在人数上已达十万之多，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七已经是农民。59 中国共产党在构成上的这一重大变化，无疑已经使它蜕变成了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即农民党。

   二、中共在性质上蜕变为一个以现代政党为形式、封建会党为本质的农民造反党。中共虽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但因毛泽东认为“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由是，那些在辛亥前后的乱世中所滋蔓成长起来的农村造反者们，特别是一些绿林好汉、土匪强盗，以及由他们结党而形成的封建会党，即一再为中共所吹嘘的“被改编和被改造成了革命军人和革命军队者”，才真正地成了中共煽动农村造反的中坚力量。只要翻开中共于大陆建国之后所出版的种种“革命回忆录”，特别是正宗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系列，60 则对于认识中共农民造反大军的这一“主体构成和中坚构成”，无疑会留下极其鲜明的印象。然而，正是中共的这个构成，才造就了它作为一个农民造反党的性质，才决定了它以现代政党为形式、封建会党为本质的政治特质。此后，在中共的“革命历程”中，甚至直到它夺取政权之后，都无时不表现了它的这一政治特质。以至于不论是在哪一条“战线”，中共所依靠和重用的，严格地说，都是流氓无产者，或具有流氓无产者某些性格特征的社会成份。甚至在知识分子、直至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队伍当中，亦非但不能免，而且大有人在。否则由中共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也就没有可能在各个阶层，各条“战线”，都能造成同样残酷无道和灭绝人性的景象了。

   三、中共蜕变为以乡村小知识分子为领袖集团的农民党。由于历代有作为的农民造反领袖，必定有乡村秀才、即地主阶级的不仕子们为其出谋划策，如朱元璋之重用刘伯温，李自成之重用李岩；由于农民造反领袖本身，亦有可能就是乡村中的小知识分子，即地主阶级的不仕子，如黄巢和洪秀全；由于中共的农民革命，虽具有传统农民造反的本质，却要扛现代共产革命的旗号，甚至需要“配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因此，象毛泽东、刘少奇等这样一批虽无真正专业知识，却又绝顶聪明能干，虽失意、失路，却又继承了传统造反精神的乡村小知识分子们，盖因他们在投身共产革命伊始，就在自学和苏俄的阴谋教导之下，既学到了一星半点的马列主义，又学会了不择手段的狂热革命精神，因而才在中国共产革命不得不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之后，自然而然地便成了中共领袖集团的主要成员，直至成为中共农民造反和再造专制新王朝的当然领袖，即“革命皇帝”。毛泽东便是它最为突出的典型。只需稍稍考察一下中共第一、第二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出身构成，就能证明这个认知的正确。三十年代后直至一九四九年前，中共领袖集团的这个构成，不仅从此改变了它从建党之初至一九二七年，都是由极少数知识分子作为其领袖的状况，并且使得党内的极少数真正知识分子，从此成为被打击和排挤的对象，从而保证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并由此而决定了中共农民造反的政治特质。一九四九年后，中共这个以农村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及其各级以乡村小知识分子和城乡无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导层，就更是出于对真正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和变态心理，而在长期内制定了一条“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动方针，以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利用愚昧和落后，更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戕害进步和文明。直至造就了整整几代人蔑视文化、践踏知识的恶劣国风。从而迫害了千千万万的优秀知识分子，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接班人”。

   第一、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共同特征

   一、都拥有一个代表著传统农民最高理想的乌托邦口号。这个口号，就中国传统农民革命而言，便是以“均贫贱、等富贵”为革命目标；就中共农民造反而论，就是以“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为造反理想，亦即被工农化和普及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和共产主义理想精华。”

   二、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一样，不是农民造反英雄结合农村小知识分子以造反，就是农村小知识分子结合农民造反英雄以革命。由是，毛泽东不论在本质上，还是在表现上，都是洪秀全第二。只不过毛泽东从马氏借来的造反理论要比洪氏借来的更现代，更“科学”，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所以他成功的版图才比洪氏更大，统治的时间亦比洪氏更久，在全面归复和发展中国的专制制度上，比洪氏来得更为彻底、更为残酷和更加富有“创造性”。

