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全面重建严酷的等级制度。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一样，虽然在号召造反时都要大言“平等与共产”思想，但在夺取政权之后便立即要重新划分等级，重建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以归复专制等级，强化专制统治（参见本卷第五章第五节）。

   第二、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主要区别

   中共农民造反虽然在其手段和特征上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共相一致，但中共毕竟是一个披著现代政党外衣的农民造反党，是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欧洲共产革命的旗号，在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反对中国民主革命、推行共产专制复辟的现代政治集团。因此，它也必然会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传统农民革命造反有所区别。这些重大区别概括起来便是：

   一、中共农民造反思想的“现代化与科学化”。中国共产党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接过了一整套“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才将中国传统农民的革命思想“科学化和现代化”了。由是，才既能以共产革命的名义迷惑人民，又能以共产革命的名义统治人民，更能以共产革命的名义镇压人民。

   二、中共农民造反更富有欺骗性、严密性和残酷性。中共因具有一个现代政党的外在形式，尤其是在苏俄亲自扶植、阴谋教唆和直接指挥下，又被赋予了狂热的共产宗教情绪和顽强的政治集团意识，这就使它较之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一般农民会党，更具有信仰的疯狂性、组织的严密性和纪律的残酷性。这就使它增强了战斗力，扩大了欺骗性，从而为它的成功和成功后的巩固权力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三、中共农民造反具有卖国和叛国的特质。由于中共长期以来是一个在外国颠覆势力蓄意扶植和直接指挥下的叛乱叛国集团，这就使它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造反形成了一个重大的区别。因为农民英雄们大都是乡土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不会甘心做外人之奴才，不会承认“农民阶级没有祖国”，更没有当这个“外国”已经在侵略自己的祖国时，却要武装起来去保卫这个“外国”。朱元璋无疑是反元的民族英雄。李自成亡明后宁肯自己败亡而决不与满清联手，更不会受满清指挥。洪秀全虽借助改造西方的宗教而建立了“拜上帝会”，倡天下大同以造反，却从没有服从过任何一家外国势力的命令和指使，更没有成为欧洲天主教廷的“一个支部”。明末清初的会党亦从未勾结过任何一家外国势力以“反清复明”。义和团起义的口号则是“扶清灭洋”。即便是在现代，孙中山之争取俄援，亦纯粹是为了推动中国的国民革命，反对本国的专制复辟，前提更是说得明明白白，“绝不同意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因此，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亦唯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一场农民造反，才是一场为打天下而心甘情愿地卖国和叛国的“革命”。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它对于苏俄种种指令的鞠躬尽瘁，以及它在苏俄的命令和指挥下，为了忠于苏俄而出卖祖国的一整套理论、口号、行为和实绩，实在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造反者们所没有，亦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所有的叛国者们望洋而兴叹。

   四、中共农民造反是“反民主进步而非反专制统治”。中国历代农民造反革命，虽然其结果都是专制制度的复辟，但是，其起因，则均为反抗剥削、压迫以及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本身。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才具有被同情、甚至被赞扬的一面。但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进程中，所发动的这一场现代农民造反，一是苏俄蓄意颠覆民主中国、再造专制中国的一个恶果，并非中国农民自发的革命；二是它所造反的对象，非但不是历史上的专制王朝、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却是那个在外患内忧之下，正艰难地推进著民主进步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因此，就世界的专制逆流而论，中共乃是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部分；就国内的民主进步而言，中共的“革命”则是对中国民主过渡进程的反扑与破坏。因而，它才非但不是一个前进的革命，而是一个倒退的“革命”；非但不是一个反对专制统治的造反，而是一个反对新生民主政权和崭新共和制度的造反。这便是它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的一个最重大和最主要的区别。

   综上所述，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虽仍为苏俄所支持、所指挥，亦仍然打著共产革命的旗号，标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在本质上，它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一个在境外颠覆势力长期指使下，以共产革命为名义，以现代政党为形式，以传统农民革命方式为手段，以封建会党为本质的农民造反党。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共于中国大陆夺取政权后，在毛泽东推行残酷专制统治的二十六年里，特别是在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及其政权曾以“里通外国”罪，包括制造“苏修特务”罪，迫害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无辜民众，直至它自己的党人。五十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只要家中在海外有人，在台湾有亲，中共即会施以“里通外国”的嫌疑，闲时内部监控，连海外或是台湾来了一封家信，也只能是由单位领导或地方派出所招去看信，看后尚要“存档”，留下证据。有的自然是连看也不给你看。及至运动一来，则公然打击，公开批斗，明火抄家，强迫交代如何“里通外国”，直至无端逮捕判罪，以至无辜遭受迫害而致死者，何止成千上万计。文革当中，遭此迫害者，和遭遇“苏修特务”罪迫害者，就更是难以计数。文革后，虽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遍中国大陆已早成“独尊海外”之景，“独亲台胞”之风，但是，今天，当有人仅仅写了一篇论述民主的文章在海外发表，或仅仅在海外高谈阔论了一番民主，或获得了外国某大学批准的一点讲学金，亦仍然会被中共政权视为“里通外国和颠覆政府”，直至判为“危害国家”的重罪。遁身海外者，可以一时无忧，却成了颠覆分子，有家难归；栖身国内者，就要被内控、监视，直至判决劳教、劳改、坐监牢了，其例举不胜举。然而，如文中所证，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整整二十八年间，中共在苏俄命令与指挥下，不仅持续发动武装叛乱，甚至持续发动武装叛国，特别是当祖国的主权遭遇新沙皇俄国的蹂躏，祖国的领土遭遇新沙皇俄国的大规模入侵之时，中共竟能在新沙皇斯大林的命令下，公然和公开地从反对祖国收回主权，直到决议、决策和决心“武装保卫苏联”，更藉此疯狂地煽动武装叛乱，以与苏俄对自己祖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如是中共倒反而不是“里通外国”？倒反而不是叛变叛国？倒反而拥有了一部“伟大的和光荣的革命历史”？倒反而成了一个专门骂人卖国，专门抓人“里通外国”，专门标榜自己才是“爱国主义者”的党了？

(第二章 中共叛乱、叛国并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