   三、同具有残酷内讧的一致性。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革命，无有不残酷内讧者，亦无有不内讧到底者。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家农民起义成功者，其在成功后为维护一姓江山而滥杀功臣的行为，其本质仍为“残酷内讧”。中共自江西农村造反起即发展起来的残酷内斗和互相杀戮，61 到毛泽东和张国焘于亡命途中的自相分裂和相互谋夺；从王明为夺取党中最高权力而残酷推行两条路线斗争，到毛泽东为维护农村派小知识分子的绝对领导而发动的恐怖延安整风；从揪出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和彭德怀、黄石诚反党集团，到毛泽东发动文革，揪出和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无数反党集团，直至林彪反党集团和毛妇江清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次第被打倒；应该说，不论是在夺取政权前，还是在夺取政权后，其残酷内讧的屡兴屡起和愈演愈烈，甚至永无休止，只能说是“前无古人和后无来者”。尤为特出的是，中共的残酷内讧，不仅迫害了无数的党人，而且次次殃及池鱼，将无数无辜的百姓牵连其中，直至造成“冤狱遍中华”和“屠戮遍国中”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局面。更以造成八千万无辜者“横死”的“实绩”，证明了中共农民造反及其政权，较之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家农民造反及其政权，在其内讧的残酷性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都具有“嗜杀”的特征。由于传统农民革命皆具有嗜杀的特征，再加上靠嗜杀成功的苏俄，又直接命令并派人指挥中共执行烧杀政策，从此，在革命的名义下嗜杀，既成为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而实行的主要手段，又成为它在夺取政权后为巩固政权 ── 美其名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所采用的残暴统治方式。一九二七年底中共在苏俄直接指挥下的广州武装叛乱，就已经嗜杀无度；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间中共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更已使嗜杀成为革命的代名词。毛泽东曾下令杀死地主的全家，连几岁的小孩亦不许免；周恩来则亲自带人、并亲手杀害顾顺章一家老小九口人，以灭其族。在江西苏区及其它苏区，嗜杀既成为中共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手段，又成为中共制造内讧、清除异己的重要行径。62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向国民会议递交的“剿灭赤匪报告”中即称：──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惨者──厥惟江西和湖南……江西人民被匪残杀者约十八万六千人，难民之阵亡者，约二百十万人；各县被匪焚毁之民房，约十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六万五千万圆。悖米之损失约三千九百万担……湖南匪祸蔓延……计被匪残杀者约七万二千人，房屋被毁者约十二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三万万余圆……凡赤匪蹂躏地区……凡是过去在村庄上有体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过保甲长的人，皆连同亲属被杀害，到处可以看见一个坑里埋著十人，甚至百人。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听从，还有什么办法？”

   大陆中共党史专家文聿先生所著的《中国左祸）一书亦写道：──一座座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一片片焦土，啼号不绝，苍生痛哭深。一群群百姓，无家可归，骨肉流离散。烧，烧，烧……杀，杀，杀……湖北汉川地区农民暴动的指导者，甚至要烧去整个城市，湖北许多整个儿的村庄被烧尽。江苏省的‘暴动须知’也说：‘必须挨家挨户告以暴动的口号……不来者以反革命纪律制裁……’中共湖南特委还在‘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后强迫他们革命’的精神影响下，提出‘焦土政策’，实行‘烧杀政策’，为了企图让敌军进入湖南后无房可住，无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三十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等县城的决定……。”63 在三十年代的中共苏区，在以清除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和托陈取消派为由，而制造的清除异己的内讧中，每每虐杀无数而不知其止。其后，毛泽东在延安为反对王明派而发动的整风运动，其残酷打击，无情斗争，动辄处决，甚至横刀以劈作家王实味的残暴行为，尤令人触目而惊心。在中国的专制历史上唯有农民造反政权才有所谓镇压反革命的政策，而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的数十年间，以镇压反革命为名目和以大搞政治运动为手段的嗜杀，包括逼杀，只能使陈胜、吴广、张角、黄巢、王小波、李顺、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和洪秀全们望洋兴叹，自愧难及。

   五、全面归复专制的思想和文化。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一样，为号召革命，他们总是要以反对专制的思想文化为号召、为标榜。及至夺取政权之后，为了维护专制政权，他们又总是要在“革命”的标签之下，全面复归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藉以重建和强化专制的思想文化统治。特别是在它复辟专制的本相已经暴露之后，或是在它借以统治的西方共产思潮已经破产之际，传统的专制思想和文化，就更会成为他们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以反孔和焚烧孔子典籍起家的洪秀全，在攻入南京之后，即在寝宫内设立孔子牌位，并依儒学而开科取士的目的，便是意在建立和巩固他的新君主统治。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曾否定并要打倒一切传统文化的中共，竟授意、支持到处成立孔学会、孔道会、孔研会和孔酒会，并将它们完全掌控在手，其行径无非与历代专制统治者一样，不过是要维系正在走向末路的专制复辟统治罢了（参见本卷第五、六两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